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阳之战：公元1267，两大帝国的生死对决，元朝找到了南宋的命门

南宋咸淳九年（1273）正月十二日，北风寒冽，山川萧瑟，汉水在惨淡的阳光下反射出刺眼的白光，冰冷而凄厉。

知襄阳府兼京西安抚副使吕文焕，站在襄阳城的角楼之上，双目血红地遥望着汉水北岸———那里，是即将被战火吞噬的樊城。

笨拙而沉重的攻城槌，轰击着城门，传来令人心颤的闷响，每一下，都仿佛重重敲击在吕文焕的心坎之上。

只是摇摇欲坠的襄阳，自保尚嫌不足，更何况连接两座城池的唯一浮桥也早已被敌人斩断，除了眼睁睁地看着对岸的樊城沦陷，一江之隔的襄阳军民，没有任何办法。

在蒙军激昂的战鼓和呐喊声中，投石机抛出的巨大石块，呼啸着从半空狠狠砸下，声若雷霆的阵阵巨响过后，无数的血肉之躯便和千疮百孔的城墙一道化为了齑粉。

硝烟火焰、箭雨巨石，残破的肢体和喷涌的鲜血，与夕阳下残破不堪的孤城，构成了如同炼狱般的画面——虽咫尺之遥，却注定天人永隔。战争，正用最残忍的方式将生死割裂在所有人面前。

凄厉的哀嚎在寒风中此起彼伏，然后渐渐消散，一种从未有过的悲痛和无助，突然袭上心头，吕文焕绝望地问自己，难道一切就要这样结束了吗？

蒙宋之间的两次大决战

1234年蒙宋联手灭金后，因急于收复中原故土，宋理宗仓促出兵北伐，结果“端平入洛”不仅收获惨败，更导致蒙宋之间短暂而脆弱的“友谊”宣告结束。

1235年，蒙古大汗窝阔台以南宋“背盟”为由，集蒙古、女真、西夏、渤海诸部共计50万人，兵分三路大举攻宋。

而纵观蒙宋的第一次全面交锋，在东起两淮、西至川蜀，绵亘数千里的漫长战线上，蒙古铁骑都几乎显示出了强大的实力。

除东路军在两淮地区遭到南宋部队的殊死抵抗，未能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外，其余两路均收获重大胜利。

其中，作为主力的蒙古中路军，攻克重镇襄阳——自1134年岳飞收复襄阳六郡以来，南宋百年时间积蓄的物资兵械几乎被洗劫一空，同时，数万百姓被虏北上，30万石粮草尽入敌手，可谓损失惨重。

而阔端率领的西路军，由关中南下，势如破竹，南宋治下川陕四路的诸多州县悉数沦陷，尤其是攻克成都之后，百万蜀民死于蒙军的野蛮屠城，更是给天府之国带来了无尽的灾难。

但此时的蒙古尚未对如何灭亡南宋形成清晰的思路，其军事行为，从本质上来说，依然带有北方游牧民族“打草谷”的惯性思维，摧城拔寨之后，便是一顿疯狂的烧杀劫掠，着眼于既得利益，而忽视了占据蜀中和襄阳地区，在战略上给南宋带来的威胁。

因此，在局部战争中，蒙古人虽然收获了空前的胜利，但尚未给宋廷造成不可逆转的致命损伤。

而南宋虽在战争之初便陷于相对被动的局面，但依靠当时第一名将孟珙在川蜀、荆襄地区不断组织反击，给入侵者带来了持续而强烈的军事压力。而随着1241年窝阔台汗病死，蒙军主力悉数北归，蒙宋的第一次大规模对决，暂时告一段落。

窝阔台之后，托雷长子孛儿只斤·蒙哥成为了草原新的主人，在继承汗位并利用十年时间平定内乱后，1251年，蒙军再次发起了侵宋战争。

与窝阔台时期相比，蒙哥对于灭宋的思路更加成熟和清晰，同样的三路人马，目标却都指向了南宋的长江防御体系。

中路经关中夺四川，占据长江上游，北路从河南进攻荆襄；南路军经云南出广西，沿湖南北上。

按照蒙哥的战略构想，三路大军最终会在长江中游的重镇鄂州（武汉）汇合，然后顺流直下，一鼓作气直捣临安。

开战之后，实际的交锋情况，也在按照蒙哥的设想发展，兀良合台率领的南路，打到了潭州（长沙），而忽必烈指挥的北路，则已经兵临鄂州城下。

南宋已是岌岌可危，但最关键的时刻，此前名不见经传的合州钓鱼城，却意外挡住了由蒙哥御驾亲征的中路主力。

1259年8月，雄心勃勃的蒙古大汗突然战死于钓鱼城下，由于汗位空悬，三路大军随即返旆漠北，会师鄂州的计划因此不攻自破。

欲灭南宋，先取襄阳！

两次南下侵宋，前后横跨24年，但对于看似孱弱的南宋，无坚不摧的蒙古铁骑却始终没有摸索出一招致命的办法。

但一切都因为刘整的叛宋降蒙而彻底发生了改变。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出生于1212年的刘整并不能算作宋朝人，因为在其出生前70多年，他的故乡邓州穰城就被南宋割让给了金国。

