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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他对元朝十分感激和怀念，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深深的自责和耿耿于怀。 一天不讨论讨论明朝，就浑身不舒服。 在推翻元朝之际，元顺帝北逃，明军俘虏了元朝皇子一众。大臣们想在南京举行“献俘”仪式，朱元璋却不同意，认为这是这是对前朝的侮辱，“虽古有献俘之礼，不忍加之。” 进军大都，他下令军队不许危害元朝皇亲贵族：“元之宗戚，咸俾保全。” 朱元璋对俘获的元朝贵族予以礼敬封爵，让汉族人继续对他们行礼如仪。 推翻元朝之后，大臣们“捷奏”，批判元君无道，奏章里面有贬低元朝君主的词汇，朱元璋很不满意“元主中国百年，朕与卿等父母皆赖其生养，奈何为此浮薄之言？亟改之。” 朱元璋坚持认为蒙古人的统治是“正统”，为元朝的正统性辩护。 即位告天文：“惟我中国人民之君，自宋运告终。帝命真人于沙漠，入中国为天下主，其君父子及孙百有余年，今运亦终。” 他认为元朝受命于天，光明正大，理所当然。他不仅将元灭南宋后的几十年视为正统，还将元、宋并存的十几年也视为正统。 朱元璋对元朝统治的感恩戴德： “元虽夷狄，入主中国，百年之内生齿浩繁，家给人足，朕之祖父亦预享其太平。” 《谕齐鲁河洛燕蓟秦晋民人檄》：“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治天下者也。自宋祚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国，四海内外罔不臣服。此岂人力，实乃天授。” 朱元璋认为元朝直接受命于天，延续了三皇五帝的正统，“正名定统，肇自三皇，继以五帝，曰三皇曰两汉曰唐宋曰元，受命代兴，或禅或继，功相比，德相侔”。 朱元璋认为，元朝皇帝建立了法规制度，安设了官员，比天下大乱要好：“元祖宗功德在人”。 朱元璋在对元世祖的祭文中，颂扬元朝“惟神昔自朔土来主中国，治安之盛，生养之繁功，被人民者矣。” 他深深的遗憾自己生不逢时，没赶上元朝统治秩序良好的时候，但毕竟也算是吃了人家蒙古皇帝的，喝了人家大元天子的，不能忘恩负义。他替爹娘感激元朝：“如予父母生于元初定天下之时，彼时法度严明，使愚顽畏威怀德，强不凌弱，众不暴寡，在民则父父子子夫夫妇妇，各安其生，惠莫大焉！”“朕本农家，乐生于有元之世！” 洪武四年，朱元璋下令在北平给元世祖盖庙。 洪武六年，在南京建历代帝王庙，把元世祖和汉高祖、唐高祖、宋太祖供在一起，还把元朝开国功臣木华黎等四人牌位也供在边上，恭恭敬敬行跪拜大礼。 朱元璋认为自己当初参加起义，只是为了吃饭活命，并不是为了推翻元朝。强调自己加入起义军情属迫不得已，是人生污点。 “昔者朕被妖人（红巾军）逼起巾野。”《与元臣秃鲁书》 “朕本淮右布衣，暴兵（红巾军）忽至，误入其中。”（《洪武实录》卷37） “元纲不振乎彼世祖之法，豪杰（起义领袖）何有乎仁良（也没什么好东西）。”《皇陵碑》 宁肯污辱自己，又进一步解释：“盗贼奸起，群雄角逐，窃据州郡。朕不得已起兵，……当是时，天下已非元氏有矣。……朕取天下于群雄之手，不在元氏之手。” 朱元璋认为元朝的灭亡跟他没什么关系。他参加起义，不是为了推翻旧王朝，也不是为了当皇帝，而是因为实在不忍心看人民遭受痛苦，要救万民于水火。天下取自群雄，而非元朝之手。 编写《大诰》时，朱元璋又发明了“殿兴有福”理论。他天才地将起义者分为“首乱”者和“殿兴”者两部分。首乱者，就是带头造反的那一批人，而殿兴者，就是他这样半路参加起义的人。 《御制大诰三编造言好乱第十三》中，朱元璋说：“元政不纲，天将更其运祚，而愚民好作乱者兴焉。” 就是说，因为天下无道，所以愚民作乱。朱元璋认为，带头做乱者都是忘恩负义、胆大妄为之徒，注定没有好下场。因为这些人引起了战乱，造成了流血，老天爷讨厌这样的人。 这就是所谓的“殃归首乱。” 朱元璋举例论证： “秦之陈胜、吴广，汉之黄巾，隋之杨玄感，僧向海明，唐之王仙芝，宋之王则等辈，皆系造言倡乱首者，比天福民，斯等之辈，若烟消火灭矣。何故？盖天之道好还，凡为首倡乱者，致干戈横作，物命损伤者既多，比其成事也，天不与首乱者，殃归首乱，福在殿兴。” 朱元璋说元朝承平时，富无旁忧，贫有贫乐。纵迢天灾，“饥谨并臻，间有缺食而死者，终非兵刃之死。设使被兵所逼，仓惶投崖，趋火赴渊而殁，观其窘于衣食而死者，岂不优游自尽者乎？” 也就是说朱元璋认为饿死强于战死。所以宁可饿死，也不应反抗统治。 这些都充分证明，朱元璋沉浸在深深的懊悔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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