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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惬意的婚事 光绪帝长大成人后，逐渐感觉到，在自己的人生旅途中，有着难以克服的障碍。他所遇到的头一个难以对付的人物就是自己的“亲爸爸”慈禧。慈禧手腕圆滑，权欲极强。眼看光绪已长大成人，而朝政仍不欲下移。光绪帝想要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首先要通过慈禧这一关。另一个难以处理的关系就是自己的生父奕譞。据史家记载，奕譞“仪表俊伟，工骑射，负气敢任事，聪颖弗逮其兄，而爽劲过之”。然而，这位“负气敢任事”的亲王在慈禧面前却显得唯唯诺诺，小心谨畏，不敢越雷池半步。他从内心希望光绪帝早日“乾纲独断”，当一个名副其实的皇帝，但是又不敢以此触犯慈禧的利益，反而对慈禧一味迎合，给光绪留下了许多难以弥合的后患。 光绪十年1884年中法战争期间，慈禧同奕譞合作，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将以奕为首的原军机大臣全部罢黜，代之以才能平庸的礼亲王世铎和孙毓汶等人，而由奕譞稳操枢府大权，史称“甲申易枢”。甲申易枢的结果是将奕赶下台，政务概由奕譞“遥总其成”。奕譞以为这样做的结果，将会为光绪帝的亲政掌权铺平道路，但事情远不象奕譞所想象的那样简单。随着光绪帝长大成人，慈禧的垂帘听政愈来愈显得不合时宜。光绪十二年六月初十日1886年7月11日慈禧颁布懿旨称： “前因皇帝冲龄践祚，一切用人行政，王大臣不能无所禀承，因准廷臣之情，垂帘听政。……本日召见醇亲王及军机大臣礼亲王世铎等，谕以自本年冬至大祀圜丘为始，皇帝亲诣行礼，并著钦天监选择吉期，于明年举行亲政典礼。” 光绪要亲政了，这本来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但是奕譞不能不违心地和军机大臣一道，“再三沥恳”，希望慈禧能在皇帝“亲政后亦必随时调护，遇事提携”，“再行训政数年”。这种请求正中慈禧下怀，因为她所颁布的归政懿旨，只是为了应付朝野的舆论压力，监非是真心实意地要把权力交给光绪帝。 而且，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光绪帝的控制，慈禧还强行将自己弟弟、都统桂祥的女儿立为光绪帝的皇后，这样做，“一则于官闱之间，可刺探皇帝之动作，一则为将来母族秉政张本”。即使有一天光绪帝“乾纲独断”了，而他的一举一动仍将归于慈禧的耳目监督之下。 光绪十五年正月二十六日1889年2月15日，紫禁城张灯结彩，锣鼓喧天，大清门内彩棚林立，灯烛交辉。这是光绪皇帝册立、奉迎皇后的日子，洋溢着喜庆气氛。然而，坐在殿堂里的光绪帝却心绪烦乱，愁上眉头。因为按他本人的意愿是无论如何也不想让桂祥的女儿来作自己的皇后。对于慈禧出于政治需要一手包办的这桩婚事，他极为反感，却又无力摆脱。按照清朝的礼制，在册立、奉迎典礼结束后，皇帝还要在太和殿宴请皇后的父亲乃至整个皇后家族。由在京的满汉大员陪同庆贺。光绪帝由于心绪不佳，竟然藉口有病，将这规模盛大的宴请撤消了，后来把宴桌分送给在京的王公大臣时，竟然“未提后父、后族”，以致京师街头巷尾，议论纷纭。年青气盛的光绪帝想用这种方式发泄胸中的忿懑，表示他对这场包办婚姻的抗争，但他却没有料到，这种缺乏忍耐的举动竟成了日后悲剧之嚆矢。 