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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黄，俗称将军，猛药也。从古及今，最善于应用大黄者，首推仲景，其《伤寒杂病论》使用大黄者凡三十方。邹润安著《本经疏证》疏解大黄全文约4500余言，将仲景用大黄之精义推阐尽致。今特将其所论作一概述。 一、大黄之用，缘火盛著物 首先，邹润安引卢芷园对大黄的论述曰：“五行之体，以克为用。凡心用有所不行，变生灾难者，宜用大黄之苦巽（xun）以入之。” 邹氏认为，卢氏“行火用”一语，实得火能生土之机括，概括了大黄之功用为能使火气贯入土中。邹氏说：“土气必得火气贯入，而后能行；火气必得土气之通，而后能舒。火用不行，则积聚、胀满、症瘕遂生；土气不行，则烦懊、谵妄、嗔恚并作。”而“大黄色黄气香，固为脾药，然黄中通理，状如锦文，质色深紫，非火之贯于土中耶？”因此，所谓大黄“能启脾滞、通闭塞、荡积聚、涤肠胃、利水谷”，不过都是“贯火用于土中”的作用。所以《本经》首推大黄通血，治火著于血者，尤其是火盛著血之症。他还说：“火盛著血者，则无处不可著，故著隧道则为血闭寒热，著横络则为症瘕积聚，著肠胃则为留饮宿食。”总之，大黄之用，“缘火盛著物，非缘阴虚阳亢二语”。 二、承气之名，固当属之大黄 仲景承气汤的命名，究竟因何而来？ 邹润安日：“自金元人以‘顺’释‘承’，是理遂不可通尔。试以《六微旨大论》‘亢则害，承乃制’之义参之，则承气者非血而何？”气有余即是火，火必著于物，当然也可著于血。大黄所主是火盛著血，故方名取“承气”二字“固当属之大黄”。他还举出如下理由：1、“三承气汤中，有用枳、朴者，有不用枳、朴者；有用芒硝者，有不用芒硝者；有用甘草者，有不用甘草者。惟大黄则无不用。2、厚朴三物汤，即小承气汤，厚朴分数且倍于大黄，而命名反不加‘承气’二字，犹不可见承气不在枳、朴乎？”3、气为血帅，当气滞波及于血并化火，“此时惟大黄能直捣其巢，倾其窟穴，气之结于血者散，则枳、朴遂能效其通气之职，此大黄所以为承气也。不然，验其‘转矢气’何以反赘于小承气下，不责之倍用枳、朴之大承气耶？”所以他说，“承气”二字是针对大黄一药而命名的。 三、仲景对大黄之巧用 邹氏云：“药之性固所宜究，用药之巧尤所宜参。”观仲景之巧用大黄，亦可见一斑。 如：大陷胸汤先煮大黄，后入他物；茵陈蒿汤先煮茵陈，后入大黄、栀子。前者欲使大黄之力变为缓（因煮久）而久留，以当善后之任，变峻剂为缓剂；后者欲使大黄气锐先行，以攻其里之瘀热。由于二者煎法不同，所发挥的药性亦有别。 再如同一个泻心汤，在《伤寒论》中治“心下痞”，而在《金匮要略》中则治“心气不足，吐血衄血”。前者因“实非真实，故锐药锐用”，大黄用麻沸汤绞汁；后者因“虚则真虚，故锐药缓用”，大黄与它药同煮。邹氏认为，“一以气分虚痞，故取其气不取其味；一以血分瘀结，故气味兼取焉。” 再从同为治黄的茵陈蒿汤、大黄硝石汤和栀子大黄汤三方来看，由于各自的证候归经不同，故给大黄配的佐使药不同，且大黄的用量也有差别。即：栀子大黄汤证有“懊憹”，属太阳证，故佐以栀 、豉；茵陈蒿汤证有“食即头眩，心胸不安”，属阳明经证，故佐以茵陈；大黄硝石汤证有“表和里实”，属阳明府证，故佐以硝石，黄柏。此三方用大黄的比例是4：2：1，即“府证者倍大黄，阳明经证半之，太阳证又半之”。 四、涩剂为何用大黄？ 邹氏说：“涩剂用大黄，似乎相背，不知仲景用药必不浪施”，因为“病有因实成虚，及一证之中有虚有实，虚者宜补，实者自宜攻伐”。他并以柴胡加龙骨牡蛎汤及风引汤为例说，在前一方证中，“胸满”、“谵语”，非大黄不为功；“小便不利”，非茯苓乌能通？“是大黄、茯苓，实一方之枢纽，必不因此碍龙牡之涩矣”；后一方证中，所谓“热瘫痫”，“必其风聚热生，挟木侮土，故脾气不行，积液成痰，流注四末……故大黄者，所以荡涤脾家所聚，而干姜之守而不走，实以反佐大黄，使之当行者行，当止者止，是大黄、干姜，又一方之枢，不阂乎涩者也。”所以，无论是急病或缓病，凡于虚实错杂之际，都需要有一，二味起枢纽、调节作用的药。故仲景在涩剂中用大黄，其实皆是有所本的，反不似今之人“凡涉虚者则畏之如砒鸩”。 五、大黄实斡旋虚实、通和气血之良剂 这是大黄最大的优点，也是其难得的功效。而指出这一点的，正是邹润安。 除在涩剂和虚证中可使用大黄外，在攻剂和实证中使用大黄似乎适当其可。然而同样也要根据病因和病情的不同，而分别有所督率。比如鳖甲煎丸和大黄庶虫丸二方，它们所对应的证候，其来源则有所不同：前者由外感，后者由内伤；“外感者，自气以及血，故寒热不止而后为症瘕”；“内伤者，自血以及气，故先有干血而延及气”。虽然二方同用大黄率诸飞走灵动之物以攻坚，“但由于气者，穷其源，以人参、干姜益之；由于血者，探其本，以芍药、地黄济之……大黄固将军，随所往而有所督率”。所以，无论虚证或实证，无论由气及血或由血及气，皆可用大黄从中斡旋之，贯通之，调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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