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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军取襄阳实在谈何容易。南宋朝廷在这里布置的重兵、坚城、名将、粮秣一应俱全，用“固若金汤”来形容也是毫不为过的。 南宋原在江陵府(今湖北荆州市)和鄂州(今湖北武昌)屯驻有两个御前都统制司的军队，后又增加不少新军。宋理宗嘉熙年间（1237-1240年）京湖战区约有十余万兵马，此后有所减少。曾任四川宣抚使兼京湖制置大使的李曾伯说过，“臣职在京湖，夷考兵籍，则端平以前，未暇远论。只以嘉熙间兵，颇犹及十三万人。自淳佑初拣汰之后，惟以九万为额。”其兵力分布较为分散，前线军队部署在京襄地带，是以襄阳为主，兼有均（今属湖北）、房（今属湖北）、邹（今湖北钟祥）、随（今湖北随州）四州，以及枣阳、光化、信阳三军。另有部分兵力部署在以江陵府为主，包括德安府（今湖北安陆）、归（今湖北株归）、峡（今湖北宜昌）、复（今湖北天门）、鄂（今湖北武昌）五州，及汉阳、荆门二军。 宋军士兵 之后，由于李曾伯提出警告“今日之事，江淮有余力而京湖为不及”，南宋京湖战区的兵力又恢复到十二万的水平，马十二万人，加上咸淳元年（1265年）创招的“镇边军”，人数起码在十三四万以上，其中仅驻防襄阳（及樊城）的宋军，即可能达到三万人左右。 对于襄阳的城防，可以说宋廷也已经是殚精竭虑。早在一个世纪前的宋孝宗乾道五年（1169年）,襄阳府就“用砖内外包裹，及增置楼橹、守城器具”，是南宋较早更换城郭防御材料的城池之一。这种以砖包砌的城壁，将土包在中间，而以石灰甚至用糯粥调和灰来砌砖，聚合力强，可以承受顶部的防御设施，而且砖块坚硬，敌人不易掘墙，因此防御功能比土垣更好。南宋时期的襄阳城池不仅高大坚固，而且炮台、楼橹齐备，以利守御，加上直门、慢道沟通表里，瓮城、战棚等以为响应，整个防御设施建造齐全，布局有置，气势联络，浑然一体，所谓“襄阳一城，周围余九里，樊城亦近四里有半，夹汉而垒”，诚为汉上雄镇。 南宋方面主持襄阳防务的是吕文德、吕文焕兄弟。吕文德能征惯战，连刘整都不得不承认“南人惟恃一黑炭团”，“黑炭团”即吕文德的绰号。且吕文德一贯对贾似道执礼甚恭，故而深得贾似道的信任，其在景定二年（1261））四月的官职是：赐太尉、保康军节度使，京湖安抚制置兼屯田大使、四川宣抚使兼知鄂州，兼马军都指挥使，湖广总领。其中的安抚使和制置使统辖边境地区的军令和军政，湖广总领则统辖湖广六十四州的钱粮，可见吕文德不仅掌管着京湖和四川的军令军政，还掌管着湖广六十四州的钱财，权力极大，宋廷不为遥制。正在刘整为蒙古献计的时候，南宋任命吕文焕做知襄阳府兼京西制置副使。吕文焕是吕文德的兄弟，他们弟兄都是宋末的名将，用他来守襄阳，应该说是适当的人选。吕文焕储藏了大量兵械粮草，号称兵储可支十年；又在襄、樊两城之间的汉水中，打了许多巨大的木桩，用铁索锁住，上造浮桥，使两城可以互相救应，防守的准备工作做得应该说是非常充分了。 公元1267年秋天，阿术率领蒙古大军南攻襄阳，漫长的襄樊会战正式展开。蒙军一路抄略，俘获生口5万、马牛5千。九月，蒙军北还之时，宋军以精兵一万五千扼守襄阳西面的安阳滩断绝阿术归路，素来被蒙古人轻视的宋军骑兵甚至直冲蒙古军阵。在出乎意料的袭击下，蒙古军主帅阿术坠马，险些为宋军所擒。经过苦战蒙军才将宋骑击退，渡汉江北还。此战蒙军虽为险胜，却显示宋军战斗力尚强，攻取襄樊不能一蹴而就，只能“但围之以俟其自毙”。 宋蒙骑兵交战 实际上，筑城围困襄樊，始于鹿门山筑土墙。