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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高启在南京也留下了不少不朽的诗作，代表作为《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明代建国之初，青年诗人高启还是十分兴奋的。毕竟，战乱之苦是不用再受的了。 今天的人们恐怕难以想象，被誉为“明诗第一人”的高启竟因为“龙蟠虎踞”这4个字而被腰斩。其实，这个曾在南京留诗大赞明朝一统天下的年轻人的悲惨下场，和他在南京做官一年多后突然拒绝明太祖亲封高官却选择隐居一样，是有着深层次的原因的。 明初， 高启曾在南京写诗盛赞开国皇帝 高启，生于1336年，长洲（今苏州西南）人。元代末年，他隐居在吴淞江边的青丘，自号为青丘子。高启学识渊博，尤其酷爱吟诗，一直以“谪仙在世”自许。他在青年时代即有诗名，与杨基、张羽、徐贲合称为“吴中四杰”。在文学史上，与刘基、宋濂并称“明初诗文三大家”。高启的诗歌，雄健有力、富有才情，改变了元末以来华丽的诗风。他众体兼长，写诗摹拟取法不限于一代一家。清人赵翼的《瓯北诗话》说：“高青丘（即高启）才气超迈，音节响亮，宗派唐人，而自出新意”，“推为开国诗人第一，信不虚也”。更有后世评论者认为高启是“明诗第一人”。 高启在南京也留下了不少不朽的诗作，代表作为《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明代建国之初，青年诗人高启还是十分兴奋的。毕竟，战乱之苦是不用再受的了。虽然元末的社会现实使高启写出了不少诗歌，正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是也，但他肯定还是向往着过上太平日子的。对于开国皇帝朱元璋，高启一开始也是表现出赞佩的。他在《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写道： 大江来从万山中，山势尽与江流东。钟山如龙独西上，欲破巨浪乘长风。江山相雄不相让，形胜争夸天下壮。秦皇空此瘗黄金，佳气葱葱至今王。我怀郁塞何由开，酒酣走上城南台。坐觉苍茫万古意，远自荒烟落日之中来。石头城下涛声怒，武骑千群谁敢渡。黄旗入洛竟何祥，铁锁横江未为固。前三国，后六朝，草生宫阙何萧萧！英雄乘时务割据，几度战血流寒潮。我生幸逢圣人起南国，祸乱初平事休息，从今四海永为家，不用长江限南北。 诗人登高俯瞰金陵全景，盛赞雄伟壮丽的山川形胜，并深沉地回顾了南北分裂的不幸历史，指出六朝依恃长江天堑，固守割据局面，抗拒国家统一的历史潮流，终究没有逃脱覆亡的命运。末尾几句颂圣中包蕴着对于统一给人民带来安定富足的期望。全诗波澜壮阔，笔墨酣畅，于豪迈奔放的气势中透露出沉郁苍凉的意味。高启对新王朝的建立抱以“欢呼大庆”的态度，热情称赞朱元璋驱逐蒙元建立明朝的行为。他对明朝统一天下大唱赞歌：“我生幸逢圣人起南国，祸乱初平事休息。从今四海永为家，不用长江限南北。”高启还曾说自己“幸逢中国真龙飞”，对朱元璋的称赞接近了肉麻的程度。 高启的态度得到了新王朝的肯定。他很快就被授予翰林院国史编修官，负责《元史》的编纂，同时承担了教授新王朝诸王文化知识的重任。洪武三年（1370）秋，朱元璋在朝堂上当众宣布，擢升高启为户部侍郎。高启当官才一年，就像坐了直升机一样，升到侍郎的高位，令在朱元璋手下奋斗了几十年的老人们瞠目结舌。这也体现了朱元璋对完成了《元史》编纂任务的高启的肯定和器重。 朱元璋要升他当大官， 他却请求归隐山林 然而，更出乎大家意料的事情发生了。高启竟然拒绝接受户部侍郎的任命。 高启的理由有两条：一来自己年少，才35岁；二来自己一介文人，没有实际政务经验，恐怕难当户部的大任。这两条理由大面上都还说得过去，朱元璋心里虽然不快也不好说什么，但高启接着又说了一番话。他说自己心力疲惫，请求解除本兼各职，“放归山林”。 高启不同于李白，他可以说是文理兼通，要不然朱元璋怎么会想到让他去户部就职？高启自己也曾说要“匡济世务”，按理说，担任户部侍郎是他施展抱负的好机会，然而此时的高启已经对官场险恶存了很深的戒心。 在南京的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写了两千多首诗。这其中一些诗给他惹了麻烦。