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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难》是 《韩非子》55篇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说，游说的意思；难，困难，说难，即游说的困难。作者韩非子认为，游说的真正困难在于所要游说的对象（即君主）的主观好恶，即“知所说之心”，指出为了游说的成功，一要研究人主对于宣传游说的种种逆反心理，二要注意仰承人主的爱憎厚薄，三是断不可撄人主的“逆鳞”。 《说难》是从分析宣传游说的对象——人主的心理反应入手（按：对上的宣传，这是古代宣传与现代宣传的一大区别），而备言宣传游说的危难（按：旧注本篇备论“谏说”；谏说也就是对上的宣传游说）。但是韩非并没有在危难面前却步。他是先秦法家之集大成者，而法家本来是顺应战国时势而产生发展的政治理论学派。作为封建专制主义理论的一个学派，法家离开宣传游说人主以外便一无所用其技。相反，研究宣传游说人主的理论和技术，倒是关系到它自身的存亡。 文章分两大部分，前半部分备言说难，后半部分细言说成。讲说难，第二大段的内容和文采尤堪注意。“夫事以密成，语以泄败”以下，一连排举了七条“如此者身危”，即因宣传游说失当而招致身首异处的危险，不禁使人毛骨悚然！ “七危”之外，还有“八难”。其中四难是来自于宣传游说涉及的人事不妥而遇到的，四难是由于方法和辞语不当而遇到的。整大段文章中的七危八难全用排比句段，条分缕析而切中肌理，其表现艺术不禁使我们想到韩非另一篇《亡征》。按韩非的说法，“亡征者，非曰必亡，言其可亡也”。然后用一连串言简意明的排句，一口气列出了一个国家可能灭亡的四十八条“可亡也”弊端即“亡征”。郭沫若曾把这些排比亡征的语段，比做顽强冲击海岸的排浪，好像必欲吞纳一切阻碍而后息似的。而《说难》七危八难的表达手法，则和《亡征》一文具有相似的艺术效果。 在内容上，七危八难让人想起韩非另一篇文章《难言》。《难言》可视为《说难》的姊妹篇，现摘录首段以为比照： 臣非非难言也，所以难言者：言顺比滑泽，洋洋纚纚然，则见以为华而不实。敦祗恭厚，鲠固慎完，则见以为掘而不伦。多言繁称，连类比物，则见以为虚而无用。忽微说约，径省而不饰，则见以为刿而不辩。激急亲近，探知人情，则见以为谮而不让。闳大广博，妙远不测，则见以为夸而无用。家计小谈，以具数言，则见以为陋。言而近世，辞不悖逆，则见以为贪生而谀上。言而远俗，诡躁人间，则见以为诞。捷敏辩给，繁于文采，则见以为史。殊释文学，以质信言，则见以为鄙。时称诗书，道法往古，则见以为诵。此臣非之所以难言而重患也。故度量虽正，未必听也；义理虽全，未必用也。大王若以此不信，则小者以为毁谤，大者患祸灾害死亡及其身。 《说难》的第二部分是正面论述“凡说之务”，要点是“在知饰所说之所矜，而灭其所耻”，并抱着“大意无所拂悟，辞言无所系縻”的策略，借以达到和人主“亲近不疑”、“周泽既握”的关系，而后再驰骋辩说而得尽其宣传游说之辞。这种宣传游说的策略，固然是有感于法家用世心切，而又难遇贤主用其法术的战国时势而提出的（也就是本文所说立足于设若“今以吾言为宰虏，而可以听用而振世，此非能仕之所耻”的立场）；但若论其是非曲直，则不免使我们看到一点鬼谷先生、纵横者流的影子。 《说难》一文，《史记·老庄申韩列传》是全文照录的。《索隐》由此说《说难》“其书词甚高，故特载之”云。若就表达形式而言，《说难》一文确能代表韩非文章那种分析透彻、解剖不留情而又峭拔挺峻、气吞山岳的风格；但就内容主旨而言，未必“甚高”。至于司马迁破格照录全文，则《史记·老庄申韩列传》明明两次慨叹韩非明知宣传游说之难，而“终死于秦，不能自脱”的悲剧；我们知道，司马迁自己也是为了李陵事向汉武帝说谏而受到耻不欲生的“宫刑”的（见《报任安书》）。因此，司马迁的慨叹悲韩、《史记》的“特载”，或许是同声相求、同病相怜而借为抒愤的缘故吧。 从思想内在逻辑分析，此篇与《难言》篇是声气相通、一脉相承的，即都是为了解决听者与说者之间的交流障碍问题。