而这个在金末由北朝投奔南宋的悍将，虽战功赫赫却因地域歧视和出身问题而屡受猜忌，无奈之下最终在1261年愤而转投蒙古。

此时，蒙哥的四弟忽必烈在残酷的汗位竞争中胜出，并积极筹划着第三次南下作战，而了解南宋防御体系的刘整，不仅积极充当攻宋的急先锋，更向忽必烈提出了“欲灭南宋，先取襄阳”的战略性建议。

要了解这一战略对南宋的毁灭性打击，还要从长江防御体系说起——比之北宋，偏居一隅的南宋不仅疆域狭蹙，而且失去了北方山脉的战略纵深和黄河的天然屏障，在与游牧民族对抗时，就显得尤为被动。

好在其都城临安（杭州）地处东南，北方的敌人如果要南下，最终要解决的必然是如何渡过长江天堑的问题，

南宋当然也知道利害所在，因此在与蒙军不断的交手中，围绕整个长江防线，逐渐在上中下游形成了川陕、京湖、两淮三大战略防区。

对蒙古人而言，攻克临安最便捷的途径，当然是由两淮地区南下，但此处河道密布，水网纵横，非常不利于骑兵部队的大范围机动作战，况且宋廷也深知两淮对于拱卫京畿的重要性，因此守备力量也最为雄厚，所以，1235年窝阔台第一次大规模南侵，就是东线在两淮地区无功而返。

而攻克蜀地，再从上游顺流直下，或者直接进攻中游的临江重镇鄂州，在蒙军无法完全控制水上交通的前提下，南宋其余防区的力量便可以利用水路，快速的进行增援和补给。

同时，蒙哥战死于钓鱼城下，忽必烈也曾经在鄂州铩羽而归，因此，无论选择攻击上游的四川地区，或者中游的荆襄地区，似乎都没有必胜的把握。

如此一来，在进攻方向的选择上，南下的蒙古人似乎已经走入了死胡同，但正因为刘整的献计献策，却瞬间切中了南宋的要害。

下游的两淮地区难以撼动，而即使打下上游的川蜀地区，顺江而下，依然还要突破南宋的京湖防区，所以问题的症结所在，其实还是在长江中游。

而南宋的京湖战区（荆襄战区），是围绕襄阳、江陵（荆州）、鄂州三大重镇为中心而建立的防御体系，三城依靠长江、汉水相连，互为犄角，相互依托。

但相对于身处腹地的江陵、鄂州而言，滨汉江而立、孤悬于最北端的襄阳，在地理位置上是最容易被攻克的。

如果发生大规模的战争，襄阳的安危，则完全依赖于汉水下游的策应，但汉水不比长江，其河道狭窄，更容易被封锁，如果失去外部的增援，便只剩凭城固守一途。

另外，无论是渡河还是控制水路，一支强大的水上部队都是必不可少的，但南宋不可能坐视蒙古人在长江河道上不紧不慢的建造战船和训练水师。

因此，在攻击襄阳的过程中，不仅可以利用汉水造船，而占据这一汉水要塞后，水师更可以“浮汉入江”直扑鄂州，进而撕裂宋朝的整个长江防线。

所以，“欲灭南宋，先取襄阳”的高明之处就在于，虽然蒙宋都将长江防线视为胜负的关键，但刘整的策略，却是将战争的着眼点不再局限于长江，或者死磕南宋的临江重镇，而是将连接长江的汉水作为突破口。

危局的开端，是一场短视的交易

虽然蒙古准确地找到了切入点，但要拿下襄阳，却并不容易。

襄阳，更准确地说应该叫襄樊，它是由隔汉江而筑的襄阳和樊城共同组建的防御体系。

樊城的北面有一片开阔的湖水，城南则紧邻汉水，以步骑兵为主的蒙古军面对这些山水沟壑将会举步维艰。

而南岸与其隔江相望的襄阳城，地理位置更为优越，东、北两面为汉江环绕，西、南又有众多山脉形成天然屏障，而两条能从群山之间进攻的路线，又都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羊肠小道。

