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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叔同舊照 1937年3月28日，時年58歲的弘一法師，在廈門南普陀寺閩南佛教養正院對僧侶們做關於書法的演講時說：「以上所說的是關於寫字的基本法則，當可作為一種規矩及準繩講，不過是一種方法而已。……假如要達到最高的境界，須何如呢？我沒有辦法再回答。」 這一場演說中，弘一法師關於如何寫好字並沒多費口舌，反倒花了很多時間來勸告眾僧不必把注意力放在寫字上。他一上來就強調，字寫得好壞對一個和尚來說原來是無所謂的，當和尚重要的當是佛法的修行，修養道德深時，即便字寫得不好看，也會被人珍重，即所謂「書以人傳」。反之，如果對於佛法沒有研究，而且沒有道德，縱使修到人以字傳，也是一樁「可恥的事」。最後，法師直接了當地說，學佛法最為要緊，如果佛法學得好，字也可以寫得好的。弘一法師這一說法，襲用了柳公權筆諫時「心正則筆正」的傳統話語，高蹈了在藝術修為中的人格力量，這一話語在此後幾十年關於弘一法師書法的評介中始終佔據主流地位。 李叔同 楷書藕益大師警訓軸名利聲色，順情境界，盡看作毒藥毒箭 弘一書法由早期到中期再到爐火純青的晚期書風，般般有跡可尋。他所臨寫的古碑帖歷歷在目，怎可說對於碑帖流派決不揣摩呢？他出家后豐子愷為弘一法師造像近現代名家的1929年還出版了一本在俗時臨寫的《李息翁臨古法書集》，收錄有他臨寫《爨寶子碑》《張猛龍碑》《天發神讖碑》《嶧山碑》《石鼓文》和《龍門二十品》等的作品，大多是名碑。帖方面，所見只有臨寫王羲之《十七帖》和黃庭堅《松風閣》與《荊州帖》3件。自包世臣、康有為力倡，至晚清，碑學已成書壇主流。李叔同幼年即受此風濡染，他十三而讀《說文》，十四而臨石鼓，此皆碑學之必學。 弘一法師書法 稍長，李叔同仍服膺師輩的訓導，以篆隸筆法而入行楷之格，故而是時所臨寫的《十七帖》與黃庭堅書帖大都筆意蒼雄，碑意沛然。李叔同的早期書風在結體上也是以《張猛龍碑》為干，其後期所見的上寬下窄的瘦長造型此時也已出現，只是用筆粗重方折，字畫間所留空白亦甚少，這種風格與我們熟知的弘一法師代表性的「佛家字」大相徑庭，然則這裡面風格的轉變並不是以1918年出家為轉折點的。後來的評論者顯然過分強調了出家對其書風轉變的意義，事實上，早期臨古的碑學風格在其出家后至少還維持了10年。 李叔同行書信札 到1930年弘一法師做《華嚴經集聯三百首》，盡棄方折的用筆，字形也變為扁平，而從中我們能體味到《宣示表》《薦季直表》和《樂毅論》清古的意韻，整體感覺是走向了疏朗圓潤。然而到了1932年，書寫《華嚴經普賢行願品贊謁》時，又回到濃密的結體和粗重的用筆。他本人是否有意促成了這種變化已不可揣度。我們只能將其理解為迴旋式的遞進。 李叔同楷書信札 弘一出家后原想將書法連同他所擅長的其他藝術形式一併放棄，經范古農與印光大師相勉，乃以書法書寫佛語經偈以結法緣。他早期雄偉強悍的書風及書札體，曾被印光大師指為「斷不可用」於寫經。弘一法師是否曾為了以書弘法而去著意探索一種更適應於寫經的新書風？又或者他只是埋頭寫去，任由佛經的內涵漸漸化解了俗世的煙火？又或者是絕世的藝術才華在潛意識中暗暗前行，自然地脫胎換骨？ 不為自己來安樂，但願眾生得離苦 若欲梅花香撲鼻，還他徹骨一番寒 從客觀上看，弘一於1929年購得索靖《出師頌》一帖，一直攜在身邊揣摩。而這幾年間，他花了很多精力在《華嚴經》上，華嚴圓教的圓融之道，漸漸滲透身心。弘一的書法在這一時期由魏入晉，也由碑返帖。如果說他早期融匯魏時期的字是為有相，那麼這兩三年的變化則是趨於無相，其超凡入聖又由聖返凡，證得實相無相，真空即妙有的真理。於是，我們看到了功德圓滿的弘一大師，一個書法史上新的高峰。（本文節選自林可同編《弘一書法墨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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