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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上过的六所小学都位于阜成门附近
我上过的私塾就在月坛的东南角
育才小学校园里的利玛窦墓地 今天是六一儿童节，时光斗转，今天的小学与我年少时的已完全不一样。我的整个小学阶段先后经历了国民党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初期。与绝大多数人只上过一所小学不一样，我曾经就读过六所小学，准确地说，应该是五所小学和一所私塾。私塾是我真正的启蒙之地，五所小学校也各不相同，有的建在天主教堂里，有的建在名人墓地旁，有的建在清真寺中，有的建在佛教寺庙内，只有一所是用街道名称命名的。某种程度上，我上过的几所小学变迁的背后，也是北京城历史变迁的缩影。 天主教堂里的小学 此育才小学可不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建在先农坛内的育才学校，而是位于阜成门外马尾沟北侧的天主教大教堂院内。此处即现北京市委党校所在地。向南开的校门是用条石建造的，故而又称为石门小学。这是我就读的第一所小学校，也是就读时间最短的一所，只有一个星期。 1945年秋天，日本投降不久。那年我六岁，到了该上学的年龄。那时，整个阜外地区有四五所正规小学校，育才小学是其中一所。我入学时，书包里放着母亲用线钉的白纸本。我们老师是一位黄发碧眼、高鼻卷须的外国神父，他一身黑衣，胸前挂着十字架，带着我们对着字母挂图学“哇、啊，呃、呃”发音，场面很滑稽。有一次我不禁笑出声儿来，被老师用洋话呲了一顿，接着用中国话罚我到教室后边的院子里去扫树叶子。著名传教士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的墓就在院子里，那时正是“无边落木萧萧下”的季节。大叶杨的叶子不停地往下落，地上已经铺了一层。因为离家远——当时我家住在月坛东夹道中部，每天上学往返得有7里多地。再加上我从小体弱多病身体单薄，大人们说：“得了，孩子还小，别受这份儿洋罪了。”我在那只待了一个星期。离开育才小学，父母为我选择了读私塾。 “坛角周”私塾不嫌贫爱富的高先生 “坛角周”不是这所私塾的名称，而是当地人对位于月坛东南角一周姓人家的称呼。他家有一个北接瓜市营房的大菜园子，就是现在月坛体育场的所在地，人们称为周家菜园子。在周家居住的小院外边，靠近大排子门内侧，农具、牲口棚旁边，有两间灰顶小西屋，这里就是私塾。 这所私塾原本是周家请来先生专教自家子弟的。从这里往北一直到阜外大街，往南到真武庙，除这所私塾以外再也没有其他学校了。经附近居民与周家和教书先生三方协商，便也收外边的孩子了。1946年春夏之交，我家搬到了周家菜园子北边的瓜市营房，我便于1947年春到这所私塾就读了。唯一的老师高鑫先生，便是我的启蒙恩师。 高先生，50多岁，山东人，略微有点儿口音。他不喜欢叫他老师，让人叫他先生。高先生瘦高个儿，小胡子，热天儿一身白布裤褂，冷天一件青布长袍，戴一顶小帽盔（俗称瓜皮帽），总是显得干净利落。对大人不管贫富包括在周家扛活的，总是眼角挂上笑纹，说话从不粗鲁。他很少大声训斥弟子，可是说出话来让你不敢有丝毫的违拗。他对学费不苛求，给多少钱随意，用粮油菜茶烟糖煤柴等代替钱也行，无须月月给。而且，入学、退学灵活。所以，大人们都愿意让孩子来这儿开开蒙。学生多的时候有二三十人，少的时候也有十多个人。大家分别学着《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规》、《名贤集》和《六言杂字》等蒙童小书，和《四书五经》。 先生的起居和教室就在那两间小西屋里，一明一暗，面积相当于现在正规小学教室的四分之三大小。明间儿，身兼先生办公、会客、教书、卧室、厨房、餐厅等职。南墙上一幅旧画，画着老寿星和松鹤鹿蝠。