《难言》篇从听者（君主）的角度阐述了沟通困难的根本原因在于君主的昏聩迷惑，认为君主应该以“贤圣”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克服个人情感好恶和价值偏好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举贤任能，进而实现天下大治，强调即便如商汤、伊尹这样明君贤臣之间尚且存在交流障碍，其余也便不言而喻。《说难》进一步从说话者（人臣）的角度探讨如果君主不是也不会变成商汤那样的“贤圣”，而是一个彻底的难以说服教育的“愚者”，那么说话者又该如何做呢？希冀君主圣贤而重用法术之士的道路行不通，迫使韩非子转而考虑法术之士如何从自身角度来解决交往困境的难题。韩非子此篇对该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 韩非子认为，游说的真正困难不在于一个人因知识欠缺而不知道说什么，不在于因表达能力欠佳而不知道如何说，也不在于因缺乏胆量而不敢说，而在于所要游说的对象的主观好恶，即“知所说之心”。言下之意是，如果你和君主的关系很亲近，你的观点自然就容易被接受和认同，相反，如果你和君主关系比较疏远，势必人微言轻，很难获得君主的信任。在此，君主的好恶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亲疏远近关系，是游说者能否成功获取君主信任的一个关键，智子疑邻的典故以及弥子瑕的遭遇其实都在彰显这个主题。显然，这是承接着《难言》篇“身执鼎俎为包宰，昵近习亲，而汤乃仅知其贤而用之”的思路往下继续说的。从主观角度而言，游说的对象可以具体分为三种类型，即：好名型、好利型和暗中好利表面好名的名利皆好型。如果君主属于好名型，而游说者不察，劝其博取厚利，势必被视为充满铜臭的市井之人而受到冷遇；如果君主属于好利型，游说者劝其博取美名，则会被视为迂腐不堪而加以排斥，譬如商鞅游说秦孝公以帝道、王道，说得秦孝公瞌睡连连，直至商鞅改变策略，说以霸道，才使秦孝公为之振奋，与其促膝畅谈，从而达到深获吾心的效果。最麻烦的是第三种类型，这种类型的君主其实既在意外在的美誉，同时更关切自身的实际利益，属于名利兼顾的类型，也是最难游说的类型。譬如，韩非子在《难一》篇曾记载晋文公将与楚国交战，分别征求谋士舅犯、雍季的意见，前者主张兵不厌诈，建议晋国以诈取胜，后者意见相反，强调以诈取胜固然可以获得一时之利，但从长远来看，却非治国之道。晋文公听完二人的意见后，暗中采用舅犯的意见打败了楚军，然而论功行赏时却先雍季而后舅犯，以此表明自己反对以狡诈之术治国的立场，从而彰显自己以信治国的圣君形象。明则反对狡诈之术，暗则以诈取胜而获利，可谓名利兼顾之典型。在老谋深算且名利兼顾的晋文公那里，舅犯的委屈自然难免了。饶有趣味的是，韩非子对晋文公无功先赏有功后劳的做法是坚决反对的，认为这是赏罚不公，执法不平。由此可见，《说难》篇中游说对象的种种表现，在韩非子的整体思想语境中非但不是提倡的，而是应该加以戒除的。需要特别强调，本篇描绘的游说对象是一个尚未接受法家理论改造的君主，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这些类型的游说对象正是韩非子一贯批判的现实政治中的君主。 游说对象对于名利态度的复杂性，决定了游说者与其打交道时的难度。加之游说对象本人乃是手握重权的君主，处于生杀予夺的绝对优势地位，使游说者时刻面临一言不合即遭灭顶之灾的极大可能，更由于诸如商鞅车裂、吴起肢解等法术之士的历史教训，伴君如伴虎的残酷现实，使得游说者必须认真对待。因此，韩非子在本篇连续用了七个“如此者身危”来衬托游说者稍有不慎、动辄得咎的危险处境，由此凸显了解君主在想什么、想干什么不想干什么以及如何干等主观好恶在游说活动中的极端重要性，主张人微言轻的游说者应该谨言慎行、察言观色，力图避免触及君主不愿他人知晓的隐私以及做出令君主不喜欢的事情，应该首先保住自己的身家性命，然后才谈得上如何实现自己政治抱负的问题，否则，一切都将成为泡影。梁启雄先生认为：“韩非子指出游说之士发言之难，及其遭遇之险，是一篇反映出人情世故和君主心理的作品。”