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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历还采取一些安定社会秩序的重要决策。如解决八旗生计问题；定八旗家奴“开户”之例，准许其脱离奴籍，自立门户为“自由”旗人；准许八旗汉军出旗为民。秋审、朝审判决人犯，和民命出入攸关，乾隆初期，弘历皆命官员详加覆勘，有一线可原即减等免死。他告诫掌管司法的官员说：“审讯宜归平允，刑罚尤宜慎重，万不可因奉旨发审而存迎合避嫌之心，与其失出，宁为失入，而辄置人于重法也。”他重新审查雍正时视为罪大恶极的文字狱罪犯汪景祺、查嗣庭案，都找出理由宽免。上谕称：“朕查阅汪景祺等旧案，汪景琪狂乱悖逆，罪不容诛，但其逆书“西征笔记》乃出游秦省时所作，其兄弟族属南北远隔，皆不知情，今事已十载有余，著将伊兄弟及兄弟之子发遣宁古塔者开恩赦回。其族人牵连革禁者悉予宽宥。查嗣庭本身已经正法，其子侄等拘系配所，亦将十载，亦著从宽赦回。”弘历希望臣民把他看成是“虚衷慎刑之主”。 弘历极力笼络读书人。他严禁科场舞弊，同时对士子表示尊重?以往规定，考生入闱，穿的衣服必须“皮衣去面，毡衣去里”，以防止在衣服里夹带。读书人把好端端的皮袄面子拆去，穿着光板皮裘去应试，不但有失体统，简直是侮辱人格。弘历命“将皮衣去面之例停止”，士子莫不同声拥戴，感恩不尽。 当然，弘历并非是诸事一概从宽，他也有一些立法从严的措施。他对于有玷官箴的封疆大吏毫不容情。原任江西巡抚常安回京，船只经过一座闸口，于不应放闸之时喝令开闸。闸官畏威躲避，不敢过问，常安的鹰船越闸起行，强行通过。事闻，弘历命拿交刑部治距．乾隆五年1740年，御史伸永檀奏参提督鄂善受贿银一万两，讯实后赐令鄂善自堪。山西学政喀尔钦以贿史生遗，纵仆营私，违禁渔色，为御史所劾，弘历命立即正法。对一些社会问题。处理时态度也十分鲜明。例如，当时出家的僧尼甚多，良莠不齐，真心出家修衍肯并不多见。而无赖之徒，游手聚食，甚至有获罪逃般器混迹其中。弘历恐流弊日深，乾隆元年四月，他在上谕中指出：“夫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多一僧道，即少一农民。乃若辈不惟不耕而食，且食必精良；不惟不织而衣，且衣必细荚。室庙器用，玩好百物，争取华靡，计上农夫三人，肉袒深耕，常不足以给僧道一人，不亦悖乎?’，命礼部制定清厘僧道之挚，严厉取缔“应付僧”依附寺庙为生的假和尚，饮酒食肉，甚且畜妻子。规定凡戒僧、全真道士一律由地方官发给度牒，以为凭执。若不愿受戒者即勒令还俗。其中老迈残疾者既难受戒，又难还俗，查实之后给予度牒，使其看守寺庙，以终天年。以后出家者必须请领度牒，方准剃头受戒。私行出家者查出治罪。妇女年过40方准出家。这些规定，一度限制了僧道的泛滥、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是有利的。 为了保持封建社会的稳定，弘历把“盗贼”、“赌博”、“打架”、“娼妓”称为“四恶”，是“劫人之财，戕人之命，伤人之肢体，破人之家，败人之德，为善良之害者莫大于此。”他晓谕全围，以后州县官如有政令废弛使“四恶”复行于境内者，各省督抚察访得实即应严参；督抚、司道、郡守有不能督促州县悉心捕治者，必以溺职治罪。 经过一个时期的实践，弘历曾颇有心得地说：“治贵得中，事当求理，不当宽而宽，联必治以峻弛之罪；不当严而严，朕又必治以深刻之罪。”弘历这种以宽猛互济作为执政的指导思想，完全符合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宽则得众”《左传》。弘历的许多措施对于稳定社会秩序和巩固封建专制统治收到较好的效果，自己也博得宽仁的声誉。