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敷浅原乃一古地名，最早见于《禹贡》：“过九江至于敷浅原”。但敷浅原究竟指何处？历史上争论一千多年，迄今仍未有定论。有说敷浅原系指安徽大别山脉的尾闾；有说敷浅原是指今波阳县境，或指鄱阳湖的；有说敷浅原所指庐山的；有说敷浅原即指今德安县境的；还有说敷浅原乃一大致方位的。现就各种说法分述如下。
一、安徽大别山脉的尾闾。此说是由“过九江至于敷浅原”一句推测而来的。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其中设九江郡，郡治在今安徽省寿县。《禹贡》是《尚书·夏书》篇名，成书于周、秦之际。《禹贡》假托夏禹治水路线，按自然分区方法，划当时中国为九州，记述各区域山川分布、交通、物产及贡赋状况，保存了古代重地理资料，是我国最早一部科学价值很高的地理著作。从时间上看，《禹贡》中所言“九江”，与秦始皇所设置的“九江”郡，应同指一地，即安徽省寿县。据此，“过九江至于敷浅原”可推测敷浅原即安徽大别山脉的尾闾。故《汉书新注》注曰：“九江：在大江以北，今湖北黄梅、广济及安徽宿松、望江诸县。敷浅原：在今安徽霍丘县南，殆指大别山脉逦迤就尽原阜未平而言。”但此推测有断章取义之嫌。它的立足点是：“九江”，系指九江郡治所在地，即今安徽省寿县。譬如现在“江西省”省府在南昌，但若因此把“江西省”就理解为南昌，肯定是不通的。《禹贡》记载：“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眠山之阳，至于衡山，过九江，至于敷浅原。”南宋朱熹在《九江彭蠡辨》中言：“盖岷山之脉，其一支为衡山者，已尽于九江之西；其一支又南而东度大庾者，则包彭蠡之原，以北至乎建康；其一支则又东包浙江之原而北，其首已尽于会稽南，其尾以尽乎闽越也。”与安徽段大别山全无关系。而尾闾者，古代传说中海水所归之处也。即为传说之物，水系经流又无从考，故此说现多不为人采信。
二、今波阳县境，或鄱阳湖的。波阳古名鄱阳，境内有博阳山、历陵山。《汉书·地理志》载：“豫章历陵县南有博阳山，古文以为敷浅原。”北宋元丰年间进士晃说之据此认为，敷浅原即波阳县境。但此说很快被后人推翻。汉时，波阳名为鄱阳县，从未称过历陵县，境内偶有山名历陵的，不足为据。更何况“鄱阳在彭蠡之东，今《书经》只言过‘九江至于敷浅原’，不更言过彭蠡也。”至于鄱阳湖说，因“原”系指陆地无疑，故持此说者不多。
三、庐山的。《禹贡》依托大禹治水的行踪，用自然分区方法，记述当时我国的地理情况，言山者，多为标识水间之用。南宋朱熹在其《九江彭蠡辨》中言：“而其全体正脉遂起而为庐阜，则甚高且大，以尽乎大江、彭蠡之交，而所以识夫衡山东过一支之极者，唯是乃为宜耳。”即庐山雄峙长江、鄱阳湖交汇点上，是极佳的水系标志物，故“过九江，至于敷浅原”，必指庐山无疑。《南康旧志》载：“山南紫宵峰有‘敷浅原’三大字，未详何时镵石。”明代李梦阳《瀑布赋》有“溯敷原之上疆”句。至明代郑晓古《禹贡图说》刊行后，“遂确然以敷浅原为庐阜”。明代夏允彝合注：“敷浅原即庐阜也。旧说以博阳（读敷阳）山当之，山甚卑小，且于江流无关；庐阜最高大，又当江南北汇水口，中有原田连亘，人民错居，故有敷浅原之名。博阳正在其西南，谓敷浅原之阳也。”清代吴炜重订《庐山续志》时，也认为“惟庐阜在大江彭蠡之交，最高且大，宜所当纪志者。”据此断定“敷浅原之为庐阜，审矣！庐阜之巅，禹尝刻字，其可辨曰‘洪荒漾予乃檋’，知禹之施功于此也。”清代李滢在其《敷浅原辨》中，也认为敷浅原系指庐山。《上古彭蠡之理想》一文记述：“一日，文命（即大禹）督工之暇，带了皋陶、伯益一干人乘坐船舶，来到敷浅原游历。原来那时的彭蠡大泽虽则就是现在的鄱阳湖，但是它的面积要比此刻大十几倍。