（《韩子浅解》，第89页。）由此，韩非子主张游说的核心问题在于“知饰所说之所矜而灭其所耻。”对于君主引以为荣的事情或喜欢的东西，游说者应极力加以粉饰以取悦于君主，对于君主感到耻辱的事情，应该尽力为其掩饰以免让他人知晓。总之，一个总的原则就是努力讨好君主，避免惹怒他，让他最终对你产生信任感。并且，在此过程中，作为游说对象的君主完全是一个由个人意志和主观情欲主宰的存在，没有固定的政治信念，也没有基本的道德操守，只知追求名利，只知满足个人意愿，因此游说者为了博取这种人的信任和好感，就应该忍辱负重、委曲求全，暂时抛却是非善恶观念，一意讨好君主，哪怕违背韩非子一贯追求的公平、公正价值，也在所不惜。 倘若联系韩非子的整体思想尤其结合《难言》、《和氏》、《问田》诸篇内容来分析，就会发现韩非子希冀君主圣贤而不得转而思考面对一个完全由个人情欲支配而无任何政治信念的君主时，法术之士究竟该如何作为的话题，由此凸显忍辱负重的曲折心路历程。或谓：天下有道则仕，无道则隐，韩非子为什么不能像儒家道家那样选择退隐以保全自己的操守呢？从韩非子的思想内核中可以看出，他并不主张退隐，虽然在《孤愤》中也曾透出当权重臣在位时廉洁之士为保全自身性命而选择主动退却的思想，然后韩非子对此并不满意，因为法术之士的退却非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使奸邪之臣的罪恶无法得到应有的惩罚，整个现实政治环境会变得愈加黑暗和无序：“今人主不合参验而行诛，不待见功而爵禄，故法术之士安能蒙死亡而进其说，奸邪之臣安肯乘利而退其身！”这也正是韩非子在《问田》篇回答堂溪公全身之术的质询时所表达的“治亦进，乱亦进”的政治情怀：“故不惮乱主闇上之患祸，而必思以齐民萌之资利者，仁智之行也。惮乱主闇上之患祸，而避乎死亡之害，知明夫身而不见民萌之资利者，贪鄙之为也。臣不忍乡贪鄙之为，不敢伤仁智之行。”既然退隐不能解决天下无道的问题，那么面对一个毫无政治信念的只知追求名利的君主，对韩非子而言，唯一的办法就是想方设法通过博取君主的信任进而实现自己改造君主、改善现实政治环境最终有利于天下百姓的政治理想。本篇所说之“大意无所拂悟，辞言无所系縻，然后极骋智辩焉。此道所得亲近不疑而得尽辞也”，清晰地表明了韩非子这一忍辱负重的政治理想。只有在君主对自己深信不疑的时候，法术之士才能够避免重蹈商鞅、吴起变法的历史悲剧，才能够有效克服政治领听者与说者之间的交流困境，最终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蓝图。尽管这一政治理想充满了道德风险，但其主观意图和问题意识的正当性及正义性是无从怀疑的。 韩非子《说难》原文 凡说之难：非吾知之有以说之之难也，又非吾辩之能明吾意之难也，又非吾敢横失而能尽之难也。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 所说出于为名高者也，而说之以厚利，则见下节而遇卑贱，必弃远矣。所说出於厚利者也，而说之以名高，则见无心而远事情，必不收矣。所说阴为厚利而显为名高者也，而说之以名高，则阳收其身而实疏之；说之以厚利，则阴用其言显弃其身矣。此不可不察也。 夫事以密成，语以泄败。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语及所匿之事，如此者身危。彼显有所出事，而乃以成他故，说者不徒知所出而已矣，又知其所以为，如此者身危。夫异事而当，知者揣之外而得之，事泄於外，必以为己也，如此者身危。周泽未渥也，而语极知，说行而有功，则德忘；说不行而有败，则见疑，如此者身危。贵人有过端，而说者明言礼义以挑其恶，如此者身危。贵人或得计而欲自以为功，说者与知焉，如此者身危。强以其所不能为，止以其所不能已，如此者身危。故与之论大人，则以为间己矣；与之论细人，则以为卖重。论其所爱，则以为借资；论其所憎，则以为尝己也，径省其说，则以为不智而拙之；米盐博辩，则以为多而交之。略事陈意，则曰怯懦而不尽；虑事广肆，则曰草野而倨侮。此说之难，不可不知也。 