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百代文宗——韩愈  七、第一次贬官 贞元十九年（803）秋，韩愈四门博士任职期满，随即升迁为监察御史。唐代的监察御史为正八品，官级虽然不高，但其职责分为监察百官、探视民情、巡按郡县。因此很是威严。有“八品宰相”之说。可见监察御史的权力之大。韩愈刚刚当上监察御史，正赶上这一年关中大旱，农业歉收，百姓流离失所，灾情十分严重。然而，京兆尹李实为邀功取宠，一面欺瞒朝廷，一面横征暴敛，使灾情愈演愈烈。当时有个唱戏的，实在气不过，编了一段民谣讽刺李实。李实大怒，说此人诽谤朝廷，诽谤朝廷公职人员，居然上奏唐德宗将其杀害。于是，朝廷上下无人敢再上报此事。当时，同样担任监察御史的刘禹锡、柳宗元等人，也同情百姓的苦难，但在巨大的压力下，都选择了沉默。 而身为监察御史的韩愈，则不顾后果和个人安危，他给皇帝上了一道奏章《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这篇文章如实反映了京畿诸县，天旱人饥状况，为民请命。 韩愈的这个奏折，矛头直指京兆尹李实，对唐德宗和百官也有批评，由于得罪了皇帝，唐德宗恼羞成怒，一纸贬书，韩愈被贬广东阳山县，顷刻间由一个监察御史被贬为小县令。 贞元二十年（804年），二月，韩愈经过了六十多天的跋涉，来到了距离京师长安三千多里的被贬之地阳山县。现在的阳山县隶属于广东省清远市，这是韩愈第二次到广东。 好不容易来到阳山县，韩愈却发现阳山是未开发的蛮荒偏僻穷困之地，按韩愈的话说：阳山是天下之穷处，山陡水急，县无居民，官无丞尉，语文不通，画地为字。被贬而来的韩愈，面对如此落后和艰苦的环境，并没有怨天尤人，也没有因自己是贬官而不理政务。他把阳山当成自己践行仁政爱民思想的用武之地。下车伊始，他扑下身子，团结小吏，了解百姓疾苦，实实在在为阳山百姓办了几件实事。 一是整顿县政机构，开展正常政务工作。二是传授中原先进的农耕技术，教民耕织，发展农业。三是重教兴学，宣传礼教。四是抑制豪强，保护百姓利益，也让百姓懂得按制度上缴赋税。经过半年的治理，阳山面貌为之一变，成为生活秩序正常、百姓生活安宁、户口不断增加、百姓的文明程度大幅提高的地方。韩愈的阳山之贬，促进了阳山社会的开放、文化的开化、经济的开发，使阳山走上了文明与进步的大道。 公元804年2月至公元805年4月，韩愈任阳山令只有短短14个月，却被百姓这样称颂：“出守连州阳山令，政有惠于下。及公去，百姓多以公之姓以名其子。”更有人称韩愈是：阳山走向文明的向导。 今天的阳山，有多达50多处纪念韩愈的文化景观，如贤令山、读书台、仰韩亭、韩愈路、韩愈纪念馆等。 同时，韩愈还给阳山人民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 韩愈谪居阳山写的诗歌有《同冠峡》、《县斋读书》、《县斋有怀》、《答张十一》等二十二首，文有《送区册序》、《燕喜亭记》等六篇。