大婚后不几天，慈禧便颁布懿旨，宣布将政权交给光绪帝，但是，就在二月初三3月4日举行亲政典礼前夕，慈禧还同光绪的父亲奕譞暗中达成了另一项协议。据礼亲王世铎等人所上《酌拟归政事宜折》奏称：光绪帝亲政后，在京各衙门每日具奏折件，拟请查照醇亲王条奏，皇上披阅传旨后，发交军机大臣另缮清单，恭呈皇太后慈览；每日外省折报，皇上殊批发下后，根据醇亲王意见，由军机大臣摘录事由，及所奉批旨，另缮清单，恭呈皇太后慈览；简放一般官员，由皇上裁决；其简放大员，及各项要差，拟请查照醇亲王条奏， 由军机大臣请旨裁定后，再由“皇上奏明皇太后，次日再颁谕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光绪朝军机大臣《酌拟归政事宜折》 这件至关重要的奏折，军机大臣们于光绪十四年十月初十1888年11月13日递上，并声称是事先已“与醇亲王面商，意见相同。’慈禧于十五日批示“依议”，并交军机处在《要事存记档》中注明，应“永远存记”。奏折没有说到何日终止实行，实际上是只要皇太后还活在世上，就永远有效。它清清楚楚地显示了慈禧太后虽然允诺光绪帝亲政，但对于朝廷的用人行政仍具有最终的裁决权力。醇亲王的这一举措使慈禧的干政举动制度化、合法化。这个章程象一条无形的绳索，把光绪的手脚紧紧地捆住了。…… 主张严惩日本侵略者 奕譞顶着朝野的压力筹资兴修的颐和园，堪称是世界上第一流的皇家园林，湖光山色，风景迷人。尤其是春季来临，谐趣园里花似锦，知春亭前柳如烟。奕譞的一片苦心就在于用这风光绮丽的环境来转移慈禧太后对朝政的兴趣。但是，他的目的并未能达到。慈禧虽然在表面上“归政”了，“实则未尝一日离去大权，身虽在颐和园，而精神时时贯注于紫禁城也。”，根据军机大臣所条拟的归政章程，凡朝中大事，“帝与大臣皆知，必须禀白而后行。’，该退位的不退位，对于在毓庆官受了多年教育，饱读诗书，满腹经纶的光绪帝来说，不能眼看着这种状况长期存在下去。他要起来做一定程度的抗争，尤其是在光绪十七岁时，醇亲王奕譞郁郁死去，他的这种念头与日俱增，终于在甲午战争中酿成了轰动一时的帝后之争。 早在甲午战争爆发之前，日本侵略者已经制定了先征服朝鲜，然后再侵略中国的战略决策。光绪二十年1894年朝鲜半岛上掀起了“东学党”起义的浪潮，日本政府以狡猾的手段，一面竭力怂恿清政府派兵赴朝镇压“东学党”起义，一面又以保护日本使馆与侨民和协助朝鲜平乱为口实，先后派遣了大批军队自仁川登陆，四、五月间，日军兵力已远在清军之上。因此在“东学党”起义被平息之后，清廷以乱事敉平，照会日本同时撤兵。日本非但不予理会，又以改革朝鲜内政为理由，要求长期赖在朝鲜，并且不断地进行挑衅，滋生事端，处心积虑地点燃战火。 对于日本所要挑起的战争，光绪帝主张予以严厉回击，六月十四日7月24日他在寄给李鸿章的上谕中指出： “现在倭韩情事，已将决裂，如势不可挽，朝廷一意主战，李鸿章身膺重寄，熟谙兵事，断不可意存畏葸……若顾虑不前，徒事延宕，训致贻误事机，定惟该大臣是问”。 六月二十三日7月25日日本舰队在丰岛海域袭击中国的运兵船只，随后，中日战争便逐步升级。起初，光绪曾提出“南北夹击”的战略主张，命令已进入朝鲜北部的清军与牙山一带的南路清军叶志超部同心协力，夹击日军，使日军两面受敌，难以应付，为此他三令五申要李鸿章电催平壤各军星夜兼程，直抵汉城，与叶志超合力夹击，“相机进取，力挫凶锋”。 然而，主持前方战事的直隶总督李鸿章却有恃无恐地将光绪帝的督战上谕置之脑后，采取了保存淮军实力的作战方针，声称要“先定守局，再图进取”。