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作为西方文明的起源

明白了希腊文明与西方文化明的关系以及它们以后的发展，就可以对西方文明作出一个基本评价，这种评价是把希腊文明看作西方文明的主要源流之一，从整个西方文明的历史发展来分析它的性质与特征，正是由于西方文明有三种主要的历史来源，也就决定了它的基本特性和表现。

首先，希腊文明中的理性中心特征是十分明显的，从希腊哲学到欧洲主要国家的文化中，都是以倡导人类理性为宗旨的。这又表现为不同层次，一是作为文明的整体倾向是对于理性的崇尚；这与其他一些文明是不同的，一些古代文明是以对宗教崇拜或是其他崇拜为主导的，古代希腊虽然也有多神教等信仰，但是宗教并不能取代理性。另一层次则是对于理性观念的思想建构。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建立了形式逻辑体系，为西方理性思维的发展打下了逻辑基础，西方理性以这种形式逻辑为准绳，规矩行为、道德、思想观念。虽然西方的理性中心观念与亚里士多德逻辑在近代以来，多次受到严峻挑战，从弗郎西斯·培根到弗洛伊德、萨特等近现代思想家都已经看到这种形式逻辑的不足之处，有的想用新的逻辑体系建立特别是辩证逻辑来取代形式逻辑，有的则从非理性角度来反对理性中心，但至今还不能说改变了西方文明的这一基本特征。西方反理性思潮的不断出现，正说明了理性中心的作用是何等强大，难以改变。

亚里士多德

西方理性思想建构主要有三个大的阶段：古代希腊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代阶段，在此之后，中世纪宗教神性压抑理性发展，这种压抑直到文艺复兴之后才得以解除；第二阶段是以十七世纪法国思想家笛卡尔（R.Descartes,1595----1650）为代表的近代阶段，这个阶段中把理性与道德伦理、封建统治和以后的资产阶级的理想结合起来，建立理想国，从柏拉图起，建立理想国家一直是西方思想家的努力目标；第三阶段是黑格尔为代表的从近代向现代社会过渡的理性中心思想，这一阶段中增添了丰富的辩证思想内容，但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以理性为中心的思想方式。

笛卡尔

西方文化中的理性中心表现于文明各种构成成分之中，在道德伦理中，康德等人一直把道德看成是理性的实践，有所谓实践理性的观念。所以从这一点来看把中国的理性思维看成是实践理性，其实是对康德学说的附会。在法律中，西方法哲学也是一种理性的法律实践。西方的社会制度甚至宗教观念，无一不受到理性中心的影响。这就形成了西方文明中对于理性的崇拜与倡导，这种精神对于人类的启蒙与觉醒、破除蒙昧、追求知识和进步有巨大的推动作用，这也是近代以来西方取得巨大成就的原因之一。但是，如果形成理性中心观念，人类对于自我与世界的认识也就会形成自我中心或是相反，形成理性对于人性的压制。我们这里并不是故作惊人之语，许多西方学者也已经看到，历史上出现了这样一种奇怪的现象，正是在理性中心的西方国家中，宗教仍然占居统治地位，乃至各种邪教主张都可能有巨大的市场。这正是由于经过近代科学批判之后，原有的造物主形象改变了，变成了理性的代表，重新受到崇拜。而且更令人沮丧的是，在理性的重压下，非理性作为理性的对立面而存在，也没有被消除，反而发展迅速，在意识形态中居于重要地位。这就使人不能不反思理性中心观念。

　　可以说这就是理性中心的偏颇，十九世纪后期以来，西方知识界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批判理性中心。从哲学方面有存在主义、现象学等，一直到后现代主义的哈贝马斯、德里达等，从对于形而上学的批判到技术理性的批判，基本上都是这一范围。心理学方面的弗洛伊德、荣格、拉康等人，文学理论方面的加拿大学者弗莱等都是其代表人物。对于理性中心的批判方兴未艾，对于理性中心的批判是对于西方文化深层内容的批判，这种批判的角度可能不同，但对于理性中心的要害的纠正必然是有益的。但是也不可回避，对于理性中心的批判不等于对理性的批判，理性是人类思维之花的沃土，没有理性就没有人类进步。

  其次，科学精神是西方文明的重要特征，这里所说的科学精神是指对于自然现象的本质及其规律的观察、实验和运用，这是西方文明对于世界的重要贡献之一。世界各主要文明都有科学发明，埃及与中国古代科学史上都有重要发明。但是西方较早地发展出系统科学观念，并通过一种科学精神把它变为人类社会生活最重要的推动力，从而使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使人类社会能具有今天这样强大的征服利用自然的能力。

