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欧亚优势时代的到来

       研究历史者，总是在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高度。殊不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既是历史研究中的大忌，也是常态。

       读毕森安孝夫的《丝路、游牧民与唐帝国：从中央欧亚出发，骑马游牧民眼中的拓拔国家》，虽然感觉结构有点散乱，但总体来说作者的思路和目的还是清晰和一贯的：破除“西欧中心主义论”和“中华主义论”。

       古典时代的希腊与罗马无论是在地理上、历史上和文化上都与西欧无直接的关联。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古典思想是向文化上具有压倒性优势的伊斯兰世界学来的。历史和文化上的西欧诞生于十二世纪前后，现代西欧继承了古典时代的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文明。西欧中心主义的世界史是虚构的。

       长城是中华主义的象征。长城内外是文明与野蛮的不同世界。进一步讲，中国史认为农耕文明要优于属于“蛮夷”的游牧文明。其实，中国历史应该是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结合的历史。隋唐之类的统一大帝国本身就是出身于鲜卑部族之一的拓拔部，所以唐帝国可以被视为“拓拔国家”在中国境内的存续。从这个角度看，如果将中国历史视为两种文明的并存，那么长城的意义就几乎为零了。

       历史向来有两种书写模式，一种是胜利者的历史，另一种是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历史。前者让“一切正史皆成伪史”，后者让历史充满愤怒的情感。更让人困扰的是，你几乎无法区分两者之间的界限，就如同你很难证明李世民删改唐史的目的究竟是为了掩盖自己的丑闻，还是单纯出于一种政治情感。

       本书标题中的丝路、游牧民和唐帝国是支撑那个时代的历史支柱。它们所对应的三个关键词：粟特人、中央欧亚和安史之乱有助于我们厘清那个时代的基本历史脉络。

        粟特人是本书暗含的另一条主线。它串联起了丝路、游牧民和唐帝国这三个伟大的概念。粟特人是丝路的主人，它的文字影响致远，从回鹘文到蒙古文再到满洲文，都脱胎于它，而它与摩尼教的深远关系直接影响了后突厥帝国时代的回鹘历史乃至中亚历史。同时，它的军、商两面性所催生的政治投机性和经济逐利性，让它可以在唐帝国与突厥、回鹘帝国之间成功周旋。

        中央欧亚国家优势时代的降临是粟特人在丝路上优异表现的结果。粟特人的丝路贸易，连结了农耕文明圈和游牧文明圈，这种连结的扩大化和体制化催生了中央欧亚国家优势时代。近代的高度文明也是由两个文明圈的对立、抗争、共生、融合的结果。历史催生文明。

       “安史之乱”对于唐帝国而言是一次由军事国家向财政国家转型的痛苦经历。说它是叛乱，当然是基于中华主义的角度来检视。但是游牧民集团的军事力和丝路贸易的经济力以及由前两者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催生的文化力使游牧民集团走向历史前台成为必然的趋势。如果用世界史的眼光投射在“安史之乱”上 ，是中央欧亚国家优势时代来临前的一次尝试，它的失败是偶然的。这种偶然，既有回鹘军放弃与史思明合军的原计划而转向支持唐帝国的行动之谜，也有牟羽可汗在再度计划征服中国时遭遇政变被杀的命运使然。但是，“安史之乱”对那个即将到来的时代的贡献确是正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