“步步稳慎，乃可图功”， 致使在平壤的清军虽有29营之众，却迟迟不敢南下接应，使“南北夹击”的作战计划变成泡影。李鸿章在消极避战，畏葸纵敌的同时，幻想依赖俄国、英国等帝国主义国家出面调停。光绪对这种作法一开始就表示担心，他在上谕中明确提出，“俄使喀西尼留津商办，究竟彼国有无助我收场之策，抑另有觊觎别谋?李鸿章当沈机审察，勿致堕其术中，是为至要。”“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十三随着战争的发展，光绪帝更进一步明确了他对“以夷制夷”方针的态度，他说： “不宜借助他邦，致异日别生枝节。即如英国处此时势，如出自彼意，派兵护商，中国亦不过问。若此议由我而发，彼将以自护之举，托言助我，将来竟以所耗兵费向我索偿，中国断不能允。李鸿章此议非但示弱于人，仍贻后患，殊属非计，著毋庸议。嗣后该大臣与洋人议论，务宜格外审慎，设轻率发端，致误事机，定惟该大臣是问。” 光绪帝的这些言论表明了他不想依赖他国，而是希图凭藉本国的军力战胜日本的愿望。同时也说明了他对中日双方的力量对比，缺乏真正的了解。因此他所制定的作战方案亦有不少空想成份。加之清军武备废弛，指挥失当，因此在九月下旬，日本侵略军即长驱直入，突破鸭绿江防线，深入到中国境内作战，面对着“水陆交绥，战无一胜”的败局，光绪束手无策，只能仰天长叹。 甲午战争中的帝后党争 战场上的失利导致了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激化。当这场战争的炮声刚刚响起时，慈禧同光绪帝一样，对日本侵略军的力量估计不足，以为蕞尔岛国，难以与大清王朝匹敌，因此光绪帝在召见军机大臣时表示：“朝廷一力主战，并传懿旨亦主战”，同时不许向外洋借债，故时人均谓“上主战，派翁同龢、李鸿藻会议，内外臣尚合拍。”在慈禧看来，只要天朝上国赫然震怒，区区小寇就会一鼓荡平。故在战端甫开之际，她对光绪的主战监不介意。随着战事的发展，慈禧便认为当初的主战是一种错误的决定。因为甲午年是慈禧的六旬庆典，她准备大张旗鼓地举行庆祝，而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事势必会影响到她的庆典活动。 特别使她不能容忍的是，她发现光绪帝的周围，已经逐步形成了敢于同自己抗衡的政治势力。这股势力除了包括毓庆宫的师傅翁同龢之外，还有汪鸣銮、志锐、文廷式、李盛铎等台馆诸臣。这些人遇事生风，无所顾忌，已明显地构成了对慈禧的权力威胁。他们秉承光绪的旨意，甚至竟敢提出停办慈禧庆典的点景以移充军费的建议，认为“羽书旁午时，为此娱目骋怀，似与哀惧之意相背，将何以申警将士，振发庸愚?”故要求将“所有点缀景物，一切繁仪，概行停止。”这无异于公然向慈禧进行挑战! 尤其是这些言官敢于对慈禧的宠臣孙毓汶、徐用仪进行直言不讳的攻讦，指斥军机大臣孙毓汶刚愎成性，任意指挥，“方日人肇衅之时，天下皆知李鸿章措置之失，独孙毓汶悍然不顾，力排众议，迎合北洋；及皇上明诏下颁，赫然致讨，天下皆闻风思奋，孙毓汶独泱泱不乐；退后有言，若以皇上为少年喜事者”。徐用仪则性情柔猾，与孙毓汶狼狈为奸。他们要求将孙、徐二人立予罢斥，退出军机。讲这番话的不是别人，正是珍妃的胞兄志锐。 志锐等人的这些言论反映了光绪帝的看法。为了说服慈禧，光绪还曾利用召对的机会，鼓动词臣上书，吁请甲申年被罢黜的恭亲王奕重新出山，处理政务。八月底慈禧经过斟酌之后，同意了帝党的请求，让奕“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监在内廷行走”。