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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庸
《世说新语》纪录汉末迄晋末之名人佚事，为南朝宋太祖之甥、临川王刘义庆所辑。分“德行”、“政事”等三十六门，不仅为史学要籍，且文词斐亹，至今传诵。
此书之撰述，当非出于刘义庆一人之手，据梁刘孝标注解中所引书籍已可证明。又如同一人物，而称谓不一。例如谢安，或称“谢公”，或称“谢太傅”，或直呼谢 安，即其显证。唯每条作者虽非一人，而文章风格，大体一致；且此种风格，影响及于当时史籍甚大，即如《搜神记》、《异苑》，以及《高僧传》、南北朝各时代 正史等，无论为六朝人所撰，或经唐人修改，均具有与《世说》近似之格调。故“世说体”可谓当时叙事文之代表。此外，可以代表美文者，即昭明《文选》。此两 书在形式上虽有不同，但在倾向上颇相一致，因系同一时代之产物也。（注）
《世说》之文章有何特色，可举例说明之。
[例一]华歆、王朗俱乘船避难，有一人欲依附，歆辄难之，朗曰：“幸尚宽，何为不可？”后贼追至，王欲舍所携人，歆曰：“本所以疑，正为此耳！既已纳其自托，宁可以急相弃耶？”遂携拯如初。世以此定华、王之优劣。（“德行”）
文中特色，即在助字使用之频繁。所谓助字，即不属于主语、述语而专门附加他语之上，以表补助之功效者。如“有一人欲依附”之“有”、“欲”，“俱乘船避难” 之“俱”，以下“辄”、“幸”、“尚”、“何为不”、“后”、“欲”、“所”、“本”、“所”、“以”、“正”、“耳”、“既已”、“宁可”、“相”、 “耶”、“遂”、“如”……等均是。前代叙事文中，如《左传》、《史记》、《汉书》等，助字之使用决无如是之多；司马迁之文章，其助词已不多，但班固仍嫌 欠简洁，凡《汉书》与《史记》同一人之传纪，必比《史记》更简，即助字尤少。
中国旧日文法所谓实字，包括名词、代名词、动词及形容词；此外为助字，亦即虚字。虚字之增加，表示文章之屈折。以本文而论，“华歆、王朗俱乘船避难”，主语 已有两人，“俱”字之意已在，实可省略。“有一人”之“有”字亦非必要。“辄难之”之“辄”，仅表语气之屈折，删去亦无甚关系。下文“宽”字上，若就极端 省略言，“幸尚”二字亦可省去。“何为不可”一句，本意即“可”，“何不”两字，双否定即成肯定，在古代修词观点，未尝不可谓“费辞”。后贼追至，可简缩 成“贼追至”。“本所以疑，正为此耳”，可改为“本疑为此耳”，“本所以疑为此”……等，在文法、修词上均更简练。“既已纳其自托”，“既已”二字，意思 全同，实为重复。“其自”二字，“其”指所纳，“自”指行为之来历，而主要意思仅指纳托，不过此二字均为动词，若无实体词（名、代）跟随，似太无着落，音 调亦欠美，因此增添此二字。“宁可以急相弃耶”为反诘语，“宁可”、“耶”专表反问语气。“以急”之“以”，表原因，系介词，可省。“相弃”之“相”为意味最轻之助字，删去亦无大影响。“遂携拯如初”之“遂”，最可省略。“如初”之“如”字，似不能省。
由上所述，《世说》文字中之助词，或在文法上可省，或在修辞上可省，但《世说》中类此者颇多，较之前代史籍，此实为其最特异之处。兹再举一例，以广其证：
[例二]支道林许谢盛德“共”集王家，谢顾谓诸人，今日“可”谓彦会，时“既不可”留，此集“固亦”难常，“当共”言咏，“以”写“其”怀。许“便”问：主人有庄子 “不”？“正”得“渔父”一篇，谢看题，“便各使”四座通。支遁“先”通，作七百许语，叙致精丽，才藻奇拔。众咸称善。“于是”四座“各”言怀，言毕，谢 问曰：卿等尽“不”？“皆”曰：今日之言，“少不”自竭。谢后粗难，因自叙其意，作万余语，才峰秀逸。“既自”难于，“加”一起拟托，肃然“自”得，四座 “莫不”厌心。支谓谢曰：君一往奔诣，“故复自”佳“耳”。（“文学”）（“号中为助字”）
以此种文字与《史》、《汉》相比，即觉《史》、《汉》之风格更近于原始。字、句以及写一人之行为状态，往往不借助字，而需要吾人于字里行间之暗示中求之。《世说》则不然，充分利用助字以求表达，较之《史》、《汉》，实通畅多矣。