画儿的下边靠墙是小柜橱，上边放着茶壶茶碗煤油灯，火柴烟袋盛烟筒儿。一把旧椅子挤在柜橱与炕之间，先生平时就坐在这里。炉子北边的墙上钉着两个大钉子，分别挂着1根2尺多长的细藤子棍儿和1尺长2寸宽半寸厚的木板儿。不过，一个月也用不了几回。但是，有两回有人受到先生的训诫后对先生搞恶作剧，又没人“自首”。先生在盛怒下打了两次“通堂”——一个不落地每人打三手板儿。我也没能幸免。 两屋中间的柱子上有钉子挂着小木牌，需上厕所者，要把小木牌挂到屋门上的钉子上。里间屋墙上钉的一溜大钉子让学生挂书包。其实，有的学生并没有书包，而只是用一块干净布包着所学的书。读完《三字经》和《百家姓》的学生开始学毛笔字了，因此每天下午得带笔墨纸砚。最初是描红模子。描过两三本之后经先生批准再开始练习拓（即描）字帖。最后再练习临帖。 我们没有黑板，因为高先生是因人制宜地逐个儿地教弟子认字读书。先生根据你念的书的难与易和你的“灵”与“拙”，每次数量不等地教你认读。例如，你读的是《百家姓》，先生教你三遍“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褚魏，蒋沈韩杨。”之后，你就去熟读至能通顺地背下来，再主动地拿着书到先生面前背一遍，这叫“回书”。回完书，先生再继续往下教。先生还要求不管读什么书，都要高声朗读。时间一长，声音就有高有低了，也有含混不清的了。当有人从菜园子土墙外边（即私塾屋后）经过时，听到的不是整齐的琅琅读书声，而是“混声杂唱”，有时更像是一大群牛蜂在“嗡嗡”。 当学生们在摇头晃脑地各自读或背书的时候，先生也在看着一本颜色发黄的线装书。有时看到得意处，头和身体都悠然地摇晃起来，脸上现出少见的笑容。每逢到这时候，学生们就抓紧时机互做鬼脸儿。这一轻松，读书的声音自然就小了。先生听不见读书声音，一声“嗯？”大家赶紧又卖力地大声读起来。 私塾不像正规学校每课时45分钟，中间有课间休息。而是分上、下午。学生需要上厕所，要经先生批准方可出屋。而且，一般情况下不许两个以上的人同时去，头一个人回来，下一个人才能去。勤奋好学的孩子总是快去快回。那些本不爱读书，是被家长“牛不喝水强按头”来的，半天能跑好几趟，好借机会在外边玩儿一会儿。其实在菜园子里也就能捉蜻蜓、逮蝴蝶、逗癞蛤蟆。时间略为长一点儿，先生便派人去查厕所。要是去查的人回来说某某在外边玩儿呢，先生就要动用手板了。要是查厕所的人回来说某某拉肚子了，先生还真着急，能立马儿派人把他送回家去。 有时赶上下雨或大雪天，只有少数几个人来上学，高先生便用香油炸鸡蛋、白面、白糖做成的“小果子”， 犒劳这些弟子。我也赶上过几回。先生怕我不吃，还解释说，我做的这东西干净，回民能吃。先生尽管是位治学严谨的老学究，但是不古板、不守旧。旧时私塾学生入学第一天要先给孔子牌位上香、叩三个头，然后再行拜师礼，也是叩三个头。我们回民不烧香、烧纸、叩头，先生很理解，只让我给他鞠了三个躬。先生还带我们去春游过西直门外的万牲园（动物园旧称之一），使我们大开眼界。不过，那时没有活的狮子、老虎和大象。 我在这里读了总共不到一年的书，从《三字经》念到了《六言杂字》，往下该读《论语》了。家长认为我的计算能力太差，怕将来找不到好工作，便于1948年暑假托人让我进了北驴市口（新中国成立后正式更名为北礼士路）内马尾沟东口的陆公墓小学校。从此，我告别了恩师高先生。 新中国成立后，这所私塾由位于阜外大街南营房的圆广寺小学代管，用上了国家统一规定的教材。1951年暑假后至1953年暑假前，我在该校上高小时还曾多次为高先生转带过工资。前不久，才听童年同窗好友许金富说，高先生的一位弟兄曾是周恩来总理少年时的老师。新中国成立后，高先生曾与周总理取得联系，高先生曾让金富看过周总理赠给他的个人照片。约在50年代中期，高先生在冬天自己出去劈柴失足摔倒而去世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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