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门观史｜司马光论绩效考核

考求于迹，则文具实亡

司马光论绩效考核

后门观史

237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起关于绩效考核的大讨论，讨论的结果出人意料。宋代名臣司马光对这次讨论作出了认真的总结：如果不公不明，那么绩效考核，恰好成为徇私、欺骗的凭借。

缘由

景初元年（237年），魏明帝曹叡下诏给吏部尚书卢毓：“选拔举荐人才时，不要唯名是取，名声如同地上的画饼，只能看不能吃。”

卢毓回对道：“凭名声确实不足以得到奇异的人才，但可以得到一般的人才；一般的人敬畏教化、仰慕善行，然后才会出名，不应当痛恶这样的人。我既不能够识别奇异的人才，而主事官吏的责任又是根据名次按常规任命官职，只有从以后的实际中检验了。古代通过上奏陈事考察大臣的言谈，凭实际工作考察大臣的能力。如今考绩法已经废驰，只是凭借誉毁的舆论决定晋升和罢免，所以真假混杂，虚实难辨。”

魏明帝听后，命散骑常倚刘卲作考课法。

刘卲作《都官考课法》七十二条。

魏明帝将一部绩效考核法交给百官审议，没想到，遭到了一致反对。

司隶校尉（秘密监察官，二千石）崔林明确地反对：“《周官》中绩效考试之法，条例已十分完备了。从周康王以后，就逐渐废驰，这就说明绩效考核法能否实行完全在人。到汉代末年，失误岂止在于佐吏的职责不详密！如今军队或聚或散，减增无常，本来就很难统一标准。况且万目不张，则举其纲；裘毛不整，则要振其领。皋陶在虞舜的手下做事，伊尹在商王朝供职，邪恶的人自动远离。如果大臣们能尽到他的职责，成为百官效法的榜样，那么谁敢不恭恭敬敬地尽职尽责，乌在绩效考核？”

黄门侍郎杜恕也坚决反对：“公开考核官员的能力，三年进行一次考绩，确实是帝王最完善的制度。然而经历六代，考绩办法没有明著于世，历经七位圣人，考核条例也没能流传下来，我认为这是由于绩效考核的原则可以作为粗略的依据，详细的规定很难一一列举的缘故（其法可粗依，其详难备举）。俗语说：‘世上只有恶人，没有恶法。’如果法制是万能的，那么唐尧、虞舜不必需要后稷、子契的辅佐，商朝、周朝也不会以伊尹、吕尚的辅助为可贵了。而今主张绩效考核的人，陈述了周朝、汉朝的所说所为，辍叙了汉代京房考功课吏的本义，可以说是使考课的要旨更加显明了。盼望用这种办法来推崇谦恭推让的世风，振兴美好的治绩，我认为不是最好办法。

假如让州、郡举行选拔考试，必须经由四科，都有实际成效，然后保举，经官府考试征用，担任地方官吏，根据功绩补升为郡守，或者增加禄秩，赐予爵位，这是考察官吏的当务之急。我认为应当显贵官员的身分，采用他们的建议，命他们分别制定州郡官吏考核办法，切实施行，确立可信的必赏制度、可行的必罚制度。至于三公九卿及内职大臣，也应当就他们的职务进行考核。古代的三公，坐而论道；内职大臣，纳言补阙，无善不记，无过不举。

且天下如此之大，大事如此之多，绝非一盏明灯就能照亮每个角落，所以君王好比是头脑，大臣好比是四肢，必须明白同属一体、互相依赖才能成事的道理。所以古人说廊庙之材，非一木之枝，帝王之业，非一士之略。由此看来，怎么可能只靠大臣守职尽责办理绩效考核，就可以使天下太平和乐呢？如果容身保位没有被放逐罢官之罪，而为国尽节，也处在被怀疑的形势中，公道没有树立，私下议论却成为风气，这样即使是孔子来主持考核，恐怕也无法发挥一点点才能，何况世俗的普通人呢？”