不仅如此，襄阳城外，还有引汉水而建、平均宽度达到180米的护城河，从东、西、南三个方向将城垣完整地护卫起来。

另外，汉江之上还建有连接襄、樊的浮桥，二城互为犄角，紧扼河道，战时还可以通过浮桥相互支援。

再加上城垣坚固，驻军更是高达两万之众，而粮草充裕，号称可供十年坚守之用。

而最关键的，襄阳既是扼控南北的陆地要冲，又是襟江带湖的水路咽喉，如果贸然发动全面进攻，南宋必然会依托汉水从下游源源不断地进行支援，到时候，劳师远征的蒙古人，便只剩在城下以牺牲无数生命为代价，硬撼坚城一途。

面对城高池深、兵精粮足，几乎无懈可击的襄阳，忽必烈意识到，首先要做的，便是不动声色地将襄樊包围起来，并尽可能地切断汉水的补给路线，将其与外界彻底孤立起来。

为了实现“围而不打，绝其外援”的策略，1267年，忽必烈遣使贿赂当时南宋的京湖制置使吕文德，请求在襄阳城外设置“榷场”。

在两国边境建立官方的贸易市场，进行互市通商交易，这样的榷场，在宋辽金时期都非常普遍，但作为荆襄防区的最高军政统帅，昏庸糊涂的吕文德，既没有看透蒙古人建立榷场背后的狼子野心，对榷场设立在如此敏感的地点又没有加以防备，反而是在金钱的诱惑之下，欣然应允了北方强敌的要求。

随后，蒙古人又以周边盗匪猖獗，保护货物安全为由，申请在榷场外建立堡垒，由此，蒙军堂而皇之地在襄阳东南的鹿门山，成功建起了第一个军事据点。

吕文德虽然被贿赂蒙蔽了眼睛，但镇守襄樊的吕文焕（吕文德堂弟）却从敌人的小动作中察觉到了危险，并告诫兄长，火速派兵拔掉鹿门山榷场，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

谁知堂弟的警告，非但没有引起吕文德的重视，反而怒斥吕文焕小题大做、妄言邀功。

就这样，在南宋将帅的眼皮底下，一座座堡垒在关节要隘处拔地而起，等到吕文德终于醒悟过来时，襄阳外围已是“重营复壁，繁布如林，遮山障江，包络无罅”。

此时陆上交通几乎被全部隔绝，而襄阳最关键的生命补给线、汉江下游连通鄂州的水路，也因为白河口和鹿门山两座据点的存在，而遭到了彻底的封锁。

1269年，弥留之际的吕文德在咽气前曾无比羞愧和悔恨地高呼道“误国家者，我也！”

只是弥天大错已然铸成，这临终的忏悔又有何意义？而接下来的漫长岁月中，整个襄阳乃至南宋王朝，都将因吕文德的愚蠢和短视，付出难以承受的惨痛代价。

围点打援与破围救援

襄阳水陆被围，摆在南宋面前的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放弃襄樊地区，集中兵力退保下游的鄂州，要么便是全力以赴地进行支援。

当然，从此后的形势来看，弃襄守鄂或许更能在战争中掌握主动，因为至少长江的控制权还在南宋的手中，川陕和两淮的兵力也可以及时驰援。

而力保襄樊，却正合蒙古人围点打援之意，南宋此后的救援行动，不仅消耗了大量的有生力量，更直接导致襄阳沦陷之后，长江防线又迅速崩溃。

但或许是襄樊的地理位置太过重要，又或许是城中数十年的积累难以割舍，两难的宋廷最终还是选择了力保襄樊。

由此，这场生死大战的焦点，便从围绕城池的攻防战转化为蒙宋之间阻援和破围的拉锯战。

1269年三月，两淮都统张世杰，率马步舟师水陆并进增援襄阳，结果与蒙军在汉江上一场大战后被击退。

同年七月，冬春窄浅的河道变得浩渺无垠，权京湖安抚制置大使夏贵，亲率三千战船、五万水军，满载粮草盐布，浩浩荡荡溯汉江驰援襄阳。

由于当年汉江水量格外丰沛，下游两岸堡垒大半被淹，蒙军饱受水浪侵袭，对夏贵的突然出现缺乏准备，而江面宽阔，临时发射的投石、箭矢又无法伤及江中船队分毫，宋军基本没有遇到阻力，物资便安全地抵达了襄阳城下。

但也许是增援任务完成得过于顺利，返程的夏贵竟临时起意，率军攻打襄阳东北的鱼梁洲蒙军城堡，结果反遭对手偷袭，在折损战船五十多艘，伤亡士兵两千余人后，狼狈逃回下游郢州。

