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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上，对玉最爱和数量最多，当属清代鼎盛时期的乾隆帝了。
乾隆爱玉赏玉藏玉，是历史上任何一个皇帝都无法比拟的。他一生看玉无数件，仅故宫藏他御览过的玉器，就达数万件之多。连他的几个孩子，也都用玉字旁做名，可见“玉痴”的名字冠于乾隆爷，是最不为过了。
乾隆时期的玉器不仅是数量多，样式多，关键是这一时期乾隆对玉器制作的思想，要求，御批和御览也特别多。仅对一份记载乾隆对玉器制作的御批统计，就达仅千次！这恐怕在帝王史上是史无前例的！
这一时期的玉器制作，复古成为一大特色。玉器的复古，是研究乾隆时期玉器制作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内容。从他对玉器制作仿古的苛刻要求和一丝不苟的御批，窥视这一时期玉器制作的一种趋势。 中国自宋代以来,文人的自觉.参与及审美观,对艺术产生决定性影响.所谓文人画的概念从宋代开始,一直延续到明代中叶,成为绝对的正统.文学方面,倡言复古,开启古文明象征朴实,美好观念。
宋朝初年,常见宫廷征求古人书画,上古玉器和青铜鼎器.宋徽宗时,就宫中典藏编辑<宣和书画谱>,<宣和博古图>等书,借重文臣丰富的知识,对古代文物进行鉴赏.知识分子如欧阳修等,纷纷投入古物目录的编篡,如欧阳修的<集古录>,吕大临的<考古图>,赵明诚的<金石录>,将碑帖,铭文等加以整理,绘图,考证.这些人的投入,使得接触,了解古代文物成为一种超越时空限制,提升精神生活愉悦感的活动。 明代董其昌在其《古董十三说》中，则进一步将古物定位为今人与前贤交往，学习之媒介。尤其是鉴赏古代象征礼乐的铜器，玉器，更可以修养德行，所谓“先王之盛德在于礼乐，文士之精神存于翰墨。玩礼乐之器可以进德，玩墨迹旧刻可以精艺。居今之士，可与古人相见。”这种好古的观念，也就带动了模仿古器物的趋势。由此，一批带有当时文人思想，观念的文房器皿相继问世。由此看来，清高宗乾隆正是继承了宋明以来，文人好古喜古仿古的传统思想！ 清高宗乾隆认为，古典器物朴素，精纯，高雅，有意涵。因此在面对“不堪寓目”的〈新样〉玉器时，他一再的强调〈不师古说闻匪〉，〈求师述古风〉。这种古典主义的情怀，都和前面说的自宋以来中国艺术史的渊源和传统分不开的。
根据档案的记载：乾隆八年，高宗交〈考古图〉，命玉工按图制作玉器。值得注意的是，他不仅要求尺寸上尽量符合原样，玉色也得烧成旧玉的颜色，并且要在木座上刻〈宣和御玩〉，〈伯时珍藏〉的字样。添加沁色及古人收藏记录，是种错乱制作年代，意图以假乱真的举动。这种情形，其来有自。
明中叶，一批商业新贵，如新安商人，在商场上形成很大一股势力，他们为脱去世俗铜臭的外衣，所以往往追随文人品味，不惜以大量财力投入古玩市场。不过，这只是商贾装饰身份的手段。他们既不致力于研究，甚至无所谓文化观念。这些充斥市场的资金，诱引了大量伪作古物的出现，促使作伪的技巧不断更新，精进。这种对假古董的宽容，甚至赏识的态度，一直延续到清代。乾隆撰写的〈玉杯记〉一文，便明白的呈现了这种心态。 〈玉杯记〉是乾隆18年写的，帝王与工匠交谈，在中国极为少见。内容是：乾隆赏玩一只玉杯，乍看之下，是汉以前的古物，但其表面粗糙，且沁色不十分自然，于是，召来宫廷玉匠姚宗仁一同鉴定。出乎意料的是，姚宗仁笑了起来，坦承是其祖父所做，并非古物。接着，他向皇帝详细陈述染色作旧的方法，解释何以此杯较当时众多的假汉玉来的肖真。乾隆听的津津有味，盛赞姚宗仁〈其事有足称，其言有足警〉，〈不妨为立传〉。这种情形，成为美谈流传至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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