我们看其中的一首诗： 《宿龙宫滩》 浩浩复汤汤，滩声抑更扬。 奔流疑激电，惊浪似浮霜。 梦觉灯生晕，宵残雨送凉。 如何连晓语，一半是思乡。 韩愈留下的这些文化遗产，大大地充实了阳山的文化底蕴，丰富了阳山的文化内涵，拓展了阳山的旅游资源，营造了阳山建设文化大县的氛围。 八、重回京师 韩愈虽然在离长安数千里之遥的边远荒凉之地，但对国家依然忧心忡忡。他总是想尽办法打听着从朝廷传来的消息。 这一时期，朝廷政治风云变幻，首先是唐德宗李适病逝。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对于大唐王朝来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这一年二月，唐朝第九位皇帝唐德宗李适去世，唐顺宗李诵即位。 唐顺宗即位，立刻重用王叔文、王伾等人进行改革。他们和彭城人刘禹锡、河东人柳宗元等人一起，形成了以'二王刘柳'为核心的革新派势力集团。他们维护统一，主张加强中央集权，反对藩镇割据，反对宦官专权，并积极推行革新，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史称“永贞革新”。 '永贞革新'因触及宦官势力，以俱文珍为首的宦官集团，联合一些反对革新的大臣和外藩向朝廷施加压力，逼迫唐顺宗，要其引退。八月，唐顺宗被迫让位于太子李纯，自称太上皇。唐顺宗李诵于正月二十六日正式即位，到八月禅位，满档满算，当了八个月皇帝。史称“永贞内禅”。唐顺宗做皇太子整整25年，当皇帝八个月，实在是很可怜。唐宪宗李纯这一年28岁。八月四日顺宗禅位，宪宗李纯等不及登基，六日就下诏书，贬王伾为开州司马，王叔文为渝州司马。仅过了一个月，九月十三日，革新集团其他成员也都被贬出了京城。史称“二王八司马”事件。其中的'二王'指王叔文、王伾，'八司马'指韦执谊、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韩晔﹑凌准﹑程异。王叔文集团历时一百四十六天的改革宣告失败。 唐宪宗登基之后，改年号为元和，二王八司马被贬，韩愈因为和王叔文集团政见不同，得以被唐宪宗召回京师。这一时期，韩愈先是由阳山调任为江陵法曹参军，也就是在荆州主管法律事务。到了公元806年六月，韩愈奉召回长安，官授权知国子博士。这一年，韩愈三十九岁。 从唐宪宗元和元年（806年）六月调回长安开始，韩愈的仕宦之路也开始有了转机。他在长安、洛阳先后担任的官职有：国子学博士（这是国子监的最高等级教授）；都官员外郎，行使相当于今天宗教事务管理局的职责；河南令，即河南县县令；职方员外郎，相当于今天国防部负责城防军事地理的官员；比部郎中，相当于今审计署官员；史馆修撰，相当于国史馆官员；考功郎中，相当于监察部官员。到了唐宪宗元和十一年（816年），韩愈四十九岁的时候，他开始担任中书舍人。从三十九岁到四十九岁，这十年间，韩愈的官品由小小的八品慢慢提升到了五品，位置由相对边缘的教育系统一点点走到了决策中心。 这一时期，大唐王朝在唐宪宗主持下，朝廷形成了一个端正刚直、健康有为的执政群体。先后有李绛、崔群、武元衡、裴度等人担任宰相，这些人或者品格端正，或者能言直谏，或者眼光远大，或者精通政务。这些人的政治品格与政治主张与韩愈是比较接近的，对韩愈也比较了解信任。韩愈由此工作的十分从实，展现了自己的人品和才能，而且这些功劳是可以垂入史册的。 而韩愈对后辈学子的提拔形式也是多样的，不分贫富贵贱，一律量才而用。从韩愈和贾岛推敲的故事可见一斑。 传说贾岛初次去京城考试。一天他骑着毛驴赋诗，吟得“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之句。开始的时候想用推字想想又觉得敲字好，不能决定用什么好,于是反复吟咏,并且用手做推与敲的姿势。韩愈当时是吏部权兆尹。