早在希腊毕达哥拉斯学者中，数学已经是最重要的思想认识工具，欧几里德几何学的建立为数学几何学提出了重要的模式，人类通过自己的观察与分析，将自然的规律性表现掌握在手，并且加以利用。中世纪之后，实验方法进入科学，使科学长足发展，成为人类社会中举足轻重的力量，科学是一种生产力并且是一种对社会有重要影响的思想观念，以科学方法分析事物成为重要的思想方法。

       这样，我们其实把西方与中国的文明精神进行了形式上的比较。从主客体之间的关系来说，西方的主体精神以个体自我意识为代表，主张用理性和科学为工具对客体进行利用和分析，人类驾驭自然征服自然是它的目标。这样客观形成个性为代表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分裂。晚年的黑格尔曾经在《历史哲学》中这样总结希腊精神：

   

黑格尔

      总括希腊精神的元素来说，我们发现它的基本特性是这样的，“精神”的自由受“自然”刺激的限制，并且和这种刺激结有本质的关系。希腊的思想自由是一种外来的东西所激起的；但是它是自由的，因为它从自身变化，并且产生了这种剌刺激。这个决定是中间物，介乎人类方面个性的丧失（如像我们在亚细亚的原则中所看见的，那里“精神的东西”和“神圣的东西”只存在一个“自然的”形式之下）以及自身为纯粹确实的“无限的主观性”，就是以自我为一切可以取得实体生存的根据的思想。希腊“精神”是介乎以上两者间的中间物，从“自然”出发，再把它变化为它自己生存的一种单纯客观的形式。1

 

      黑格尔对于东方精神（“亚细亚原则”，此处主要是指与欧洲相对的中国及印度文化）的总结十分荒谬，可以看出他的欧洲偏执狂已经病入膏肓,而他对希腊精神的阐释却如同克雷洛夫那个著名的“熊的服务”的寓言，当熊要为主人打死脸上的苍蝇时，却把主人打了个鼻青脸肿。黑格尔所说的“以自我为一切可以取得实体生存的根据的思想”和把自然变为自已生存的“一种单纯客观形式”的思想，这是希腊的而不是东方的精神特征，这种特征在当时曾经被引以为豪，但今日正面临着一种世界性的审判，这种审判在西方内部的代表先是法兰克福学派几代学人，从马尔库塞到哈贝马斯等人。比他们更为有力的是二十世纪末期以来的反对后殖民主义与生态主义相结合的思潮。以自我为根据与把自然只是作为人类一种生存客观形式的思想导致人类与自然，是人类社会本身的异化。弗洛伊德曾经把人类主体与自我之间的关系发展称之为对于人类中心的三次冲击，其中虽然有不够确切的地方，但这种批判的发生是值得反思的，而且，历史必将有更严峻的批判。

雅典城邦实行民主制度，长期以来有一种误解，认为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主张贵族政治，这其实是一种误解。他们两人主张的是一种贤人政治，贤人(aristocratos)就是品德出众的优秀人物。由于当时认为贵族是品德出众者，所以称贵族是aristcratos，这就产生了意义的混淆，使得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本义被歪曲了。从他们二人的著作中可以看出，虽然他们对于雅典城邦政治有很多不满，但他们都认为雅典城邦国家在政治上远非其他国家所能比拟，对于民主制度的优越性是肯定的。

希腊文明有自己的特点，希腊人从事农牧业生产，有相当发达的海上贸易，与东方封闭文明古国不同。这种社会生产形成了希腊人开放的精神心态。同时，希腊民族以多神崇拜为主，神话发达，想象力丰富，这都对于其文明发展有影响。在这种社会与精神环境中，希腊人的思维机制、思想与东方不同，希腊文明中，以真理理性追求为最高目标，“存在”意义并不与神完全认同，与希伯来的神性是不同的。存在是对于宇宙本质的探寻。中国的环境与希腊大不相同，北部亚洲高原隔开了中国与希腊罗马的直接联系，与近东和印度的交往也极为困难。东部与南方的大海则使大规模的中外交流难以实现。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中国独立发展出高度文明本身就是一种历史奇迹。中国文明本位在于其思维方式的辩证理性，中国思想的最高范畴—道—与西方的“存在”互相对应，如果说“存在”范畴指向真理与本质，这种追求是对于形而上学的宇宙之真的追求，如果世界不能提供这种追求的样板，存在就会指向宗教，这正是希腊文明的命运。那么“道”这个范畴则是现实与理想的中庸，道的观念起源就是它意义的最好说明：道，其一是道路，这是道的适应性；其二，道为言说，道可道，非常道，言说是一种符号化，当思维成为一种言说或理性逻各斯时，思维的纯粹性已经丧失。所以辩证理性最终导向现实与理想的融合，承认现世的权力高于真理的追求。道最终指向了现世，区别于希腊人的存在。

