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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文波:八月八日·与诗有关的通信

 置身于宁静 2018-05-18

 尽管已经有搞诗歌评论的人把你的写作说得具有文学史的非凡意义,但我还是愿意以一个同行的身份来看待你的写作。而且我还想诚实地说,直到三年前,我对你的写作情况都是不了解的。这种不了解主要是我的原因。这些年来,由于接触了太多的诗人,且中国当代最有影响力的诗人几乎都是朋友,我对诗的看待主要集中在少数人身上。我认为更多地处在写作的非核心位置的诗人是没有必要去关注的。文学,当然包括文学史,从来都是势利眼,它关注的只是那些真正用自己的写作影响了时代对文学的认识的诗人。而我恰好正是置身在这样的人群中间,有了对这些同行的关注,对我来说已经够了。而我注意到你的写作并不是我改变了自己的关于文学的认识,是因为恰恰在三年前,我与你的接触多了一些,算得上交了朋友。

    虽然直到今天,我对你与其他一些人合作把某些文学活动搞得像乡村集市一样热闹仍然不以为然,对你与其他人一起合作编的某些书评价亦不高。我也曾经当面告诉过你,没有必要那么热衷于诗歌社交。但是我还是看到近年来你的写作出现了一些我感兴趣的东西。这样说的意思是,我的确对你过去的那些诗没有好感,我觉得那些诗虽然也体现出了你作为一个诗人的才情,但大多数作品给我的感觉是写得滥了,太多的即兴性。而即兴性恰恰是中国当代诗歌写作中一个最让我不能忍受的东西,它把对生活的认识变成了小情小调的感怀,存在着太多的自以为是的,对所谓哲理的表达。很多人实际上没有认识到,现代诗歌,尤其是世界范围的现代诗歌,正是对这种东西的反对。

    情况的确就是这样。在我的认识中,一个最终能够让人有话说的诗人,必然是那种找到了对世界的认识的诗人,他不单在诗歌写作的形式上有所发现,还因为他的诗歌总是呈现出处理重大问题的能力。这一点我们只要看看二十世纪一些伟大的诗人,如米沃什,卡瓦菲斯就知道了。我们什么时候看到他们写出那种小情小调的东西了呢?所以,不改变这一点,一个写作者要获得真正的有意义,在我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而我之所以觉得你的写作在这几年出现了让我感兴趣的东西,则正在于我觉得你近两年来的诗歌,终于现出了一种通过对具体经验的雕琢,进入到与时代状况的对话之中,并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当代诗歌的色彩了。也就是说,我在你近年的一些诗歌中看到了你对自己生活的时代的有意思的认识。

    很多人以为做到有意思的认识时代是很容易的事。在我看来,非也。因为诗歌的有意思一方面是意识的有意思,更重要的还在于它是语言的有意思。而语言的有意思是什么意思呢?简单地说就是:它最终是通过诗人对诗歌形式与语言的具有独立性的把握,获得了一种言说的结果。我为了写这封信再次在网上读了读你近来写下的一些诗,觉得你的确是在近年才为自己找到了一种与其他人不同的诗歌叙述结构,这种结构除了语气具有一种急促的特点外,还在于你更多地用了词的延伸性来获得诗意的展开。具体的说就是:我在你的近期诗歌中发现了你的诗歌就好像是在滚语言的雪球似的,总是带有一个词牵出另外一个词的特征。所以我读你的诗,很多时候的感觉是你的每一句诗实际上必须依赖上一句诗才能体现出意义。

    这种构成诗歌的方式初看起来好像句的独立性有点弱,但仔细阅读会发现它带来的是语言的绵密,词与词相互间互为支撑,使最后出现的整首诗显得具有立体性的质感,且给人的感觉不再是线性的。这样一来,如果我们希望通过语言看到诗歌与具体事物的联系,就会发现从中可以得到画面感,也就是通常意义上人们说的诗歌形象。很显然,一种能够显现出阅读形象的诗歌是更能够让人体会到生动性的诗歌。它带来的是让人与之更亲切的接触。我一直认为:现代诗歌在这方面做得是不够的,大多数人写下的作品,词是以生硬的,对意义强调的方式出场的,而且在做得更不好的情况下,词的孤悬现象非常明显。所以,能够做到对词的相互关系的把握,已经是一种很好的成功。