因助字之多，在另一方面又表现文章格调之舒缓，似使读者多得欣赏之余裕。全句均系实字，与口语习惯不合，故能使人感觉沉重，而无屈折之余裕。盖实字均代表一 具体概念，概念与概念之间，若无间隔，心理殊为不安。加以中国语系单音字，为发音便利及音调悠扬，增加助字，实亦深有必要，此即足以说明《史》、《汉》以 后之《世说》增添助字之故。
再说常在《世说》中发现之助字，在今日是否仍然通行。
先言[例一]中“宁 可以急相弃耶”之“相”字。“相”字表示双方行为平等之意，唯《世说》中之“相”字，则意义极轻，不复有此涵义，其用法以“相弃”式之例为最多，此种用 法，近代中国语已颇少，仅有“相信”、“相思”、“相好”等词。但在日本语中施用反较多，如“相成候”、“相催度”等是。盖初用“相”字，尚存本义，及后 用法趋滥，仅为凑成字数，以合为“复音词”而已。与此类似者，又有[例二]中“许便问”“便各使四座通”之“便”字，及“故复自佳耳”之“复”字，此二字之意义，已与秦、汉时大不同。“便”字之口气，较秦、汉时为轻，近似近代之“就”字；“复”字本为“再来一次”之意，但此处并非如此，几无任何意义，仅用以缓宕口气，增加读者之余裕。
与“相”、“便”、“复”等字略异其趣者尚有
[例三]林公云：王敬仁是超悟人。（“品藻”）
兹言“是”字。秦、汉时代，如此用法之“是”，殆不可见。《史记》中，仅《儒林传》辕固生对窦太后云：“此是家人言耳”一例，但《汉书》即改成“此家人言矣”。（王力氏《中国文法中的系词》一文，举《刺客列传》“此必是豫让也”一语，谓为后人传写之误，所见甚是。）可见秦、汉时代之文字，用在主语下之 “是”字甚少。如上述一例，在《史》、《汉》中，必作“王敬仁超悟人”之形式。主语、补足语混为一团，本欠明晰；至《世说》时代，加一“是”字，可谓一大进步。
上述各助词，尚可在前代史籍中略窥渊源，至于在旧日全无依据者，如：
[例四]卫玠始渡江，见王大将军，因夜坐，大将军令谢幼舆，玠见谢，甚说之，都不复顾王，遂达旦微言。（“文学”）
“都不复顾王”之“都”字，乃强调否定之字。“都不”、“都无”，在《世说》中最常见。等于现在语言之“并不”、“并没有”。秦、汉时代，“都”字依此用法者，难觅其例。否定本系绝对的，在副词上更加助字，强调否定，现代语言虽非罕见，古代当以《世说》为较多。
此外尚有“定是”一词，亦颇特殊，多用以表意外之感情。如：
[例五]襄阳罗友大韵，……在益州语儿云：我有五百人食器。家中大惊其由来清（言贫也）而忽有此物，定是二百五十沓乌樏。（“任诞”）
“定”字此种用法，在《史》、《汉》文中未见。“定是”之意，等于今语“敢是”，有惊异之意，类此材料，不胜指数。总之，此种随意驱使助字之风格，为《世说》所独具。而助字之中，较之前代，每具新意，则亦《世说》所特有。推求此种语法之由来，大率为当时流行之口语。有至今依旧存在，如“是”字；有已改变，如 “便”之为“就”，“都”之为“并”，“定”之为“敢”，均可在活的语言中寻得例证，唯“相”字则几已死亡。现代中国语与中国文异趋，盖自古以来，文字即 不随语言变化，直至《世说》，始将流行之语言入文。
语言与文字脱节，其最大之关键，即在语言中助字之增加，久而久之，遂与文字大异，如[例一]：“华歆、王朗俱乘船避难，有一人欲依附。”译为今语，为：“华歆、王朗一块儿乘着船去避难，有一个人要来依附他们。”又“后贼追至，王欲舍所携人。”译为语 体，为：“后来贼人追到了，王朗就要舍弃他所携带的人。”均可见助字增加之趋势。助字增加，为中国语言演化之途径，《世说》之文章，既系追随此途径而行， 故《世说》中凡属词类，“以复合”为常。如“依附”、“既已”、“言咏”、“叙致”、 “精丽”、“才藻”、“奇拔”、“才峰”、“秀逸”、 “意气”、“拟托”、“奔诣”等，此种二音复合语，亦即表示语言之进步。盖单音系统文字，为求音调之配合及避免同音异义字，每感词类复合之重要。以《世说》与今日语言相较，今日之复合词、显然更多，如前文所示，“舍”成为“舍弃”，“携”成为“携带”。又如同一段中“宁可已急相弃耶”，“相弃”之相字， 实为使声音稳定，不然，将使人感到过于急促。以下“故复”、“都不”等字，皆有配成复合词之作用在内，即“王敬仁是超悟人”之“是”字，亦未尝不具有此项 副作用。以今语为比，如言“我是中国人”，其音节实为“我是——中国——人”而非“我——是——中国——人”也。由于《世说》中复合词之多，尤足证明其问 题与语言接近。