然而，这位老态龙钟的亲王已经失去当年同慈禧抗争的锐气，唯唯诺诺，毫无生气。光绪帝开始对他抱有很大希望，“久之，乃竟不足恃，天下之望亦愈孤。” 光绪二十年十月二十四日1894年11月21日日本侵略军攻陷旅顺，监提出了停战议和的条件。美国驻华公使田贝也表示愿意充当议和的调停者。慈禧、奕和孙毓汶等人都迫不及待地希望尽快停战，即使条件苛刻亦在所不惜。光绪帝不愿意接受这种不光彩的城下之盟，他认为，“冬三月倭人畏寒，正我兵可进之时，而云停战，得毋计误我耶?”他非但不主张停战，而且惩处作战不力，贻误大局的李鸿章，“拔去三眼花翎，褫去黄马褂”。并告诫李鸿章说：“旅顺既为倭据，现又图犯威海，意在毁我战舰，占我船坞。彼之水师可往来无忌，其谋甚狡，敌兵扑犯，必乘我空隙之处，威海左右附近数十里内，尤为吃紧。著李鸿章、李秉衡飞饬各防军，昼夜梭巡，实力严防，不得稍有疏懈。” 光绪帝对战争的态度及其对李鸿章的处分，都深深刺痛了慈禧的心。光绪帝对她不恭敬、不孝顺的苗头，她早有觉察，但是，她没有想到会发展到如此严重。慈禧不能不认真考虑对策了。终于在光绪二十年十月二十八日1894年11月25日爆发了晚清官廷最为严重的一起冲突事件。 是日清晨，光绪帝如同往日一样，来到慈禧的住地纯一斋来请安。当他走进纯一斋的院门时，已经发觉气氛有些异常。太监们的脸上已经失去了往日的笑容，一个个神色紧张地站立两旁。光绪走向东暖阁向慈禧下跪清安，慈禧坐在宝座上，连光绪看都不屑于看一眼，半晌没有说一句话。光绪帝跪在地下，不敢抬头。殿堂里静得出奇。这种局面一直保持了一个多时辰，慈禧才开口发话说：“下去吧。瑾妃、珍妃的事，你不管，我可要管。不能让她们可着性子不遵家法，干预朝政，胡作非为了。” 光绪跪在那里，唯唯称是，然后退出，回到养心殿。这时，才有人告诉他，是日清晨，皇太后已下令太监总管李莲英对瑾妃、珍妃进行杖责处罚。珍妃位下太监也受到处分。 至于慈禧是如何处罚瑾妃、珍妃的，清朝的档案中没有明文记载，梁启超说是“褫衣廷杖”，本来有些令人不敢置信。不过，清官还保存有一份完整珍妃病案，可以称作是信史。该文谓： “光绪二十年十月二十八日，张仲元按：太医院医生请得珍妃脉息，六脉沉伏……抽搐气闭，牙关紧急，周身筋脉颤动。刻间暂用琥珀抱龙丸，一丸，姜汁化服。今用调肝顺气化痰汤调理：灸香附三钱，川玉金，研，三钱，乌药三钱……” “十一月初一日，子刻。张仲元请得珍贵人脉息，左关沉伏，右寸沉滑，抽搐又作，牙关紧闭紧急，人事不醒，周身筋脉颤动，刻间暂用琥珀抱龙丸，一丸，姜汁化服，候神志稍清，继用昨方，加减调理……，， “十一月初一日，亥刻，张仲元请得珍贵人脉息，左寸关沉伏，右寸关滑数，抽搐见止，仍觉筋惕肉颤。神识已清，惟气道未调，痰热尚连下行，以致胸隔烦闷，两胁串痛，……有时恶寒发烧，周身筋脉疼痛。用照早方加减调理。” 据太医张仲元的记载，可以看出珍妃的病是相当严重的，不但“抽搐气闭，牙关紧急”，而且发展到“人事不醒”，“筋惕肉颤”的地步，处方的主旨又在于“调肝顺气”，且用乌药；特别是十一月初一两次犯病，一次是“子刻”，一次是“亥刻”，都是夜半更深之际，将御医请进官来急诊，更可见病情已是十分紧急了。据此医案所载，这场病延续了20多天，时而“神昏欲睡”，时而“痰中带血”，直到十一月十六日才“脉息和缓，诸症俱好”。张仲元的医案为后人了解宫廷内幕提供了重要线索，可惜因种种忌讳，这位御医未敢对珍妃的病因作更进一步的揭示。 珍妃姓他他拉氏，幼年聪慧明敏，光绪十四年1888年十月，年仅13岁的珍妃与其姊瑾妃同时选为“嫔”，次年二月一起入宫。