贾岛不知不觉的冲撞到仪仗队的第三节,被侍从押到韩愈身前，贾岛于是对韩愈讲了自己作诗的经过，韩愈在马上停了很久,对贾岛说:敲字比较好。于是与贾岛一起回到了自己的府第，在一起谈论诗歌,两人最后成了好朋友。这就是推敲这个词的来历。用来比喻做文章或做事时，反复琢磨，反复斟酌。 九、淮西风波 中唐时期，唐朝的藩镇割据已经十分严重，虽然盛唐转衰时发生的安史之乱以为朝廷警醒。但是，削藩依然没有力度，各地方节度使拥兵自重，经常有兵变发生，有的公然抵抗朝廷的命令，甚至互相勾结，对大唐的政权基础产生了潜在的威胁。这其中就包括远离京都的淮西彰义军。这支军队，历来有不服朝政之先例，早就是朝廷的大患。元和九年，淮西节度使吴少阳去世，他的儿子吴元济未经朝廷允许，擅自接掌军政大权，而且四处劫掠，怨声载道。鉴于这种情况，唐宪宗决定讨伐吴元济。淮西节度使，他的管辖范围大致就是现在的河南省南部。 唐宪宗元和十二年，也就是公元817年，朝廷任命当时的宰相裴度为淮西宣慰招讨处置使，负责全权处置讨伐淮西的叛军。用现在的话讲。裴度担任的就是负责讨伐淮西叛军吴元济的最高统帅部的统帅。朝廷任命韩愈为行军司马，这个行军司马相当于最高统帅部的参谋长。大家可能会有疑问，翻一翻以前韩愈担任官职的历史，他不是做国子博士就是做监察御史，要么就是中书舍人。总而言之，他担任的都是文职，他是个文官，但是现在出任参谋长这个位置，这可是讨伐叛军的军队里面的军职，是一个武官的职务，怎么能让他来做呢？ 原来，韩愈曾经给皇上写了一封奏章。这封奏章的名字叫《论淮西事宜状》，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论淮西地区的形势以及我们目前的任务。 在这封奏章当中，韩愈提出了系统的军事战略和军事策略，后人对于他这个奏章有一个评论，怎么说的？说“可谓料敌如神，非文士纸上谈兵套语”（清初学者林云铭的文章《韩文起》）。他干的这都是很实际的，我们看了他的奏章就知道韩愈为什么能做这个参谋长，朝廷也是很有眼光的。 在宰相裴度和韩愈等人的坚持下，唐宪宗任命宰相裴度为最高统帅去前线亲自督战，韩愈作为行军司马，随裴度去前方作战。到了前线后，韩愈从情报部门获得了一个消息，说蔡州城内守备空虚。于是他向裴度提出申请，让自己带一支精兵，夜袭蔡州城。但是裴度没有批准。裴度手下有一员大将名叫李愬，李愬于是向裴度提议，请求让他率兵夜袭蔡州城，活捉吴元济。 这是个非常大胆的建议，夜袭战，成功了那就是擒贼擒王。但是，你要是夜袭不成那就叫有去无回。裴度很有眼光，他知道韩愈从来没有带兵作战过，他缺乏在一线作战的经验，而李愬就不一样了，李愬是武将，本身就是领军打仗的，于是就批准了这个计划。这篇文章，我们很多人初中都读过，叫做《李愬雪夜入蔡州 》。蔡州就是河南汝南，现在属于驻马店。 在唐玄宗元和十二年十月十五日的晚上，李愬率领了九千精兵，冒着暴风雪，一夜急行军一百三十里，到达蔡州城下，一路上冻死冻伤了一千多人。这支大军里面的将士听说孤军深入，要去到蔡州城，大家都感到很恐惧，但是李愬治军甚严，他这个决战的意志不动摇，终于到达了蔡州城下。那些蔡州的守军想都想不到，做梦都想不到，这深更半夜下这么大的雪，朝廷的军队会来攻打他们。几乎是在睡梦当中，唐军占领了整个的城池，等到第二天早上吴元济本人从被窝里爬出来的时候，满城尽是唐朝军队。他再要抵抗为时已晚，只好举手投降。 