凡说之务，在知饰所说之所矜而灭其所耻。彼有私急也，必以公义示而强之。其意有下也，然而不能已，说者因为之饰其美而少其不为也。其心有高也，而实不能及，说者为之举其过而见其恶，而多其不行也。有欲矜以智能，则为之举异事之同类者，多为之地，使之资说于我，而佯不知也以资其智。欲内相存之言，则必以美名明之，而微见其合於私利也。欲陈危害之事，则显其毁诽而微见其合於私患也。誉异人与同行者，规异事与同计者。有与同污者，则必以大饰其无伤也；有与同败者，则必以明饰其无失也。彼自多其力，则毋以其难概之也；自勇其断，则无以其谪怒之；自智其计，则毋以其败躬之。大意无所拂悟，辞言无所击摩，然后极骋智辩焉。此道所得，亲近不疑而得尽辞也。 伊尹为宰，百里奚为虏，皆所以干其上也。此二人者，皆圣人也；然犹不能无役身以进，如此其污也！今以吾言为宰虏，而可以听用而振世，此非能仕之所耻也。夫旷日离久，而周泽既渥，深计而不疑，引争而不罪，则明割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饰其身，以此相持，此说之成也。 昔者郑武公欲伐胡，故先以其女妻胡君以娱其意。因问於群臣：“吾欲用兵，谁可伐者？“大夫关其思对曰：“胡可伐。“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国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闻之，以郑为亲己，遂不备郑。郑人袭胡，取之。宋有富人，天雨墙坏。其子曰：“不筑，必将有盗。“其邻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财。其家甚智其子，而疑邻人之父。此二人说者皆当矣，厚者为戮，薄者见疑，则非知之难也，处知则难也。故绕朝之言当矣，其为圣人于晋，而为戮于秦也，此不可不察。 昔者弥子瑕有宠於卫君。卫国之法：窃驾君车者刖。弥子瑕母病，人间往夜告弥子，弥子矫驾君车以出。君闻而贤之，曰：“教哉！为母之故，亡其刖罪。“异日，与君游於果围，食桃而甘，不尽，以其半啖君。君曰：“爱我哉！亡其口味以啖寡人。“及弥子色衰爱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固尝矫驾吾车，又尝啖我以馀桃。“故弥子之行未变於初也，而以前之所以见贤而后获罪者，爱憎之变也。故有爱於主，则智当而加亲；有赠于主，则智不当见罪而加疏。故谏说谈论之士，不可不察爱憎之主而后说焉。 夫龙之为虫也，柔可狎而骑也；然其喉下有逆鳞径尺，若人有婴之者，则必杀人。人主亦有逆鳞，说者能无婴人主之逆鳞，则几矣。 韩非子《说难》译文 大凡进说的困难：不是难在进说的人所认为没有才智能够用来向君主进说，也不是难在进说人口才能够阐明自己的意见，也不是难在进说人敢毫无顾忌地把看法全部表达出来。大凡进说的困难：在于了解进说对象的心理，以便用自己的说法适应他。进说对象想要追求美名的，却用厚利去说服他，就会显得节操低下而得到卑贱待遇，必然受到抛弃和疏远。进说对象想要追求厚利的，却用美名去说服他，就会显得没有心计而又脱离实际，必定不会被接受和录用。进说对象暗地追求厚利而表面追求美名的，用美名向他进说，他就会表面上录用而实际上疏远进说者；用厚利向他进说，他就会暗地采纳进说者的主张而表面疏远进说者。这是不能不明察的。 事情因保密而成功，谈话因泄密而失败。未必进说者本人泄露了机密，而是谈话中触及到君主心中隐匿的事，如此就会身遭危险。君主表面上做这件事，心里却想借此办成别的事，进说者不但知道君主所做的事，而且知道他要这样做的意图，如此就会身遭危险。进说者筹划一件不平常的事情并且符合君主心意，聪明人从外部迹象上把这事猜测出来了，事情泄露出来，君主一定认为是进说者泄露的，如此就会身遭危险。君主恩泽未厚，进说者谈论却尽其所知，如果主张得以实行并获得成功，功德就会被君主忘记；主张行不适而遭到失败，就会被君主怀疑，如此就会身遭危险。君主有过错，进说者倡言礼义来挑他的毛病，如此就会身遭危险。君主有时计谋得当而想自以为功，进说者同样知道此计，如此就会身遭危险。