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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听一些比较有资格的老作家讲，我写东西是忠于自己内心的，不会去考虑市场或者读者，这样写出来的作品，才是真正忠于内心的好作品。 我承认这话没错，只有真正把自己内心的想法表达出来，然后通过文字传递给读者，才称得上是精神产品嘛。 可是，话必须说回来，敢于如此讲的，要么是业余写作的，平时从事了一份较为稳定的工作，衣食无忧，闲暇之余写一些自己喜欢的文字，权当是业余爱好，悠哉修哉，逍遥自在，想想都是件极为美好的事儿；要么是专业从事文化相关工作，比如国内不少老资格的作家，本身在作协、文联等等文化单位供职，干的就是这份工作，有国家的钱养着，衣食无忧。在这样的状况下，谁都有底气说，我不需要考虑市场，也不用去理会读者喜不喜欢，只写自己想写的作品。 可是如我之辈，靠稿费赖以生存，敢说吗？ 说实话，真的不敢。以稿费生存者，读者就是上帝啊，你跟上帝过不去，莫非是嫌活得太悠哉了不成？ 因此，我写一本书之前，先会考虑读者，再考虑政策（若是触撞政策风险，无法面世，也是等于白写），在平衡了读者和政策之后，最后才考虑自己，去平衡这三者的关系，使之尽量和谐。所以像我这类作者，写出来的作品，一般是有可看性的，至少要满足读者对情节的要求，不能像纯文学作者那样任性，写得云里雾里，让读者去猜，甚至看不懂。在此基础上，也会藏一些自己的私货在里面，只不过那所谓的私货，会藏得比较深，好让读者读完之后，能够有所思考，不会像白开水一样，看过之后，便什么都没有了。 这样做并不丢人，想明白一些，写作在作者手里写的时候，虽是极为个人的行为，可是，只要你写完之后，想拿去发表或出版，一旦呈现到读者面前，他就是一件商品。虽然很多人称之为特殊的商品，然别忘了，再特殊的商品也是商品，一件成功的商品，尽可能的让消费者去接受，莫非还是件羞耻的事吗？ 相反，推出市场上，让消费者接受了，反而是光荣的。 当然，我偶尔也会任性一回。比如在写《大明梦华：明朝生活实录》的时候，我就咬了咬牙根，这本书我不想赚钱了！ 要做这种事，牙根要咬得很紧，因为有可能这本书就真的赚不到钱了，会有一段时间没有收入来源。 那本书完全是反市场、反通俗的，采用的是一个明朝人的视角，去介绍明朝的事情，所以语言风格上也是半文半白的古风，只有耐得下心有去啃《三言二拍》之类的作品，才能去阅读这本书，总之不可能如读一般的文章一样一目三行地去看。 偶尔任性一回，权当是调剂，自无不可，但不敢每本书都如此。关键是我并不认为迎合市场和读者，就是低级的文学作品。纵观历史，其实我们的许多名著多由民间而来，从市场而生的，一味地追求个性或自我，弄巧成拙的例子也不在少数。 其次，所谓的通俗和高雅，不能从作品本身去区分，而是应该以人为标准划分。比如说，一个俗不可耐之徒，他写的是高雅的纯文学作品，写出来的文字能高雅到何等级别去？而一个高雅之士，他写的是通俗作品，或许就能写出俗极而雅的佳作。 社会上不少人看不起写通俗或类型文学，这其实是一个错误，怎能以文本区别雅俗呢？ 一个人，特别是一个作者，面对现实，在能够养活自己的基础上，去从事自己喜欢的职业，这本身就是件极为幸福之事，如我之辈，写的是通俗小说，然我并不认为所做之事俗不可耐。如果把文学的门类，比作社会上从事的各行各业，那么每一行都会有每一行所追求的梦想和境界，能走多远，完全取决于个人的眼界和胸襟，无须去计较当下所做之事的雅俗了。 难不成你认为比清洁工高雅，就是因为你从事的是文学工作吗？事实上，走到大街的人流之中，每个人都是一样的，皆不过是地球上的同一类生物罢了。 梦想在心中，无分雅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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