那敷浅原山就是现在的庐山，还没有全部出水，不过几个山峰自西方连绵而来，矗立于彭蠡之中而已。但是它的山势甚为广博，其中原田连亘，人民奠居，所以有敷浅原之名。”又说：“现在庐山上一个紫霄峰，去平地七千仞，上有古迹，云是夏禹治水时泊船之所，凿石为窃以系缆，其迹尤存。”明代方以智撰《通雅》则认为“敷浅原，庐山也。原，古‘源’字。庐山瀑最多，其为敷浅原乎？”但也有否认敷浅原即庐山一说的。清同治《德安县志》言：“按《尔雅》：‘广平曰原，又可食者曰原。’注谓可种谷给食，高而可食者名原。是原较阪隰为高，然与山自又不一类。”宋代罗泌所作《路史》言，“《水经》所载《禹贡》山水泽地凡六十。山指名曰山，水指名曰水；而称地者四：流沙、九江、东陵、敷浅原也。”用“原”来指山，在古汉文中确实不通。或者大禹治水时庐山尚未隆起，故称之为“原”呢？我们知道，大禹治水距今四千多年，《禹贡》成书的周、秦距今更只有两千多年，地壳运动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耸起“七千仞”险峰。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经过庐山地质考察证实，庐山经过第四纪冰川洗礼，成山约在白垩纪末期，至少有三千万年历史。大禹系舟紫霄峰顶，作一神话传说可也，作一史实则无法相信。以庐山作为水系标志亦不足取。《书传》言：“《禹贡》导山所以治水……无施劳者，虽大亦略；费疏凿者，虽小必书者，此也。”元代王耕野《读书管见》云：“敷浅原恐非庐山，高平曰原，而又名敷浅原，则必平旷之地，不为高山可知。《禹贡》导山，即所以导水，不论山之高大，但与水有干涉，曾用者，则录之。若谓其所表见诸山，必其高大可以辨疆域，广博可以奠居民，则五岳中嵩山，舒州之潜山，江东之茅山、九华山之类，其绵亘皆数里，何故略而不论耶？”清光绪《江西通志》云：“若持紫霄峰石室禹镵‘洪荒漾予乃檋’六字为确据者，然则何时镵石则莫详，安知非后人附会而镵之耶？”释定暠在《通志》中说：“古志载山南真有‘竹林寺’与‘敷浅原’三大字。暠常遍历山南北，寻‘敷浅原’三大字不得。是其说久无征矣。”主张敷浅原即庐山的朱熹在其《九江彭蠡辨》文中论述：“盖岷山之脉，……其一支又南而东度桂岭者，则包湘源而北经潭源之境，以尽于庐阜。”但庐山孤峰独峙，并不连于岷山山脉，此说似也不通。至于“敷浅原”实“敷浅原”之说，更有少有人赞同。庐山瀑布虽多，却散布在山体东西南北，并未汇流成一条叫“敷浅”的河，“敷浅河”尚且不存，遑论“敷浅原”？
四、现德安县境的。这是现在最一般的说法，立足于《禹贡》中的“九江”系指九江郡全域。《汉书·地理志》载：“豫章历陵县南有博阳山，古文以为敷浅原。”汉高祖年间，德安始设县，当时县名就叫历陵县，属豫章郡，县南确有博阳明山，与所载完全符合。该书又载：“历陵傅易山、傅易川在南，古文以为傅浅原。”师古曰：“傅读曰敷；易，古阳字。”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敷浅原地在豫章郡历陵县西南。”敷阳河（即博阳河）从德安县的西南流入鄱阳湖，正合西南这个方向。唐代杜佑《通典》载：“江州浔阳县有蒲塘驿，即汉历陵县也，驿前有敷浅原，原西数十里有敷阳山。”原德安县志办主任孙自诚在其《敷浅原在何处》中按：“杜氏对敷浅原所指的方向，与郦氏合，从德安县的地理位置来看，非常正确，尤其把原和山分作两处，更加有理。”宋代乐史所著《太平寰宇记》载：“详其地即旧属柴桑，后遂分三乡于敷浅水之南为场……博阳山在县南一十三里，按《尚书》云：‘过九江至于敷浅原。’注云敷浅原一名博阳山，在扬州豫章界，其上有祠庙。”清代燕兰徵著有《敷浅原说》，言：“大禹当日至此，见夫四山分列铺陈地面，可登可种，分奠民居，故名曰敷，则《禹贡》敷土之义。