早在1263年，按照刘整的计谋，蒙古方面抓住吕文德贪图货利的弱点，遣使向吕文德贿以玉带，请求在樊城之外置榷场（交易市场），又以保护榷场安全为由请求构筑防御工事，吕文德果然应允。于是，蒙古军很快建起了外为土墙内有堡垒的鹿门堡。这是蒙古军在襄樊城外建立的第一座堡垒，取得了进逼襄阳的立足点，又对该地和后方的陆路交通构成威胁。事后吕文德知道自己上当，每以此为恨，曰:“误国家者，我也”，拟亲自率军前往，却因气恼成疾，卧床不起，无法成行。 从1267年末开始，蒙古军在白河口与鹿门山筑城。这两座土城完工后，襄樊与汉水下游的联系就开始受到阻隔了。汉水由西北流向东南，到襄阳以西，变成由西向东的一小段，到城东北，再转而向南流去。白河在这转弯角上与汉水会合。宋人要把物资和人员由汉水北运襄樊，必须经过这个转弯角。蒙古军在这里筑城驻兵，正好截断宋人的运输线。鹿门山在襄阳以南的汉水东岸，蒙古军在这里堵击，宋军更不容易接近襄阳。蒙古军把着重点放在构筑封锁线上，并不急于攻城，是长线放远鹞的办法。蒙古军并不想在短期内攻下襄樊，几个将帅都很明白敌我的短长，想方设法改变自己的短处，造成绝对的优势。阿术知道蒙古军只善于在广漠的平地上野战，碰到山地、湖沼、城堡，骑兵便没有优势可言，他首先向忽必烈要求多派汉军。 1268年九月，蒙古军完成了对襄阳（樊城）的包围，环绕两城，筑成了连绵的土垒及壕沟。在各个交通要冲里头，设置了相当于附属小城的堡垒与陷阱。大小城堡总计超过四十座。这个又长又大的环状城，使设有蒙古军指挥部的鹿门山以及百丈山、楚山、万山、虎头山等山顶相衔接，有一部分甚至围了两层，总长超过一百公里。从俯视襄、樊两城的高度来看，全数都设有组成蒙古南征军各队的本部，在各自的城堡里头，甚至还配有其支队及作为其指挥的镇抚一名。流经两镇的汉水的上游与下游，在两岸筑有要塞的同时，河中央也造有堡台，也在河中一并打入了乱桩，遍设铁链，使其完全遮断。当蒙军包围襄阳以后，驻守襄阳的宋军进行了主动出击，这年十一月，宋兵自襄阳出击，进攻蒙军构筑的沿山诸寨，阿术指挥诸军抵御，斩获甚众，蒙军方面“立功将士千三百四人”，显见战斗是十分激烈的。 蒙古围困襄阳 这样就一下子抓住了襄樊守军的命门。襄阳城虽然为战略要地，但作为被动防守的要塞，毕竟存在一系列的不足。与长江相比，汉水江面狭窄，河道曲折，水流量偏小，宋朝大型战舰难以进入汉水作战，从而失去了水战的优势。而且“自郢至襄，水程七百里，素多险滩，虑防抄截，又须计办陆运，以济不及”，宋军往襄阳运送物资，因逆流而上，行运艰难，只有吃水浅的运粮船才能上行，如无纤夫拉纤，只能撑篙前进，速度缓慢。蒙古军如果夹江布防，很容易就能使用炮石封锁江面。而宋军野战能力较弱，难以夹江护卫这一带的水陆运输，因此襄阳攻防战在一定程度上，演变成蒙古军围点打援的战斗——而野战恰恰不是宋军所擅长的。 从1269年春天开始，宋军展开救援襄樊的军事行动。先是沿江制置副使夏贵乘春夏之交汉江水涨，驾轻舟运送一批衣服粮草至襄阳城下。因担心遭到蒙军的掩袭，夏贵并未入城，仅在城下与吕文焕交语而还。接着当年三月，宋京湖都统张世杰率马、步、舟师援襄、樊，于赤滩圃（今襄樊东南汉水中），被蒙古军击败。这年至秋大雨，汉江水溢，夏贵恃宋军水军优势，率兵5万、战船3000，馈粮援襄，停泊于鹿门山西岸边。遇汉水暴涨，蒙古同汉军都元帅府事赵璧，据险设伏以待之，相持7日，夏贵败走。蒙古军俘杀宋军2000余人，获宋军战舰50艘。 针对宋沿江制置副使夏贵连续两次率水军援襄樊的情况，刘整又向阿术献计，说蒙古只有水战不及宋人，如能造战船，练水兵，改变这个情况，取胜就容易了。阿术也很赞赏他的意见。意见由刘整上奏朝廷，忽必烈以诏令批准：训练水军七万余人，造战舰五千艘。一段时间内，刘整每日负责水军的训练，雨天不能外出，就在兵营内画地为船来练习。