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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能否选择犹太教和袄教的观点以反对古希腊、印度的观点呢？人们毕竟不能强使我们接受这一选择，理由是，这两种观点也许并非根本不可调和。总之，如果一种交通工具在驾驶员规定的路线上行驶，那么它一定是按照轮子的周期千篇一律地向前运转。虽然文明有兴衰，而且，再衰落中又使得其他一些文明兴盛，其他一些更高的有目的的事业总可以一直前进。并且，在神的安排中，从文明的失败所造成的痛苦中取得的学识也许正是有效的进步手段。亚伯拉罕是一种文明终结的逃亡者，而预言者是另一个文明瓦解的继承者，而基督教则是产生于崩溃的古希腊、罗马世界的苦难者。在一些“难民”中是否也可以进行一些相似的精神启蒙呢？在我们的世界上，这些人是那些犹太流放者的翻版。在他们的苦痛的流放中，巴比伦河水已为他们昭示了不可或缺的东西。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不管这个答案可能是什么）将由此传遍世界的西方文明的更不可思议的命运的更伟大的时刻作出。
我们应做些什么来拯救自己呢？在政治方面，应该建立起一个符合宪法的合作的世界政府机构；在经济方面，在自由经营与社会主义之间（根据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各种不同的实际的要求）寻找可行的折中方案；在精神方面，把世界的上层建筑放回到宗教的基础上去。今天西方世界正在努力寻找通向这项目标的道路。如果我们已达到了这三个目标，那么我们也许可以自称，我们已经争得了为我们的文明生存的最近这场战斗的胜利。但所有这些都是雄心勃勃的事业，要达到其中任何一个成就，都需要最辛勤的工作和勇气。
从长远来看，在这三项任务中，宗教方面的任务是最主要的，但其他两项则更为迫切的。因为如果我们在短期内不能成功的话，我们将会永远丧失取得精神再生的成就的机会，这种再生不是我们随便胡思乱想就会来到的。如果它会来临的话，那么它只会以从容不迫的步伐（这种最深刻的精神创造的所必需遵循的步伐）来临。
政治方面的任务是其中最为紧迫的。眼下就有一个消极的问题。尽管我们面对着这样一个前景，即在目前存在着相互依赖关系与武器装备情况下，世界正处在以这样或那样的方法在政治上统一起来的前夜。我们必须避免以武力倒置统一这样灾难性的结局：那种我们并不陌生，在罗马帝国统治下，把和平强加于被征服者的方式；或许是解散那些如今掌握我们整个世界的可怕的政治势力。
以中国为例，中国人认为天底下除了他们居住的那块土地之外，均非“天之乐土”，而皇帝直接统治下的那块疆域便是“中央王国”。在乾隆皇帝答复不列颠国王乔治三世关于建议进一步加深两国之间外交和商业来往的信中就镇静而自信地表明了这种观点：
“今接到你关于委派一名使臣来我天朝总管贵国与我天朝的商业往来之请求，这一请求是与我们天朝所有利益所抵触的，因而是不能接受的······我们的礼仪和法规与你们是完全不同的，即使你的使者能够学到我国的一些基本的文化知识，他也不可能将我们的风俗和生活方式移植到你们的土壤上去。······我统治的这片广阔世界，只有一个目的，即维持我完善的统治以及履行一个国家的职责。······我可以送你们一批无价的珍奇物品和精美手工品，但这对你们的工业是毫无帮助的。”
事实上接受一种技术要比接受一种新宗教来得容易得多。 技术会对生活的表层发生作用，所以，采用外来技术而不陷入放弃自我支配权的危险境地似乎是行得通的。当然，这一点也可能会估算错误，因为在采用外来技术时，人们所承受的责任是有限的。事实上，在各种文化形态的所有不同要素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内在的联系。因此，如果人们放弃自己的传统技术而用外来技术来取代的话，那么，生活表层在技术方面的变化的作用，将不会仅仅局限于这一表面，它会逐渐达到更深的程度，甚至使全部传统文化的地基都被动摇。因此，所有的外来文化就会通过外来技术进入的这一媒介，并借助于已经松动了的传统文化的土壤，一点一点地渗透进来。
甘地也认识到，在文化交流中，一件事情会不知不觉地导致另一件事地发生。甘地看到，印度生产地棉花，却可能是在兰开夏郡被纺成线并被织成给印度人穿的衣服。这构成了将把印度和西方世界缠结在一个蛛网里的威胁，而且这个蛛网会很快变得像钢铁桎梏一样牢不可破。甘地知道，如果印度人继续穿西方人用西方机器织成的衣服，他们很快会喜欢在印度使用同样的西方机器来制作这些衣服。首先，他们会从英国输入纺纱机和动力织机；其次，他们会学会怎样为自己造出这些全套用具；再次，他们会离开他们的田地，而在新建的印度的纺纱厂和玻璃厂工作。而且，当他们变得习惯于把自己的工作时间花在从事这些西方工作的时候，他们也会喜欢把自己的闲暇时间花在各种西方的娱乐活动上，如看电影、赛狗或是休息等等。知道他们发现自己形成了西方式的心灵，忘记了怎样做一个印度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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