勉强君主去做他不能做的事，强迫君主停止他不愿意停止的事，如此就会身遭危险。所以进说者如果和君主议论大臣，就被认为是想离间君臣关系；和君主谈论近侍小臣，就被认为是想卖弄身价。谈论君主喜爱的人，就被认为是拉关系；谈论君主憎恶的人，就被认为是搞试探。说话直截了当，就被认为是不聪明而笨拙；谈话琐碎详尽，就被认为是啰嗦而冗长。简略陈述意见，就被认为是怯懦而不敢尽言；谋事空泛放任，就被认为是粗野而不懂礼貌。这些进说的困难，是不能不知道的。 大凡进说的要领，在于懂得粉饰进说对象自夸之事而掩盖他所自耻之事。君主有私人的急事，进说者一定要指明这合乎公义而鼓励他去做。君主有卑下的念头，但是不能克制，进说者就应把它粉饰成美好的而抱怨他不去干。君主有过高的企求，而实际不能达到，进说者就为他举出此事的缺点并揭示它的坏处，而称赞他不去做。君主想自夸智能，进说者就替他举出别的事情中的同类情况，多给他提供根据，使他从我处借用说法，而我却假装不知道，这样来帮助他自夸才智。进说者想向君主进献与人相安的话，就必须用好的名义阐明它，并暗示它合乎君主私利。进说者想要陈述有危害的事，就明言此事会遭到的毁谤，并暗示它对君主也有害处。进说者称赞另一个与君主行为相同的人，规划另一件与君主考虑相同的事。有和君主污行相同的，就必须对它大加粉饰，说它没有害处；有和君主败迹相同的，就必须对它明言掩锦，说他没有过失。君主自夸力量强大时，就不要用他为难的事去压抑他；君主自以为决断勇敢时，就不要用他的过失去激怒他；君主自以为计谋高明时，就不要用他的败绩去困窘他。进说的主旨没有什么违逆，言辞没有什么抵触，这样之后就可以充分施展自己的智慧和辩才了。由这条途径得到的，是君主亲近不疑而又能畅所欲言。伊尹做过厨师，百里奚做过奴隶，都是为了求得君主重用。这两个人都是圣人，但还是不能不通过做低贱的事来求得进用，他们的卑下一至于此！假如把我的话看成像厨师和奴隶所讲的一样，而可以来纳来救世，这就不是智能之士感到耻辱的了。经过很长的时间，君主的恩泽已厚，进说者深入谋划不再被怀疑，据理力争不再会获罪，就可以明确剖析利害来成就君主的功业，直接指明是非来端正君主的言行，能这样相互对待，是进说成功了。 从前郑武公想讨伐胡国，故意先把自己的女儿嫁给胡国君主来使他快乐。然后问群臣：“我想用兵，哪个国家可以讨伐？”大夫关其思回答说：“胡国可以讨伐。”武公发怒而杀了他，说：“胡国是兄弟国家，你说讨伐它，是何道理？”胡国君主听说了，认为郑国和自己友好，于是不再防备郑国。郑国偷袭了胡国，攻占了它。宋国有个富人，下雨把墙淋塌了，他儿子说：“不修的话，必将有盗贼来偷。”邻居的老人也这么说。到了晚上，果然有大量财物被窃。这家富人认为儿子很聪明，却对邻居老人起了疑心。关其思和这位老人的话都恰当，而重的被杀，轻的被怀疑；那么，不是了解情况有困难，而是处理所了解的情况很困难。因此，绕朝的话本是对的，但他在晋国被看成圣人，在秦国却遭杀害，这是不可不注意的。 从前弥子瑕曾受到卫国国君的宠信。卫国法令规定，私自驾驭国君车子的，论罪要处以刖刑。弥子瑕母亲病了，有人抄近路连夜通知弥子瑕，弥子瑕假托君命驾驭君车而出。卫君听说后，却认为他德行好，说：“真孝顺啊！为了母亲的缘故，忘了自己会犯刖罪。”另一天，他和卫君在果园游览，吃桃子觉得甜，没有吃完，就把剩下的半个给卫君吃。卫君说：“多么爱我啊！不顾自己口味来给我吃。”等到弥子瑕色衰爱弛时，得罪了卫君，卫君说：“这人本来就曾假托君命私自驾驭我的车子，又曾经把吃剩的桃子给我吃。”所以，虽然弥子瑕的行为和当初并没两样，但先前称贤、后来获罪的原因，是卫君的爱憎有了变化。所以被君主宠爱时，才智就显得恰当而更受亲近；被君主憎恶时，才智就显得不恰当，遭到谴责而更被疏远。所以谏说谈论的人不可不察看君主的爱憎，然后进说。 龙作为一种动物，驯服时可以戏弄着骑它；但它喉下有一尺来长的逆鳞，假使有人动它的话，就一定会受到伤害。君主也有逆鳞，进说者能不触动君主的逆鳞，就差不多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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