在弘历当政后的10余年间，由于他的敬事慎谋，社会经济稳步发展，府库充实，成为康乾盛世的顶峰。礼亲王昭梿在《啸亭杂录》卷一《纯皇初政》条中写遭：“纯皂帝即位时，承宪肇严肃之后，皆以宽大为政。罢开垦，停塌纳，重农桑，汰僧尼之诏累下，万民欢悦，颂声如雷。吴中谣有‘乾降宝，增寿考；乾隆钱，万万年’之旧。”可是乾隆十三年17 18年以后，由于“诸事从宽”产生一些流弊，官场之中，如弘历自己所说：“见朕办理诸事往往从宽，遂一以纵弛为得体”，在政策措施上又逐渐严峻，对官吏的惩治也随之加重。 务本足国首重农桑 弘历继承康熙、雍正两朝的政策，比较重视农业生产。他相信“民为邦本，食为民天”，“务本足国，首重农桑”，因此，非常关心农事收成，关心各地雨情粮价，注意水、旱、风、雹、虫等自然灾害。他深知年景丰歉、粮价涨落直接关系到社会秩序的安定和封建统治的巩固，因此，遵守前两朝皇帝的成例，命各地大员必须定期向他报告农业气象、庄稼长势、谷物行情，隐瞒灾情是要受严重处分的。他相信“天人感应”，如遇天时久旱不雨，便亲自到天坛、社稷坛、黑龙潭等处去祈雨。旱情严重时，要“下诏修省”，斋居，素服，不乘辇、不设卤簿，步行去求雨。同时命刑部清理庶狱，减刑，乃至命群臣“直言得失”。有时因久旱不雨，心情焦急，命近侍骑马出京城数百里察看旱情。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年春，京师和保定一带数月无雨，进入孟夏，天时更加亢旱，禾苗枯稿，农田需雨更殷，弘历以72岁高龄亲自主持隆重的祭天仪式．虔诚祝祷。在他一生写下的许多诗文中，有不少是“喜雨”、 “报雪”等即兴吟咏之作，反映了他“崇敦本业”的思想。 在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中，弘历把注意提高耕作技术放在首位。他曾经比较我国南北方耕作技术的差异，认为北方粗放，南方精细。他在上谕中说：“北方五省之民，于耕耘之术更为疏略，一谷不登即资赈济，斯岂久安长治之道!”他要求地方官劝戒百姓注意提高耕作技术，或者延访南方老农前往传授。其时，有的地区如贵州遍地皆桑，但不知蚕丝之利，弘历责成地方官雇募别省种棉织布、饲蚕纺绩之人设局教习。为了保持水土，他提倡植树。他发布上谕说：“朕御极以来，轸念民依，于劝农教稼之外，更令地方有司化导民人时勤树植，以收地力，以益民生”。在治河、修筑海塘工程等水利建设中，也多次谆谆嘱咐要在沿岸多种树木。他还禁止屠宰耕牛。上谕指出：“牛为农事之本，民赖以生，愚民妄肆宰屠，价贱于羊豕，悖莫甚焉”。 开荒是清代康、雍以来发展农业生产的一项行之已久的措施。康、雍以前，全国人口增长缓慢，乾隆初，人口逐年剧增，开荒更成为扩大耕地面积、保障民食的有效办法。弘历积极提倡开垦荒地。乾隆十一年1746年十一月发布的上谕说：“各省生齿日繁，地不加广，贫民资生无策，无论边省内陆，零星土地听民开荒。”但有的地方官往往浮夸虚报以邀功。弘历一次发现河南、福建等省所报开荒数字多有不实，“名为开荒而实则加赋，非徒无益于地方，而并贻害于百姓”，他严令以后“凡造报开垦亩数，务必详加金核”。其时广东有山场地七万多亩，弘历命鼓励民人耕种，一概免其“升科”，并责成地方官给予印照，垦荒者可以永世为业。贵州的荒地也不少，弘历命“穷民无力垦种者官给工本，分年扣还；豪强抑阻者，官给执照。”《熙朝纪政》一书载有清代垦田数字，雍正二年1724年全国垦田6837900余顷，到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全国垦田7915200余顷，增长了15%有余。 弘历非常强调自然灾害会给农业生产带来重大损失。他认为，旱灾是逐渐形成的，可以防之在先，水灾则是骤发立至，一旦洪水猝发，田禾浸没，庐舍被淹，生命财产荡然遂尽。因此。他很注意水利建设，特别重视治理黄河。历史上黄河不断决口改道。