李愬雪夜入蔡州擒获吴元济之役，悬军奇袭，置于死地而后生，是中国军事史上轻骑兵远程奔袭的经典战例，为唐朝后期平息藩镇叛乱、重新一统疆土的“元和中兴”，奠定了军事上的坚实基础。 这场战争带来的效果是一连串的，那些正在观望的藩镇将领们一看吴元济倒了，都纷纷地一边倒地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给唐宪宗上表，表示效忠朝廷、归顺朝廷。 我们再看韩愈，作战之前他给皇上上奏章，坚定皇帝作战的决心；在作战当中，他能够提出建设性的有远见的战术和策略。我们应该说韩愈是一个很杰出的战略家，也是一个很杰出的战术家。说句实话，在唐代的文学家里面，在中国古代的文学家里面，像韩愈这样的人，的确是不多见的，尤其是亲自带兵上战场的，这是很少见的。 淮西战争结束了，了却了唐宪宗的心头之患，这也是“元和中兴”的一个最重要的事件。在这一事件中，裴度拔得头功，而韩愈也超越了自己，可谓名垂青史。 元和十二年（817）十二月十六日，以裴度为统帅、韩愈为行军司马的讨逆大军班师回朝，受到了君臣民众的热烈欢迎。之后，朝廷论功行赏，韩愈因为在这次征战中有出色的表现，被提升为刑部侍郎，位居四品。此时的韩愈可以说是春风得意，然而好景不长，一件震惊朝野的碑文事件，不仅让韩愈的心情跌入谷底，也为他最终被贬官埋下了伏笔。那么，这件事究竟是因何而起的呢？ 大获全胜之后，朝廷上下是一片振奋，有的大臣就提出来，我们是不是应该立一个碑，来纪念这个不朽的盛事呢？所谓“刻石记功，明示天下，为将来法式”（韩愈《进撰平淮西碑文表》）。说白了一句话，就是建个英雄纪念碑，建了纪念碑，在碑上得刻碑文。那么这个由谁来写这块碑文呢？思来想去，最合适的人就是韩愈。为什么呢，原因有二：第一，韩愈作为行军司马，全过程地参加了这次战役，而且在这次战役的过程当中做出了很杰出的贡献；第二，韩愈是当代最杰出的散文家、最杰出的文学家之一，由他来写，再合适不过。所以朝廷下了旨意，让韩愈来承担这项光荣的工作。为了写这篇文章，韩愈花了七十多天的时间，写成之后，皇上命人把这封碑文抄写了数份，散发给那些立功的将士，然后刻成碑，立在蔡州城内，这就叫镇妖石，让以后蔡州城里边不可能再发生这样的叛乱。对于韩愈来讲，作战打胜了，文章写成了，这可谓是既立了功，又立了言，两全其美，人生也不过如此。可是，谁也没有料想到，韩愈的《平淮西碑》，竟然引发了一桩历史公案。 事件的起因虽然复杂，但归纳起来其实就是四个字，李愬争功。 原来，少数人责怪韩愈的碑文中把裴度推崇得过高了，而没有把李愬写成战功第一人。韩碑立好之后不久，就被李愬的部将推倒。而李愬的妻子是唐宪宗姑母的女儿，从辈份上来讲，她要么是唐宪宗的堂姐，要么就是他的堂妹，可以在皇宫出入，她屡屡在唐宪宗面前诉说碑文没有将李愬功劳写好。于是，唐宪宗便下令磨去韩愈的碑文，让翰林学士段文昌重新撰写，并于819年十二月重新将段文昌的碑文刻于其上。就这样，韩碑变成了段碑。 自此之后，历代关于韩碑与段碑之争不断，先是争论碑文写作水平之高低，又争论裴度与李愬的功劳谁大，继而争论裴度与李愬的气度。 先说写作水平。韩碑与段碑碑文都被录入《全唐文》，客观评价，段文昌的碑文其实也是一篇绝佳文章，但不幸的是，与他一较高下的是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光听听名气，就知道孰优孰劣。所以，和人比试身手，最好是选择处在同一级别的对手。 再说说功劳高低。裴度在淮西战事不能进展之时，临危受命，出任率军统帅，前往淮西。