而夏贵虽然惨败，但数千南宋战船大摇大摆地增援，给负责围攻襄阳的阿术、刘整等人带来极大震动，为避免宋军利用汛期再次来援，蒙军在冬季水浅时，在河道之中打入大量粗壮的木桩，密密麻麻的木桩之间，又相互钉上铁链，以此防范下游南宋战船在江面行驶。

同时，各地蒙军也是源源不断地增援而来，短短一年之内，围困襄阳的蒙军就达到了10万人。

而刘整更是在汉江边，打造了一支战船五千艘、兵员七万人的水师，使蒙古人拥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水上部队，从而完全具备了与南宋在江面一决雌雄的能力。

南宋这边，襄阳的形势愈发不容乐观，而夏贵兵败引咎辞职后，关于由谁来主持荆襄大局，朝堂之上却还在争执不休。

御史李旺等人，推荐在此前坚守襄阳八年的名将高达奔赴前线，但奸相贾似道更倾向于“吕家军”系统的将领出任统帅，双方角力之下，公元1269年冬，“中间派”李庭芝被调离两淮，出任京湖制置大使。

但京湖地区素来是吕氏集团的势力所在，吕文德的女婿范文虎第一时间便跳出来反对“外人”插手，其说动贾似道，要亲自领兵解救襄阳，唯一的条件便是不受李庭芝的节制。

1270年六月，汉水再次暴涨，范文虎率领京湖以及从两淮支援的精锐部队十万人、战船一千余艘向襄樊挺进，结果这个好大喜功的草包之人，毫无策略计谋，只知一味埋头硬闯，而蒙军早已在汉水布下天罗地网，如瓮中之鳖的范文虎遭遇惨败，损失战船上百艘，救援襄阳的粮草、辎重更是尽落敌手。

而李庭芝接任京湖制置使后，不仅屡遭掣肘，手持帅印，又几乎无兵可调，面对襄樊命悬一线的危局，万般无奈之下，只能征召民兵救援。

血泪襄阳终落幕

1272年五月，在民兵首领张顺、张贵的带领之下，三千死士乘百余轻舟，趁夜由上游均州进援襄阳。

是时汉水涨潮，敢死队将小船分三艘为一组，以红灯为信，张贵突前、张顺殿后，冒蒙军箭矢弹雨，突破重重封锁，如蛟龙入海一般，连夜转战一百二十里，终于在黎明时分抵达襄阳城下。

三千援军神兵天降，这是1269年夏贵援襄以来，再次有南宋的部队抵达，对于深陷重围五年之久的襄阳军民，无异于莫大的鼓舞。

但不幸的是，首领张顺却死于混战之中，张贵在回程途中也被蒙古人俘获，不屈被害。而更不幸的是，这也是襄阳最后一次接受到援助和物资。

从1269年开始，南宋先后十三次、共计出动十五万水师救援襄阳，但并未改变战局走向。

1273年，襄阳来到被困的第六个年头，城中粮食虽能勉强应付，但食盐却所剩不多，尤其是炭薪、布帛奇缺，严冬降临，守城将士于寒风中苦熬却无御寒取暖之物。

更糟糕的是，围困日久却始终无法破城，使忽必烈意识到襄樊城高墙坚，要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必须找到摧毁城墙的关键武器，于是向同属蒙古的伊尔汗国求助能工巧匠，建成了威力惊人的重型攻城武器——回回炮。

1273年初，蒙军兵分五路对相对薄弱的樊城发起总攻，而开战之前，还砍断了汉江上的浮桥，襄、樊二城至此唇齿分离，各为孤城，已经无法相互援助。

在回回炮发射的巨大石块轰击之下，樊城城墙顷刻便被砸开巨大的豁口，刘整则趁机指挥水军从西南方发起进攻。

而已经困守五载的樊城军民，在最后时刻，仍表现得不屈不挠——城垣残缺，便以血肉之躯为墙，城池被破，便以巷战顽强阻敌，鏖战十四个昼夜，直杀到饮血水止渴，食生肉充饥，但终还因寡不敌众，于正月十二日，樊城沦陷。

随后，蒙古人按照他们的一贯作风，对顽强抵抗的城市实行屠城。樊城军民血染汉水，堆尸如山。

二月，蒙军稍作休整，便开始了对襄阳城的最后进攻，在回回炮的巨大威力之下，襄阳城看似宽厚的城墙同样瞬间便遭遇重创，大厦将倾之际，不少守城将士开始外逃降敌。

眼看孤城外乏援兵，内无斗志，沦陷只在旦夕之间，万般无奈的吕文焕，在得到忽必烈投降后不伤襄阳百姓的承诺之后，于1273年二月二十四日，着素衣立于道旁，开城投降。

而持续近六年的襄阳之战，最终以南宋的全面失败而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