……此特其浅焉耳，故以浅原名。……邑之乌石门、五里墩，錾锥之施，□痕可指，是必先有敷浅原名，而后有山川名。山之下为傅易川，川之上为敷浅原。”即由庐山之右趾，西南距博阳山六十里，其间三四十里多旷原，更无高山间隔，而乌石门一带，疏凿之痕显然，所谓敷浅原者，于此可识。故“直以德安县为敷浅原地，无疑。”王洋《东牟集》载：“德安，盖敷浅原之地。”西汉经学家孔安国曰：“敷浅原一名傅阳山，在豫章。”《续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二十五》记载：南宋“左通议大夫、提举临安洞霄宫王庶，责授向德军节度副使，道州安置。庶罢政，行至江州，闻再夺职之命，乃买田于敷浅原之上，徒家居焉。至是殿中待御史胡汝明论：‘庶寄居德安，诡占逃田，强市民宅。’”可见南宋时，官方已将敷浅原与德安两名并用。据1981年4月德安县米粮铺公社前山大队横屋李村北宋古墓挖掘发现，当时土人亦言居地为敷浅原。《明史·志第十九·地理四》载：“德安，府西南。南有博阳山，古文以为敷浅原，博阳川出焉，东南流入於鄱阳湖。”《清史稿·志四十一·地理十三》也载：“德安冲，繁。府西南一百二十里。南有博阳山，古敷浅原，前有博阳水。”
敷浅原在德安，几成定论。朱熹却反对此说，他在《九江彭蠡辨》中论述：“若曰古之九江即今之江州，古之敷浅原即今之德安县，则汉九江郡本在江北，而今之所谓江洲者，实武昌之柴桑县。后以江北之寻阳并柴桑而立郡；又自江北徒治江南，故江南得有寻阳之名。后又因寻阳而改为江州，实非古九江地也。”朱氏此言不谬。朱氏又说：“又曰：‘过九江至于敷浅原’，则已自江州顺流东下湖口，又复泝流南上彭蠡，百有馀里而后至焉，亦何说哉！”这与《禹贡》顺流记述的风格颇是矛盾。况且“今日之所谓敷浅原者，为山甚小而庳，不足以有所表见”。《禹贡》详于黄河流域而粗于长江流域，后人甚至认为其作者的地理知识还没有越过江南，赖何对区区只有“三四十里”的一个“旷原”要专记一笔呢？夏允彝也不苟同敷浅原在德安说：“旧说以博阳山当之，山甚卑小，且于江流无关。”不可能是敷浅原。
五、不确定的大致方位。朱熹弟子蔡沈在《蔡传》中言：敷浅原者，“岷山之脉其南一支，度桂岭（在湖南临武县北三十里），北径袁（今江西宜春市）筠（今江西高安市）之地，连延过九江诸山之总名耳。谓庐阜一带并博阳诸山皆敷浅原则可，谓敷浅原之非庐山则不可。”元代吴澄在其《纂言》中说：“敷浅原盖兼山水而言。敷阳乃其中间小山，庐阜则其尽处之大山也。”民国吴宗慈在《庐山志》中也论述：“其谓敷浅原即庐阜，语固近率易；其谓敷浅原即德安，庐阜非属敷浅原着，亦未免武断。要之，禹时去洪荒未远，豫章诸郡、山川既无定名，德安更未设治，故敷浅原云云，即敷阳山以至乎东北尽处而言之耳。”事实上，大禹之时，中华民族的活动区主要在黄河流域，长江中下游、鄱阳湖一带尚是混沌未开蛮荒之野，渺无人烟化外之原，没有必要作详细具体的地理划分，正如同现在南极洲地图没有中国地图精细一样。故《禹贡》对黄河流域的山岭、河流、薮泽、土壤、物产、贡赋、交通等，记述较详；长江、淮河等流域的记载则相对粗略。《汉书新注》也认为：“《禹贡》作者详于河而略于江，详于冀而略于梁，所以黄河北岸的山势首尾明确，长江北岸就马虎得多了，并且他的地理知识还没有越过江南。”因此，敷浅原只能是一个没有明显界线的大致范围了。
或者，《禹贡》中的敷浅原是一个大范围的地理名称，但随着时代的演变，人口的繁衍，至明、清时，已具体到确指德安县博阳山一带了，也未可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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