乾隆朝，解决黄河水患的关键工程在清口今江苏淮阴西、高家堰。清口地处黄淮交汇，为河防要地，弘历多次到这里勘察水情，亲自部署整治河道，对治导、疏浚、护岸等项工程作出一些较好的决策。水利建设的另一项大工程是海塘的修建。这是从雍正年间就开始的。乾隆时继续进行这一宏伟的工程。弘历南巡时，多次专程到浙江海宁巡视，精心筹划。经江浙两省劳动人民几十年的努力，在江苏境内修建了自宝山至金山全长242里的块石篓塘用装满石块的大竹篓堆叠而成，并用木桩打入土层深处固定竹篓，比较坚固，在浙江境内修建了自金山至杭县全长248里的鱼鳞石塘用大石条砌成，状若鱼鳞，在钱塘江南岸也修建了许多石塘和土塘。地跨江浙两省长达500余里的海塘，捍御海潮的侵袭，有力地保护了江南这一片富饶地区的良田沃壤，对促进农业生产带来很大的经济效益，是造福后世的丰功伟绩。 弘历比较注意关心人民疾苦。每当水旱灾害发生，他都要求地方官员亲临灾区踏勘，“视百姓之饥寒为己身之疾苦”。他解决灾荒的措施大致有： 蠲免。因水旱灾害减免赋税，比康熙、雍正年间皆有所扩大。康、雍时，被灾五分以下赋税不予减免。弘历说：“田禾被灾五分，则收成仅得其半，输将国赋未免艰难，嗣后着将被灾五分之处蠲免1／10，永着为例。”除了因灾蠲免，还在国家有重大喜庆时实行“恩蠲”。弘历在位60年。三次普免全国钱粮。 赈恤。弘历说：“查赈之方在于无遗无滥”。灾情勘实以后进行赈济，分为极贫、次贫等级次。极贫之户，于冬初先行赈济；其次则俟寒冬；又次则待明春青黄不接之时。按定例，极贫户赈四个月，次贫户赈三个月，又次贫户赈两个月。有时也酌情放宽。如乾隆四年1739年正月，因上年江苏受灾，上谕称：“三四月间正青黄不接之际，在官仓虽有平粜之米，而无力之穷民仍苦籴买无资，难以糊口，著将极贫之民加赈一个月。上江今安徽去年歉收较下江今江苏为甚，著将被灾五分以下之州县加赈极贫、次贫者一个月，被灾四分以下之州县加赈极贫一个月。”雹灾向无赈济之例，偶尔也有例外。 平粜。中国古代素有“耕三余一”、积谷备荒的传统，弘历和雍正帝都比较重视社仓的作用，他命令地方官动支库讯丰年时按照时价购粮储存，既不使谷贱伤农，又可在歉收之年减价平粜或平借，以收平抑粮价之效。有时也截留漕粮接济受灾地区赈粜之需。 鼓励商贩从事粮食运销。凡商人到歉收之省运销粮食，可以免去关榷米税。如直隶因灾歉收，令将经过山东临清和天津两关装载米豆之船免其纳税。浙江歉收，经芜湖、浒墅、北新三关前往浙江的外省米船一律免税。乾隆时期，甚至可以开海禁调剂粮食，如允许奉天、直隶、福建、浙江等沿海省份商人贩运豆麦由海口转入内河。弘历曾说：“严禁米谷出洋，原以杜嗜利之徒偷运外洋，若出口、入口均系内陆，自应彼此流通，岂可因噎废食?” 此外，遇有灾荒，还借给灾民口粮、种籽、耕牛价银，一般不计利息，约期归还；也有以后蠲免不还的。在可以安排劳力的地区如河工，还有以工代赈等措施。 在封建社会，旱灾、涝灾、虫灾等自然灾害是连年不断的常见现象。弘历根据历代封建统治的经验，把预防自然灾害和以丰补歉、赈灾救荒放在重要地位，反映出他比较重视黎民生计。这些措施如能认真办理，对于减轻灾情，度过荒年歉岁，是有积极作用的。但由于封建社会晚期的种种弊端，政治腐败，各级官吏层层中饱，自然灾害仍不免造成人民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弘历有时只好以“自古救荒无善策”来自解。至于蠲免赋税，首先是对地主有利，对拥有少少土地的自耕农和无地的佃农，虽然多少也减轻了一些负担，但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他们贫困的处境。因此，到乾隆中叶以后，封建统治由盛而衰，水利失修，广大农村灾害频仍，流民遍地，使社会矛盾更加尖锐。 整肃吏治贪风难挽 乾隆时期，天下承平日久，官员腐化日深。弘历为维持清朝的鼎盛局面，不得不用很大的精力来选拔官吏，惩治贪污，整肃吏治。