以文就语，在中国文学史上实一意义重大之事。自古中国语文即分两橛，孔子曾言：“言之不文，行之不远。”（见《左传》）可见语文分离，由来已久，后世所谓 “古文”，即由此而产生，文必摹古，始得称为佳作。民国以来之文学革命，亦正为此而生。殊不知远在南朝，《世说》即已走上革新之路矣。 分析此种特色之由来，大约不出下列原因：
1.清谈之流行。《世说》所代表之时代，适在清谈盛行之际。清谈家之言语，均须费思索，彼等经常讨论之对象为“老”、“庄”、“易”，时称“三玄”。上引[二][四]两例，可见当时人对“老”、“庄”与玄谈之爱好。清谈亦曰“清言”，当其轻挥麈尾娓娓而谈之际，自有不少助字加进，（清谈之纪录，如《嵇中散集》、郭象《庄 子注》、张湛《列子注》等书中多有之。）将此种话语移植书中，于是文字中之助字增多。如“自”、“本”、“正”、“固”等字，均为表现一种沉吟意味之助 字，似为清谈中所最不能免去者。
此种助字尚属无意识的，另有若干话语，其助字本身即代表一种深远之哲学。中国典籍中，本有以一二字断片以代表一哲学观念，例如《公羊传》。魏、晋时代之清谈家，每每一二字即含有极玄远之意味，例如阮瞻问王衍“老”、“庄”与圣教之异同，王衍答：“将毋同”。“将毋”二字加于“同”字之上，即表现颇大之屈折与含蓄。此种屈折含蓄之语言，代表其哲学修养。《世说》中，此种隽语随处可见。[例二]“故复自佳耳”之本意，于“故佳”二字，加以“复自”，即显出无限屈折。[例一]之“本所以疑，正为此耳”，“本”、“正”两字，亦充满哲学意味，此或系《世说》中助词过剩之另一原因。
第二，助字增加之动机，在造成文体之新形式。《世说》中，四字句及由四字延长而成之六字句甚多，盖四个音节六个音节成一句为语言之自然要求。如前所云，词类 以复合二音为最稳定，故叠成四音，或更广成六音，实为词类复合后句法必有之现象。因此，在不足四字或六字时，即须衬以助词。清谈时爱用之“自”、“本”、 “正”、“亦”、“复”等堪吟味之助字，以及赋有新意义、新功用之“相”、“是”等字，在《世说》中大量应用，或未尝非此之由。例如[例一]之“本所以疑，正为此耳，既已纳其自托，岂可以急相弃耶！”句法，无非要凑成四、四、六、六之句式而已。（耶为语尾助词，可不计。）此一意义，恐较前述哲学之意味尤为重要。
兹再举一例，以具体化上述之理由：
[例六]道壹道人好整饬音辞，从都下还东山，经吴中，已而会雪下，未甚寒，诸道人问在道所经，壹公曰：风霜固所不论，乃先集其惨淡，郊邑正自飘瞥，林岫便已皓然。（“言语”）
此处所言之“整饬音辞”，正足以说明《世说》使用助字甚多之理由。而且道壹数语，岂非最好之例证？本文前云与《世说》并驾之《文选》，其所选之文章，虽与此异趋，而有殊途同归之处，即指此书。
总之，《世说新语》之文章，代表南北朝之风格，为中国文学史一大流派。亦可谓对《史》、《汉》时代文章之一大革命，因其一方面表现一充满哲学意味之社会背景，一面亦代表一种新文体之诞生，实与六朝之整个精神相一致。 唯此种四字六字之句法，日久亦渐成为束缚的、不自由的，于是始又有唐代之古文运动。此运动虽以复古相号召，其实乃为再来一次之革命而已。
—————— 注：《世说》一书，唐段成式《酉阳杂俎》称为《世说新书》，至宋黄伯思《东观余论》始称《新语》，故一般咸认为《世说新语》之名，昉于宋代，古人则以迳称《世说》者为多。（见《隋志》。《南史》《刘义庆传》亦云：“所著《世说》十卷”，可证）至其作者，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云：“《世说》文字，间或与裴（启）、郭（澄之）二家书所记相同，殆亦犹《幽明录》、《宣验记》然，乃纂辑旧文，非由 自造。《宋书》言义庆才词不多，而招聚文学之士，远近必至，则诸书或成于众手，未可知也。”所述甚明，不必再引他说。
*本文原是日本吉川幸次郎作，载《东方学报》第十册第三分，译者删其繁芜，加以改编补充而成此篇，附此声明。
（原载1948年《国文月刊》第64期。黄恽先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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