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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5月9日，是世界反法西斯胜利纪念日（欧洲战场）。在太平洋战场，是以9月3日为世界反法西斯胜利纪念日，因为1945年9月2号日本签字投降了。 虽说已进入和平年代，但这天下也不太平。 在网上总有人会叫嚣着，谈不拢就开打，who 怕 who 啊。 哎，如若你喜欢战争，那唯一原因的是你没有经历过战争。 当年战争的断壁残垣已经很少见，但战争留下的伤痛却深深烙印在一些人的身体里，比如人体实验的幸存者。 整个二战期间，德国纳粹医生和科学家都做过哪些惨无人道的人体实验？ 1. 低温极限实验 在前苏联，德军因严寒伤亡惨重，纳粹军方高层决定模拟当时东部前线环境，试探人体忍受低温的极限。最残忍的降温方法就是把健康的俄国人或犹太人丢进一缸冷水，体温低于25摄氏度时，受害者会丧失意识或直接死亡。 但他们并不满足于冰冻，还要“复活”实验中未死亡的人，如开水浴，强迫女性和昏厥的男性嘿咻，以及日光灯的炙烤，还有用沸水灌注膀胱、肠道和胃部…… 2. 骨骼移植实验 医生从健康人体的肩膀、手臂或臀部取出骨骼植入残缺的接收者身体。骨骼捐献者通常在手术中就因大量失血而死，或者接受准备好的“注射死刑”。 这是纳粹医生加速人体再生机能的一次血腥尝试，通常会导致捐献者和接收者死亡。 3. 疟疾感染实验 有超过1000人被迫参与疟疾实验，他们被携带疟疾的蚊虫叮咬或者被直接注入疟疾感染的血液。 为了确认疟疾是否能成为削弱敌军战斗力的病毒，一旦出现对应症状，医生就会持续给他们注射疟疾病毒，排除一切血液中病毒消失的可能性，这些实验直接或间接导致了近半受害者死亡。 4. 双胞胎人体实验 纳粹医生认为用双胞胎来做实验，可以得到对比数据，在精细的检查和数据采集后双胞胎就会被杀死，器官被送交到纳粹研究中心。 这位老奶奶，便是一位双胞胎实验的幸存者。 她叫Eva Mozes Kor, 出生于1934年，今年84岁。 她还有个孪生姐妹，叫Miriam。原本一家人生活在罗马尼亚中部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的一个小村庄，他们是这个村庄里唯一的犹太家庭。 一家人相亲相爱，生活宁静也很快乐。 直到1944年5月，一家人与千千万万的犹太人一起，被原本运送牛马的车厢拉到了奥斯维辛集中营。 人群中一个纳粹军官看到了她们母女三个，突然指着她们，兴奋的大喊着：
另一个纳粹军官走了过来，仔细打量这对双胞胎，然后直接拖走了。 她们被带去的地方，不是毒气室，而是纳粹的人体实验室。 这个实验室负责人便是那位人称“死亡天使” 的纳粹党卫队军官和奥斯维辛集中营医生：约瑟夫-门格勒（Josef Mengele）。 门格勒实行的双胞胎遗传实验，目的是了解双胞胎遗传的相似性和差异，以及测试人体能否被非自然的方式控制。 他给双胞胎注射药品，活体解剖，甚至尝试将双胞胎缝在一起创造连体婴。 Eva 和 Miriam 和很多双胞胎一起被送上了传送器，她们被迫脱去衣服，剪掉头发，衣服上被标上记号，送到了一个简陋的房间里。 门格勒在她们身上进行了两种实验： 每周一、三、五，她们将脱光衣服站到一个房间，门格勒会仔细的检查她们身体的每个部分，比较她们的不同之处，并仔细记录下来，整个过程甚至长达8小时... 每周二、四、六，她们被带到血液实验室中进行抽血。
有一次注射完后，Eva生了一场大病，四肢肿胀，发着高烧，身上还有很多巨大的红斑。 这一次他们没有再抽Eva的血，而是讲她送到了医院。 第二天，门格勒和其他四个医生过来看了一眼说，
后来的两周里，Eva唯一清晰的记忆就是从她的破旧的“病房” 爬到另一边的水龙头去喝水，有的时候爬到一半，她就失去了意识。 但是Eva说，当时她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一定不要死在那里，要再见到Miriam，和她一起活下去。 两周后，Eva没有死，她奇迹般活了下来，三周后，她的体温恢复了正常，她被重新送回了门格勒的实验室。 当她再次见到Miriam的时候，Miriam很反常，她坐在床上一动不动，呆呆的向上放空，Eva问她，我离开的这段时间发生了什么，Miriam说，我不能说，我也不想说。 1945年1月的某一天，Eva走出房外，发现德国人好像都消失了，她和Miriam被苏联军队解救了，她们活了下来... 1943年至1944年，奥斯维辛集中营一共有将近1500对双胞胎走进了这个实验室，而走出来的，不到200人。 斯特凡妮和安妮塔也是一对幸运儿。 1942年，斯特凡妮姐妹成为门格勒的实验对象。 像其他“实验品”一样，她们身体的每个部位都被仔细丈量。 门格勒往她们的眼睛里注射化学药剂，以观察她们的眼睛是否会变成和雅利安人一样的蓝色。 她们的很多器官被相互移植。 门格勒还经常往她们身体里注射各种细菌，比较她们是否会有不同的反应。 斯特凡妮姐妹至今还记得那最恐怖的一幕： 她们被带到门格勒和其他党卫军面前，赤身裸体站着；门格勒告诉她们，她们将和一对双胞胎男子发生关系，然后怀孕。而作为怀孕的前提条件，她们身上的血被全部替换成另一对双胞胎的。 试验的后果是，她们变得极度虚弱，高烧不退。 好在，她们最终熬到了奥斯威辛集中营解放的那天。 2001年6月，德国知名的马克斯·普朗克俱乐部召开了一次座谈会，约3000名科学精英和纳粹屠杀的幸存者出席了座谈会。 俱乐部主席胡贝特·马克尔以沉痛的语气表示，他对德国一些科学家“没有阻止，反而提倡、从事了种族灭绝的罪恶，表示最深刻的悔恨、沉痛和羞耻”。 这家俱乐部的前身，就是创建于1911年的凯泽·威廉俱乐部，二战期间，它旗下很多科学家沦为纳粹的帮凶，制造了一个又一个惨绝人寰的历史悲剧…… 这就是战争，每一个在战争中死去的人，活下来的人，背后都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人生，他们不是冰冷的数字。 铭记历史，不是只记得胜利者，而是要记住历史的每一个细节。 1995年，Eva和一位纳粹医生Dr. Munch一起回到奥斯维辛集中营。
她问医生，是否能够签署一份文件，证明这个集中营确实存在，大屠杀是铁一般的事实，Munch医生立刻同意了。 后来，Eva在美国开了一个大屠杀纪念馆，她要将这段历史留下来，给后人看，她说，如果将来有一天，有人说这段历史不存在，我就将Munch医生签字的这份文件扔到他们的面前，告诉他们，这些血腥的历史都是真的！
乔治·马丁大叔说，死的历史用墨水书写，活的历史则用鲜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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