他从其祖、父辈的统治经验中得益不少，某些方面甚至更为严格。但官场的贪风并未收敛，吏治废弛，官常大坏，日甚一日。 清朝官吏的来源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科举，一是捐纳。康熙帝为了延揽人才，特别是作为对汉族知识分子的笼络，于正科之外，增加特科，如博学鸿词科，经学特科，孝廉方正科；历次南巡，还有特别召试。弘历仿其成例，于乾隆元年举行博学鸿词科，以后还有皇太后万寿恩科，南巡时也召试士子，赐给出身，使一批有学识才华的读书人以文获进。弘历比较重视从科举中选拔人才，曾经多次亲临贡院，巡视号舍。他看到考场内矮屋风檐，考生备极辛苦，命发给蜡烛木炭，准许入场时携带手炉以温笔砚，还关心考场的膳食。因为会试时正值京师严寒，曾命展期三个月以待春暖。至于捐纳，乾隆朝文官可捐全道府、郎中，武官可捐至游击；贡、监生都可以用钱捐得。如本文上面所说，弘历本人起初是不赞成捐纳的，但大小金川之役，为解决军饷，出师之始就开实官捐纳之例。乾隆以后，随着清王朝的衰落，捐纳制度日益泛滥，成为清代一大弊政。 弘历自称“用人之权，从不旁落”，大臣的任命，都出于自己的裁决。他召见臣工时，往往随手记下观察得来的印象，作为日后用人的依据。他也要求臣僚荐举贤能，但对于滥举官员的，无论满汉大臣。都要受到严厉谴责或处分。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上谕中规定，督抚妄举人员要判罪。此后，确有督抚因徇私妄荐而坐罪。 清代考核官吏，三年一次，京官称为“京察”，外官称为“大计”，经过考核，将不称职的官吏分年老、有疾、浮躁、才力不及、疲软无为、不谨、贪、酷八种，给予不同处置。弘历认为， “京察”、“大计”是荐举人才、参革衰冗的大典，一定要认真执行。他曾连篇累牍地训斥部院堂官和督抚的姑息瞻徇之习，要求在“京察”、“大计”中秉公查核。乾隆十八年1753年以后，多次对“京察”各官亲自裁定。以后又宣布对于一向不用考核的各省藩臬人员亦须进行考绩，并传谕京官可以密折奏闻属吏贤否。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规定“京察”、“大计”中保举的“卓异”官如发现有犯赃行为，原保荐上司要受到议处。有资料统计，乾隆一朝，在历次考核中因“不谨”、“罢软”而被革职的，因“老”、“疾”被勒令休致的，因“才力不及”和“浮躁”而被降涮、受处分的官员共达6000多人。这在中国封建社会政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弘历认为，题补官员，应当选择“年力精壮，心地明白者”，因而屡次对题补老冗或隐瞒他们年龄的大臣从重处罚。他对衰庸恋栈之辈更是深恶痛绝。他强调指出，衰庸老官“留一日即多瀑一日之事”。特制定各类衰惫老官休致例和八旗武职年老休致例。乾隆二十一年1757年和三十三年1768年分别规定部院属官55岁以上要详细甄别，“京察”二三等的65岁以上官员要带领引见，是否继续任用要由弘历亲自裁定。他非常重视文官中的知县、武官中的总兵的年龄结构，因为“知县为亲民之官，一切刑名、钱谷、经手事件，均关紧要，自不便以年力就衰之人听其滥竿贻误”；“总兵有整饬营伍、洲练兵丁之责，岂可任年老衰颓之人困循贻误”。对于边疆办事司员，年过60岁以上就不许保送。照有漕务职司可以“硝有区圳”，其他任何“亲民之官”超过年龄后均不得以任何理由留于原任。 弘历对自己身边的文臣要求更加严格。他即位后的第二年，发布上谕称： “翰林乃文学侍从之臣，所以备制诏文章之选。朕看近日翰詹等官，其中词采可观者固不乏人，而浅陋荒疏者恐亦不少，非朕亲加考试无以鼓励其读书向学之心”。他亲自出题，命“自少詹阱读学士以下、编修检讨以上”皆要参加，且不许“称病托词”，考试后亲自阅卷，按其优劣分别升降。