    我知道现在很多人并不以这样的方式读诗。不过我正是在对你的诗的这种形式的阅读中发现,如果要给你的诗歌一个意义,你近年来这样的写作正好契合了当代诗歌必须在结构语言的方式上有所革命的要求。所以,尽管你也许认为自己在寻找一种与中国古典传统相融的写作道路,因为你似乎写了很多题名古意的诗歌,但实际上你已经在与传统脱离的方向上走出了很重要的一步。这一步的特点在于,你近年的写作已经在结构诗歌的方法上与传统中国诗歌的美学意蕴大相径庭了。但这并不是不好的事。原因在于,这样的写作所体现出来的价值是对中国传统对称美学的跨越。而对于一个新时代的诗人来说,这已经是很难能可喜的成绩。打破结构诗歌的对称美学,很可能意味着一种非均衡的新美学在诗歌中的建立。

    多年以来,中国当代诗歌之所以被人们看作是活力强劲的,原因之一便是它的最具有价值的那一部分,总是带有与过去脱离的革命性色彩。这一点对于变化与发展中的现代汉语是非常重要的。任何诗人如果做到了哪怕一小点对人们认识现代诗歌有意义的改变,都可以说是成功的。你近年的诗歌呈现了我上面说到的建构新美学的迹象。其余的不说,已经是可以祝贺的了。何况中国当代诗歌的写作者,人人都是在一条逼仄的小道上前进,貌似革命性的写作一恍眼好像很多人都做到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情况。真实的情况反而是很多人把破坏当成了建设。所以,能够以自己的写作体现出某种建设性的发现已属不易。我为什么答应你写一篇东西,实际上是想从同行的角度告诉你这一点。

    当然,如果更苛刻地讲,尽管你近年来的诗歌已经做得很好。但是我亦并不认为你已经做得十全十美了。一个我认为的问题是:有时候你仍然写得不那么紧凑。我读你的诗歌,个别诗篇会在感觉上冒出有点粗糙的印象。我觉得造成这样的印象的原因是你仍然在雕琢上功夫做得还不够。还有一点是我感到你写得太多了。虽然写得多我们可以将之理解为才情充沛,但现代诗歌写作的另一个重要的原则却是控制,是学会不要什么都去写。尤其是这两天,我读到你才写出的几首应景诗,说实话感觉不好,有什么必要写那种古代的文人雅士相互歌酬的东西呢?我们应该时时记住的一个原则是:现代诗歌对即兴的反对,并非仅仅是一种简单的趣味问题,其中隐含是对诗歌是什么的理解。

    我这样说当然不是意味着自己认为你对此没有意识。而是我觉得控制作为当代诗歌写作中的一个原则,其实对人的心性具有挑战性。在做好了情况下,它能够最有利的展示出一个人一生中写出多少诗歌实际上是被规定了的。而我曾经在自己的一篇笔记中谈到一个伟大的诗人也是败笔最少的诗人。和这个意思是一样的。当我们写了没有必要写的诗歌时,向外界暴露的正是我们的败笔。这样一来,多就意味着对总体水准的下拉。在严重的情况下,它甚至会使我们应该写,必须写的那些诗篇受到影响和伤害。历史上不是出现过这种情况吗?陆游就是一例。在他留下的九千多首诗词中,能够真正被称为有趣的又有多少?而相比之下,其他比他留下的诗歌少得多的诗人,我们看到的是更集中的好。

    好了,这封信已经谈得够多了。也许你会不太适应我以这样的方式谈论你的诗歌。但我实在不想像现在流行的风气那样,一谈论就是一片鼓吹之词。说实话我已经怕了,不再愿意读到那些充满谀辞,不靠谱的拔高一个人写作成就的评论文章。那实际上太虚伪,甚至在虚伪中还让人看到了一种可悲和可怜。而诚实一点对我来说不单是对自己的诗歌观念、修养的负责任,也是对被谈论者负责。诗歌写作永远是未竟的事业,对于还在其中努力者来说,注意到出现的问题更重要。而我希望的是通过认真的谈论,大家都有收获。同时,所谓的批评的应有之义,才会得到体现。不管是你还是我,都必须清楚写作的路还很长,所谓的完美只是一种需要我们反复憧憬的目标。如果我们真正把诗歌看作理想的话。

2008-8-8

    作者简介:孙文波(1956- ),生于成都。参与创办诗歌刊物《红旗》《九十年代》《反对》《小杂志》,与人合编《中国诗歌评论》《中国诗歌:九十年代备忘录》。著有诗集《地图上的旅行》《给小蓓的俪歌》《孙文波的诗》《六十年代的自行车》《空中乱飞》和文论集《写作、写作》等。现居北京上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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