黄门侍郎身份特殊，是皇帝身边的近臣，他说的要旨有三：一是从理论上讲，绩效考核是一个好制度；二，从实际操作来讲，其法可粗依，其详难备举，只能作为一种原则；三，绩效考核的关键在于人。

司空掾傅嘏也表示不同意见：“设置官吏分担职责，管理百姓，是治国的根本。依照官职考察官员的实际工作，依照规章进行督促检查，是治国之末节。大纲不举而抓细小之事，不重视国家大政方针，而以制定绩效考核之法为先，恐怕不足以区分贤能和愚昧。”

鉴于反对声浪太大，这一次绩效考核的讨论久议不决，最终无法施行。

司马光针对这一件事，罕见地用很长篇幅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为治之要，莫先于用人；而知人之道，连圣贤也感为难。因此只好求助于舆论的毁誉，这样一来，个人的爱憎就会争相掺杂进来，善良和邪恶混淆；用绩效来考核，就巧诈横生，真假相冒。总之，治理之根本在于至公至明而已。居上位的人至公至明，那么属下有能无能就会清清楚楚地呈现出来，无所遁形。如果不公不明，那么绩效考核，恰好成为徇私、欺骗的凭借。

为什么这样说呢？司马光进行了分析，他说：所谓至公至明，是出自内心，所谓绩效，只是外在表现。内心都不能理正，而要去考察别人的绩效，不亦难乎？

做领导的，如果真能做到不以亲疏贵贱改变心思，不因喜怒好恶改变意志，那么，

想要了解谁擅长经学，只要看他博学强记，讲解精辟通达，那他就是饱学之士了；

想要了解谁是执法人才，只要看他断案穷尽真相，不使人含冤受屈，那他就是善于执法了；

想要了解谁是理财人才，只要看他的仓库是否盈实，百姓是否富裕，那他就是善于理财了；

想要了解谁是治军将领，只要看他战必胜、攻必取，能使敌人畏服，那他就是善于治军了。

至于文武百官，莫不如此。虽然可以听取别人的意见，但决断在于自己；虽然绩效考核要看实际表现，但审察却在自己内心。探讨实情而斟酌是否适宜，最为精密最为细微，不可以口述，也不可以笔录，怎么可以预先定出法规而全部委派给有关部门办理呢？

 有人因是皇亲显贵，虽然无能但仍然任官授职；有人因为关系疏远出身卑贱，虽然有德有才但仍被排斥。当权者所喜欢的人即使失职也不被罢免，所厌恶的人即使有功也不被录用。咨询征求意见，毁誉各半而不能决断；考核事迹绩效，文书具备内容空洞而不能觉察。即使制定了再好的考核办法，增加考核条目，完备档案文簿，又怎么能得到真实情况呢？

当然有人会说：国家治理，大到天下，小到封国，里里外外的官吏成千上万，要一一考察任免，怎么能不委派给有关部门而独自承担呢？我的回答是：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做领导的，不只是君王而已；太守居于一郡之上，三公居于百官之上，如果各级都用这个办法考察任免自己的下属，君王也用这个办法考察任免三公、九卿、郡守，还会有什么烦劳呢？

有人说：绩效考绩之法，是唐尧、虞舜所制定，京房、刘邵不过是加以陈述及修订罢了，怎么可以废除呢？我的回答是：唐尧、虞舜的官吏，任职时间长，所担职责专，设立法规宽，完成期限远。所以姒鲧治水，历经九年尚未完成，然后才治他的罪；大禹治水，等到九州全部安定，四方土地都可以居住，然后才嘉奖他的功劳；不象京房、刘邵的办法，考核官吏琐琐碎碎的功绩，检查他们一朝一夕的成效。事情本来就有名同而实异者，不可不明察。绩效考核之法并不是只在唐尧、虞舜时才可能实行，而在汉、魏不可行，是由于京房、刘邵没有弄清根本问题而只追求细枝末节的缘故。

不难看出，司马光是旗帜鲜明地反对绩效考核，他所举出的弊端可以说件件都直指现实。对于今天的政府治理仍然有着积极意义。决策者不可不察，任性而为。

万事如易

微信：cs-lxy1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