这样的考试以后曾举行过多次。 弘历讲求实政，坚决反对各级官员授意属员或地方缙绅为自己对立德政碑、去思碑，认为这是“俗员不务实政”，是“欺名盗世之术”，“属员借以逢迎，上司”，因此下令一概扑毁。 在封建社会，官场的贪赃枉法是难以挽救的痼疾。弘历虽然政崇宽大。但对贪官污吏决不轻纵。他告诫督抚等“董率属员者，务以休养吾民为本，而一切扰累之事速宜摒除”，禁止督抚接受属员礼物。乾隆三年1738年六月，上谕中把贪官污吏比同恶棍奸民，如果包容，便是“滋良莠而妨嘉谷，纵鬼狼以贼生灵”。由于官场贪污行贿的恶性发展，、弘历早年曾下很大决心整顿。乾隆十二年1747年九月，上谕警告说：“人臣奉公洁己者，首重廉隅。贪婪侵盗之员工，上侵国帑，下胶民脂，实属法所难宥。是以国家定制，拟以斩绞蓖辟，使共知儆惕。此纲纪所在。不可不持。朕因见近来各省侵贪之案累累，意欲早日整顿，庶其惩一而警百，不致水懦而宽难。”随后，秋审中处决了一批大贪污犯。弘历解释从严惩治的原因：“各省侵贪案件，向来虽拟重辟，至秋审时相蒙概入缓决，以致人心无所警畏，参案渐多”，处决一批侵贪人犯，“实有不得已之苦心”，因“库帑皆小民脂膏，以供军国经费，人君尚不得私有，臣工服官奉职，乃视库帑为己资。以至于盗而有之，其心实不可问!”弘历切望经此一番整顿，能达到所谓“文官不要钱，武官不惜死，人人奉公清己”的局面。 乾隆时，发生了不少贪污巨款案件，惩办了一批不法官员，其中不少是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等高官显贵。当然，这些高级官吏被处极刑，都是罪恶昭彰，无可掩饰。例如，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浙江巡抚王亶望在甘肃布政使任内贪污赈灾款项，此案牵连的官员有60多人，其中因贪污2万两以上被处以死刑的有22人；陕甘总督勒尔谨也被赐令自尽。与此案相关连的闽浙总督陈辉祖，在查抄王亶望的家产时，竟敢以银换金，隐藏珠玉等珍品，将搜出的赃物窃归己有，事情败露后，又查出他在闽、浙两省任内亏空钱粮很多，弘历令陈辉祖自尽。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山东巡抚国泰、布政使于易简等贪黩营私，向下属勒索钱财，以致山东各仓库亏空。国泰是和珅心腹，和珅向国泰通风报信，竭力营救，也未能幸免，国泰被赐令自尽。其他如江西巡抚郝硕、闽浙总督伍拉纳，福建巡抚浦霖、浙江巡抚福崧，都因贪污处死。两淮盐政高恒是皇贵妃高佳氏之弟，因贪污，弘历拟处死，椒房懿亲傅恒皇后富察氏之弟为之求情，说：“愿皇上念慧哲皇贵妃之情，姑免其死。”弘历说：“若皇后弟兄犯法，当如之何?”傅恒战栗失色，弘历命诛杀高恒。 乾隆后期，和珅地位显赫，深得弘历的倚重和信任，他贪名最著，搜刮了骇人听闻的巨额财富。他是满洲正红旗人，出身低微，在銮仪卫充当校尉，因仪度俊雅，机灵善辩，受到弘历宠信，很快就升任内务府大臣、户部尚书、文华殿大学士，晋封一等忠襄公，任军机大臣20余年。他善于揣摸和迎合弘历心意，恃权恣横，巧取豪夺，积蓄了大量赀财，成为我国历史上有名的大贪官。他对不肯依附自己的人，往往故意激起弘历发怒进行陷害；对纳贿者，则在皇帝面前为他说好话，朝内大官僚都倚仗和珅为后台，“剥削其下以供所欲”。盐政和河工都是当时的肥缺，因为和珅贪得无厌，遂逐渐陷于困境。以弘历的奢靡，加上和珅的贪婪，吏治腐败乃是必然的。可以说，弘历和和珅实际上是官场贪污之风的根源。后世有人评论说，乾隆一朝“诛极愈重而贪风愈甚”，“明为惩贪，其实纵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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