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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很难说，因为“思想深邃”和“人格独立”同在是很困难的一件事。如果硬要勉强，那么胡适、鲁迅我觉得应当在列，有人在这里提到顾颉刚，那么正好可以说上一说。 思想深邃，其实在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定义，如果把我们初中高中学习的那些西方批判资本主义的文章和胡适、鲁迅放在一起，就启蒙而言，确实可以看作思想深邃。 而我们把胡适的哲学贡献和鲁迅后来师从章太炎后的考证，以及顾颉刚参与的古史辨放在一起，这就是学术上的思想深邃。那么这里面，钱穆、钱钟书、王国维、牟宗三、熊十力、唐君毅、张东荪、冯友兰、郭沫若、谭戒甫、梁漱溟，这些人都可称作思想深邃的人。 胡适和冯友兰都曾师从杜威，但胡适在哲学史上的贡献不及冯友兰。现在写小说的人爱说“太监”，其实就是从胡适这里来的，因为胡适的哲学史只有上部没有下部，梁漱溟说这是因为胡适的方法研究不了佛教，这话不错，杜威的实验主义乃现代哲学中的一个流派，确实不太适合研究佛教思想。 胡适治学里面有一个污点，就是老学公案，跟他起冲突的正是他学生顾颉刚。胡适在写哲学史的时候可能没留意到老学公案这个问题，所以他把老子放在孔子以前，相信历史上的孔老相会，但顾颉刚发现有很大问题，就提出了异议，后来顾颉刚回忆此事，说自从提了这个观点反对胡适后，“老师就不怎么待见我了”。历史证明胡适确实是错的，冯友兰、钱穆、郭沫若、高亨，西方人葛瑞汉都指出了《老子》晚出的事实，因此，胡适此事也成了一桩悬而未决的公案。为什么呢？因为胡适自称“徽州佬”，而徽州佬是很擅长考辨古籍真伪及文字的，当时许多证据都能证明《老子》一定很晚才出现，譬如里面有一些反对墨家的东西，这说明老子绝不可能是孔子时候的人，但只有胡适坚持自己的哲学史没错。 顾颉刚最为人所称道的地方乃是他提出的文化上的层累说，层累是个考古学概念，这里被用来比喻文化。后来王国维提出了二重证据法，就贡献而言，王国维是远远超过顾颉刚的，因为大家现在使用的主要是王国维的方法，而顾颉刚的方法在越来越多的出土文献证据面前经受了诸多挑战，我们不能说这个方法是错的，但确实漏洞很多，论证薄弱、线性思维是最大的缺点。不过，顾颉刚仍旧是一位很有分量的人物。尤其是当时参与到“古史辨”中的诸多学者，为后世留下了不少论证上的财富，有些合于出土文献，不合的则被推翻，两方都加深了文化上的探讨。 很多人对鲁迅的记忆都停留在他早年的几篇文章里，就是我们选入课文的几篇，但实际上，鲁迅成熟期的诸多学术考证也很值得我们留意。就人格而言，他在法租界内的事情和后来当左联的笔杆子算是污点吧。 梁漱溟这个人，他不喜欢书斋式的研究，而是喜欢实践，所以即使到了当代，乡村派还是很多。当年混乱的时候，他跟毛对着干，气得毛发动全员在大会上批梁，反反复复，但是没人敢动梁，梁也是依旧不服，俩人常常狂怼不止。后来梁在九十年代作了一个评价，引发很多人不满，但就那个年代而言，梁的人格真是很独立，骨头硬过鲁迅。 另一个人是钱钟书，关于钱钟书，这些年有个说法甚嚣尘上，说《管锥编》是个人就能写出来，在现代技术高度发达的条件下，写起来很容易。之前我见过一个大叔，他是工科的，是当年恢复高考后没多久考上大学的人，我很佩服，但他说这话时我觉得他是纯属放P。杨逢彬是“现代杨家将”中的新一辈，他自言借助现代软件，弄了整整十一年才大致上完成一本《论语》作品，这还只是语文学和语言学方面的部分成果，若是把逻辑和语义全部加上去，十一年是完全不够的。学术不是剪刀加浆糊，也不是你用软件把文献都找齐全就完了，你还得理解它们，考察词性，考察语境，而且找文献也绝不是一件轻松的活，目录、版本、训诂、校勘、注疏、语义、逻辑，这是一整套的工作，但凡说“是个人就能完成的”都是门外汉在装比而已，因为专业人士从来不会这样装比。 还有一点，就是钱钟书的沉默。我高中的时候也觉得沉默不好，应该学胡适提倡的“宁鸣而死”，但我们知道，胡适最后跑路了，他儿子很惨，可以说父子二人都没有做到“宁鸣而死”——当然，这种死是没什么意义的。我不喜欢南怀瑾，但他有句话我觉得很不错，说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高中以后，我又看了不少历史学方面的近代史，这时候我只能说，钱钟书的沉默便是最伟大的独立人格，完全达到了“宁鸣而死”的境界，在网上吹嘘自己在那个年代如何如何，谁不会呢？是个人都能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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