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新：策兰后期诗歌(4)

　　这也意味着，策兰以及一切伟大艺术家的“晚期风格”都不能仅仅从风格学的层面上来理解或阐释。我们需要进入其黑暗的内核，需要和诗人一起去“经历一种命运”，直到发现那就是我们自己的命运。只有这样，策兰的诗才会向我们敞开，“愈近看字句，字句回顾的距离愈大”（卡尔·克劳斯），并体会到其罕见的思想勇气、艺术难度和独创性。否则，它对我们就会永远是一个“谜”。

　　可是，策兰会轻易地让人们进入并“分享”他的“内心”吗？

　　　　你耳朵里的设计开出
　　　　一朵花，你是它的年，
　　　　无舌的世界和你谈着，
　　　　六人之一
　　　　知道它。
　　　　　　　　——《你耳朵里的设计》（《雪部》，1971）

　　　　越过超便桶的呼唤：你的
　　　　伙伴，他可以被命名，
　　　　挨着破书的边缘。

　　　　来，带着你的阅读微光
　　　　这是一道
　　　　路障。
　　　　　　　　——《越过超便桶的呼唤》（《雪部》，1971）
    
　　这样的诗，堪称为“天书”，难以索解，也不可索解。我们的“阅读微光”，很难照亮这黑暗的陡峭的“路障”。我们翻不过这“句法急剧的坡度”。我们注定要和它们留在一起。而这正是诗的胜利！

　　正是这样的诗，以其自身的难度、质地和不透明性，抵抗着时间和人们的消费。正是一首又一首这样的诗，使一个诗人永恒。

　　意大利著名诗人安德烈·赞佐托就曾这样感叹：对任何人，阅读策兰都是一种“震慑的经历”：“他把那些似乎不可能的事物描绘的如此真切，不仅是在奥斯维辛之后继续写诗，而且是在它的灰烬中写作，屈从于那绝对的湮灭以抵达到另一种诗歌。策兰以他的力量穿过这些葬身之地，其柔软和坚硬无人可以比拟。在他穿过这些不可能的障碍的途中，他所引起的眩目的发现对于二十世纪后半期以来的诗歌是决定性的。”(Andrea Zanzotto：For Paul Celan ，Paul Celan：Selections，Edited by Pierre Jori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5)

　　的确，策兰令人惊叹，愈到后来愈令人惊叹（“如此多/未入窗的事物涌现”！）。尽管诗人自己声称“在我构词的底部并非发明，它们属于语言的最古老的地层”，他对语言的颠覆、挖掘和重构，都到了一个极限。在他的后期，他“以夜的规定”重新命名了痛苦、荒诞的存在，也以一种惊人的创造力挑战着疲惫的语言（正因此，策兰会成为西方“后现代诗”的一个源头，虽然很多人从他那里学到的不过是些皮毛）。他那些伤痕累累而又犹如“不明矿物”的词语，他那些拒绝交流和消费、只是立足于自身语言法则的诗，它们的极端和新奇，它们所容纳的“黑暗”、“断裂”和“沉默”，至今让一切读者和译者仍难以应对。

　　著名作家库切在其关于策兰的文章中就曾这样说：“他那不懈的与德国语言的深刻搏斗，构成了他所有后期诗歌的基质，这些在翻译中充其量只能偶然听到，而不能直接听到。”（J· M· Coetzee：In the Midst of Losses，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July 5，2001）

　　那么，从我们的译文中，能否听到这种与语言的搏斗？这种呼吸和脉搏的跳动？能否以我们呕心沥血的语言劳作，来显现策兰诗歌那特有的基质？能否使这种翻译成为一种如本雅明所说的对“纯语言”的挖掘？
　　　　
　　　　灵魂盲目，在灰烬后面，
　　　　在神圣而无意义的词中，
　　　　去韵之诗大步走来，
　　　　大脑皮层轻轻裹住双肩。

　　　　耳道被辐照
　　　　以编织的元音，
　　　　他分解视紫，
　　　　又重组。
　　　　　　　　——《灵魂盲目》（《线太阳群》，1968）

　　　　一个毁容的天使，重新焕发，消逝——
　　　　一个发现它自己的幻影。

　　　　星宿的
　　　　武器，带上
　　　　记忆：
　　　　一心一意地，向着她
　　　　惦念的狮子
　　　　行礼。
　　　　　　　　——《墙语》（《雪部》，1971）
    
　　策兰的晚期，已把诗写到这种程度，我们还能说什么？要阐释这样的诗，需要去发明另一种语言。在经历了“苦涩的”、“灾难般”的成熟后（阿多诺对“晚期风格”的描述），策兰已把他早期的非理性发展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也许，对这个已远远走到人类诗歌尽头、具有罕见艺术勇气的诗人来说，“无意义”便是唯一可能的意义，也是抗拒死亡捕捉的唯一武器。也许，他的目标仍是歌德当年的目标：朝向“永久的无名”。

　　斯坦纳是非常有眼光的，策兰尚在世时，他就称策兰“比里尔克更不可或缺”。里尔克的经典地位当然不可动摇，但策兰却是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诗人。他的诗，见证了犹太民族和二十世纪人类的苦难历史，深刻体现了时代的冲突和其“内在的绞痛”。他对苦难的承担，正如库切所说：“他不超越他的时代，他并不想超越那个时代，只是为他们最害怕的放电充当避雷针”。

　　但策兰的诗不仅是对“奥斯维辛”的一种反响。他忠实于他的时代而又超越了时代。他的诗尤其是他那些深邃、奇异而又难解的晚期诗歌，至今仍在吸引着我们，至今仍难以为人们所穷尽。这正如阿多诺在评价贝多芬的“晚期风格”时所说：“贝多芬从不过时，原因可能无他，是现实至今尚未赶上他的音乐”。

　　策兰的诗，指向一种诗的未来。

　　(载大型文学丛刊《延河》2010年第7期，改刊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