城邦国家中，哲人的理想国家制度鲜明反映了西方与东方文明的差异，柏拉图《理想国》中说世界有五种政治制度：1、君主专制度，这是最落后的制度；2、斯巴达克和克里特制度，受到“广泛赞扬”；3、寡头政治，是由少数人进行统治的制度，这种制度在“荣誉上居第二位”；4、民主制度，是寡头政治之后产生的，与其相对立；5、僭主政制，这是城邦“最后的祸害”。柏拉图提倡贤人政治，主张建立以哲学为最高学术规范，以全面发展的有智慧的哲学家作为国家统治者的理想国。虽然柏拉图对于民主制度有许多不满，但他对其评价仍然是不能与专制政体同日而语的。当谈论到民主制度时，他以苏格拉底之口说出：

 

苏格拉底

苏：那么民主主义是不是也有自己的善的依据，过分地追求这个东西导致了它的崩溃？

阿：这个东西你说的是什么？

苏：自由。你或许听到人家说过，这是民主国家的最大优点。也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这是富于自由精神的人们最喜欢去安家落户的唯一城邦。1

 

      在当时所有现实存在的国家制度中，民主制度仍然是最为进步的，这是无可怀疑的，《理想国》正是以雅典为蓝图的理想国家模型。另外，柏拉图的理想王国与其理想人格是统一的，理想人格就是思想家，具有保卫城邦与领导城邦的能力，这样的人是上帝加入黄金所生成的。这种人格最优秀的品质当然还是智慧道德与善，这是西方完全人格的表现。这个理想国虽然在雅典并不可能实现，也正因为其不可能实现才是理想的。这种王国的光辉最终在十八世纪启蒙主义的资产阶级理想王国中再次放射出来，这是西方文明国家理论的精华，也是其对世界的一种贡献。

有意思的是与柏拉图同时代的孔子与孟子也有自己的理想国模型，如果把两者对比一下，就可以看出东西方关于国家制度的不同理想了。孔子理想的国家其实就是西周专制国家，这也是由他“吾从周”的宣言的主旨所决定的。孔子理想的国家制度由孟轲依据西周制度作了如下安排：

 

孟轲

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达於天子，附於诸侯曰附庸。天子之卿爱地视侯，大夫受地视伯，元士受地视子男。大国地方百里：君十卿禄，卿禄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禄足以代其耕也。次国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禄，卿禄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陪中士，中士陪下士，下士与庶在官者同禄，禄足以代其耕也。…耕者之所获，一夫百亩，百亩之粪，上农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人；庶人在官者，其禄是以为差。（《孟子·万章下》）

 

除了吏治与政治之外，还有关于土地制度的井田制，孟子说：

 

    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孟子·滕文公上》）

 

       很明显，孔孟的理想国并不是想象的，而是向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西周制度的返回。与柏拉图的理想国比较起来，两者大相异趣。一个是西方的理想王国，这是以民主城邦制度为主的，追求完美人格与政治的理想国度。另一个则是东方的帝王专制制度，这是对于历史王朝的回归与赞美。前者以农工商贸的互利为发展目标，后者则是一种严格等级制度下的公私田亩制度。

东西方的理想王国与制度，两者之相距何其远矣，其何止于千里哉！

一切都不能以一种民族文明的自我中心观念来评价，只有历史主义才是公正的。我们没有可能用西方中心的观念来批评中国古代专制主义，更不可能以民族主义观念来排斥西方城邦制度。历史就是历史，历史也就是现实，因为它们至今还在延续，任何评价都不是结论，历史只是一种进程而不是一种目的。作为进程它是现实的，作为目的却往往是无法直接得到证实的。希腊民主制度，归根结底仍然是一种贵族民主制度，全民的民主在当时是不可能实现了。

    罗马帝国建立后，整个西方进入世界帝国时代。而东方却早在此之前已经结束了古代大帝国时代，中国印度等国先后进入封建帝国时代。中国的秦汉时期与印度的孔雀王朝称雄东方，一些东方蛮族与少数民族纷纷融入主要封建帝国。东西方文明史各自书写新一页，文明体系性的差异已经不能再以同一标准来衡量，只能分别从不同线索来研究。我们下面就分别从东西方文明各自视域来分析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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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246页。

1 [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