他在《题宫女图》中写道：“女奴扶醉踏苍苔，明月西园侍宴回。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宫禁有谁来？”这便被认为触及了宫闱隐私。他的《题画犬》中还有这样的诗句：“莫向瑶阶空吠影，羊车半夜出深宫。”此语更是暗示了皇帝荒淫之事。据说，朱元璋曾亲自召见高启问过此事，实际上是对高启发出了警告。 虽然高启曾经认同明朝统治，但是日积月累，朱元璋的所作所为在他心中投下了阴影，而且这种阴影越来越浓重，使得高启经常生出宦海覆舟之忧，于是他想选择逃离官场隐居青丘。 “龙蟠虎踞”四个字为何会引来杀身之祸 可是没过多久，因为一篇应景诗作中引用了“龙蟠虎踞”这四个字，让高启还是难逃飞来横祸。 拒绝了当官的诱惑以后，高启回到家乡教书。数年后，苏州知府魏观因原来的府衙狭小，迁到曾在苏州建都的张士诚的皇宫遗址办公。高启是魏观好友，于是为他写了一篇《上梁文》，以示祝贺。很快，就有人向朱元璋告发说，魏观“复宫”是“别有企图”，结果魏观被杀。而高启因为在那篇《上梁文》中用了“龙蟠虎踞”四个字，“属于大逆不道”，亦难脱干系，结果被判腰斩。 那么为何“龙蟠虎踞”竟会和大逆不道联系上呢？“龙蟠虎踞”是对南京地势险要雄伟的形象说法，从道理上讲，并非只有南京可用。但从明朝建都以后，南京已成了“帝王之宅”，在朱元璋看来，“龙蟠虎踞”四个字也就相应成了他们朱家的专有名词，并非哪里都可以用的了。根据封建时代“天无二日，地无二君”的原则，如果别的地方也有“龙蟠虎踞”，那不就是“天有二日，地有二君”了吗？朱元璋当然不高兴。而“书呆子”高启满脑子诗文，哪里想得到有这么一个禁忌呢？ 再进一步分析，明太祖朱元璋腰斩高启，还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建都。他是穷苦人出身，长期的征战，使他深知刀把子代替不了笔杆子。他之所以能最终成就王业，靠的是得到了像刘基这样一批文人的辅佐。但帝国建立后，文人从争夺皇权的同盟者一下子变为了被皇权统治的对象，就成了皇权潜在的威胁。拿士大夫开刀，可以杀鸡儆猴，迫使全体臣民慑服。文字狱成为朱元璋树立权威、维护政权的一种手段。 从个人角度来看，朱元璋大兴文字狱也和其平民出身有关。在那个讲出身、讲正统的年代，朱元璋深以自己出身为耻，文化上的自卑使他对那些和自己出身完全不同的士大夫们采取了更为严苛的态度，其极端就是通过毫无道理的文字狱，来迫使文士承认他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文士的尊严被肆意践踏、蹂躏，朱元璋自己则在生杀予夺中享受着极权带来的威严与快意。据有关资料记载：明初死于朱元璋刀下的文人多达数万之众，创自秦始皇以来历代皇帝文字狱杀人之最。 而此时的文人们却又无法像传统文士那样飘然远遁、归隐山林。严光是东汉著名的高士。但朱元璋认为，严光在东汉建国之初急需人才时不为中兴贡献才智，反而以隐逸为高尚，纯属“处心有邪者”、“沽名钓誉者”，是国家最大的罪人。正是基于这样的看法，朱元璋明确规定：“寰中士夫（即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也就是说，在朱元璋看来，有学问才识却不为君用就是目无君上，这样的人留着也没有用，就该杀头抄家，面对的只有死路一条。 所以，尽管高启在《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中用“我今幸逢圣人起南国”之类的句子拍足了朱元璋的马屁，又在南京完成了《元史》的编纂任务而得到皇帝赏识，却又不识趣地拒绝皇帝赏赐的官职，他后来被害也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 所以，高启这位死时年仅39岁、很有声望的诗人被腰斩处死，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刑事案件，而是朱元璋向那些不愿顺从的士人发出的明确、冰冷的高压警告，是明初文人不依附朝廷必须付出的代价。历史证明，正是高启被腰斩这一惨剧，加速了明初士风的转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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