甲午年1894年二月，又以慈禧太后“六旬庆典”，二姊妹同时晋封为“妃”，半年多之后，就闹出了这么一场“大病”。这时的珍妃刚刚是一位年仅18岁的青年。因为她年轻貌美，性格活泼，很快赢得了光绪帝的宠爱，而位于正官的隆裕皇后却显得相形见绌，丝毫也引不起皇帝的兴趣，甚至引起了反感。于是乎，官闱之间，风波渐起。隆裕皇后因失宠而产生了妒忌，又因妒忌产生怨恨，于是，她利用自己是慈禧亲侄女的特殊地位，“频频短之于慈禧”。这也许是珍妃闹病的起因。 光绪帝对珍妃的深情厚爱，招致了慈禧的怨愤，但是，如果仅以此来处罚珍妃，毕竟还不能算作正当的理由，于是慈禧又通过李莲英等耳目，搜集到了珍妃的种种劣迹。据《翁文恭公日记》记载： “光绪二十年十月二十九日，皇太后召见仪銮殿，先问旅顺事，次及官闱，谓珍瑾二妃，有祈请干预，种种劣迹，即著缮旨降为贵人等因。臣等再三请缓办，圣意不谓然，是日，上未在坐，因请问上知之否?谕云：‘皇帝意正尔’。命即退，前后不及一刻也。鲁伯阳、玉铭、宜麟皆从中官乞请，河南巡抚裕宽，欲营求福州将军未果。” 翁同龢的日记揭示了慈禧惩罚珍妃的原因，是因为珍妃门下的“中官”太监在外招摇，通过珍妃与光绪帝卖官鬻爵，以肥私囊。这一披露击中要害。过去的一些论著说是慈禧卖官，光绪帝反对，看来不尽然如此。事实上，光绪帝受珍妃的怂恿，也有类似情况。翁氏因怕触怒当道，故不敢深谈。而据《说元室述闻》一书记载，则谓：“二妃既失慈眷，官中用途颇不足，内侍有以效法太后之策进者，瑾妃颇畏惧，卒不敢用其策，珍妃恃帝宠偶一为之，鲁伯阳之放江海关也，即由某内侍纳贿而得之者。”至于河南巡抚裕宽，据《西太后遗事》一书所记，起初裕宽欲营求福州将军之缺，先请于李莲英，因李氏所索银两过多，未能谋成，又以与珍妃母家亲近关系“乃辇金献之珍妃，俾伺便言之上前。”不料又被李莲英的耳目探得，故而兴起风波。 慈禧不仅处置了珍、瑾二妃，而且还对珍妃位下的太监也进行了严惩。翁氏日记又云： “十一月二日，……午初三刻，传皇太后见起，午正二刻，入见于仪銮殿，论兵事，斥李相贻误，而深虑淮军难驭，以为暂不可动，礼邸、高阳颇赞此论……次及二妃，种种骄纵，肆无忌惮，因及珍妃位下太监高万枝，诸多不法。若再审问，恐兴大狱，于政体有伤，饬交刑部，即日正法。臣奏言，有伤政体，交内务府扑杀之。” 本来晚清政局已十分腐朽，卖官鬻爵已是司空见惯，慈禧之所以大发雷霆，借题发挥，正是为了向光绪帝施加压力。据翁同龢所记，除了由内务府扑杀高万枝外，慈禧还下令惩处太监永禄、长泰等人。十一月初三还颁谕将在热河招募团勇的志锐撤差，贬斥到乌里雅苏台。志锐为珍妃之胞兄，亦为帝党阵营中一活跃分子，甲午战起，频频上书言战，颇为慈禧所愤恨。 更有甚者，慈禧为了羞辱珍妃，还特地下令由内廷制做禁牌两块，长一尺有余，分别悬挂在珍、瑾二妃的卧室，上书懿旨： “光绪二十年十一月初一日，奉皇太后懿旨：皇后有统辖六官之责。俟后妃嫔等如有不遵家法，在皇帝前干预国政，颠倒是非，着皇后严厉访查，据实陈奏，从重惩办，决不宽贷。钦此。”本懿旨《实录》及军机档册未载，此处据宫中实物记载。 这块以黄绫裱糊，蓝绫镶边的懿旨禁牌，重申了隆裕皇后。“统辖六宫”的重要地位，斥责了珍、瑾二妃不守家法，颠倒是非的劣迹，字字句句仿佛重石一样，压在珍妃的头上，也压在了光绪帝的头上。慈禧与光绪帝之间的矛盾已表面化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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