在此前后，忽必烈又命令陕西五路和四川行省造战舰五百艘交付刘整。这一举措弥补了蒙军的固有缺陷，阿术和刘整麾下军将率领水军作战日益增多。与此同时，蒙古军还在汉水中流筑实心台，台上设置弩炮，用来遏制宋军的船只。 就在两军大战正酣的1269年十二月，京湖方面的宋军统帅吕文德“因疽发背”病死。这对南宋方面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大的打击。权相贾似道得报之后，竟至于惊慌失措，“几失匕箸”，进而哀叹“（吕）文德声望智略，高出流辈，仅能自保。今一失之，奚所统摄？”毫无疑问，吕文德死后的襄樊形势就变得更加紧张了。 吕文德死后，贾似道调李庭芝为京湖安抚制置使兼知江陵府，并从殿前司和两淮诸军中抽调兵力增援襄樊。从这个人士任命就可以看出，历来有人说贾似道不救襄阳的说法实在有些冤枉，作为贾似道的义弟，李庭芝实在已经是贾似道最信赖的边境军事长官了。至于为何舍近求远从两淮调集援襄部队，实在也是战场形势使然。蒙古人在围困襄樊的时候，其他战场也不安宁，忽必烈发动了一系列牵制性战役，尤其是对钓鱼城和东川的攻掠，使得南宋丝毫不敢放松对长江上游的戒备。合州钓鱼城是蒙哥汗大举攻宋丧身之处，忽必烈虽然将进攻重点转向荆襄，但它仍然是蒙古军夺取东川的障碍，因而继续加强对它的包围。1267-1268年，蒙古在青居山与钓鱼山之间，增筑武胜、定远二城，以加强对钓鱼城的围困。与此同时，蒙古军不断袭扰东川，这就迫使南宋以部署在江陵的七万大军向西戒备而不能北上驰援近在咫尺的襄阳了。反倒是河网密集的两淮地区显得较为平静。而这一防区承担屏护南宋政权统治核心的太湖平原的重任，故其军队是宋兵中战斗力最强的，如元臣郝经所言“彼之精锐尽在两淮”。加上吕文焕本就出身淮西，吕氏军事集团也多出身淮西，与两淮战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以两淮兵援救襄樊在人事安排上也是很合适的。 咸淳六年（1270年）二月，襄阳宋军出步骑万五千人，兵船百余艘，水陆并进，进攻蒙军所筑之万山堡。当时，戍守万山的万户张弘范正与将士较射出东门，宋军奄至。张弘范帐下将佐皆认为众寡不敌，宜入城自守。张弘范日：“吾与诸军在此何事，敌至将不战乎？敢言退者死。”即派偏将李庭当其前，他将攻其后，亲率二百骑兵为长阵，下令“闻吾鼓则进，未鼓勿动”。宋军步骑相间冲击蒙军阵地。蒙军坚守不动，宋军再次进攻被击退以后，蒙军前后夹击，反攻宋军，前锋李庭单骑横枪冲入宋军阵地，两处负伤犹力战不已，经蒙军奋力反击，宋军奔溃，退回襄阳。这次失利，表明襄阳宋军反包围的企图已彻底失败。九月，吕文德的女婿，南宋殿前副都指挥使范文虎以兵船二千艘，两淮各军及御前精兵八千人来援襄阳，水陆并进，在汉水两岸向北推进。刘整等率军迎战于灌子滩，杀掠千余人，缴获战船三十艘，文虎败北，乘轻舟逃遁。 战事持续到咸淳七年（1271）夏，阴雨连绵，汉水泛滥。趁此良机，范文虎又以两淮水军十万之众，溯汉水而上，进到鹿门，被阿术击退，宋军“弃旗鼓，乘夜遁去”。这也是宋军最后一次大举援助襄樊的军事行动。宋廷明知范文虎几番失败，而不加惩处，也不从各地调集精兵猛将，加强援襄兵力，这当然是贾似道的误国责任。这年晚些时候，忽必烈在大都（今北京）建国号为“大元”（蒙古文意为“称为大元的大蒙古国”），表示他不仅是蒙古汗国的大汗，而且要做全中国的皇帝了，对攻灭南宋统一中国已经是志在必得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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