裴度作为战略统帅，协调各军，指挥有度；李愬作为战役指挥官，奇袭蔡州，活捉吴元济。两人居功甚伟，谁排第一都无可厚非。而历来论功排位，将帅分明，“将”一般不能凌驾于“帅”之上。而平心而论，韩愈的《平淮西碑》碑文对于裴度、李愬之功，评价也是相当客观的。 最后说说气度。裴度坚持唯才是举，晚年退居东都洛阳，终日与诗人白居易、刘禹锡以诗酒琴书自乐，不问政事，气度之高，可见一斑。李愬有谋略，善骑射，勇敢善战，百战百胜，不愧是一代名将，但就是争功一事，给后世留下了瑕疵。其实李愬根本不用去争，《李愬雪夜入蔡州》一文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让更多的人们记住了李愬，而忘记了裴度。 二百多年后，公元1080年，大文豪苏轼来到汝南，写下了“淮西功德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载断碑人脍炙，不知世有段文昌”的诗句，直接推崇韩愈，贬低段文昌。一块石碑，两段碑文，竟牵扯出许多历史人物，引来无数评论。而这段千年往事，又给《平淮西碑》增添了厚重的文化气息。 裴度是我们山西闻喜县人。今天，在山西闻喜县礼元镇裴柏村裴度的故里，裴氏祠堂里，还藏有另一个山西人、清朝咸丰年间大学士、军机大臣、寿阳人祁寯藻书写的《平淮西碑》碑一套。高2.54米，宽0.92米，一连四石，字大如拳、气势磅礴、石质精细，史文书刻，举世罕见，故称“四绝碑”。有兴趣的朋友如果去闻喜县旅游，可以去看看。 十、佛骨事件 韩愈被任命为刑部侍郎是在元和十三年正月（818），而一年之后的元和十四年（819）正月，便因为历史上著名的佛骨事件而再次被贬谪。 唐代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开放的、“兼容并包”的时期，因为南北统一、经济发达，所以中外文化交流也十分频繁，很多外国宗教在隋唐之际传入中国并有所发展，而汉代传入中土的佛教，则在唐代达到鼎盛时期，不但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宗派，而且基本上完成了佛教的中国化、本土化，形成了别具一格、影响深远的禅宗。佛教在唐代之所以得到长足发展与当时统治者的大力提倡、推崇有着密切的关系。 元和十四年初（819），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春，唐宪宗想迎佛骨入宫中供养，就是要把存放和供奉在法门寺的这枚佛指骨奉迎到皇宫里边，要供奉它，要顶礼膜拜。一时轰动了长安城。 韩愈出身儒学世家，从小到大，接受的都是儒家教化，因此主张尊儒而抑制佛、道两家。这一次，韩愈以其一贯的反道、反佛的立场上了道措辞严厉的谏书《论佛骨表》，在文章中，韩愈认为，事奉佛陀，希望得福，结果将适得其反。他指出，梁武帝便是因为佞佛，数度舍身入佛寺，结果导致“侯景之乱”，自己也被困饿死，落得个国破家亡的悲惨下场。韩愈从儒家正统伦理观念出发，极力反对佛教势力的过度扩充。 韩愈以惊心动魄的事例，尖刻锐利的语言，严厉地抨击了佛教，极力劝阻宪宗迎佛骨之举，但是这样却触犯了虔信佛教的宪宗皇帝，逆拂龙颜，宪宗大怒，定了韩愈死罪，幸亏宰相裴度等人求情才免于一死，被贬为潮州刺史。 从此，韩愈的政治生涯走到了低谷，他面对的将是更加艰苦的生活。但是，也正是这篇惊世绝伦的《论佛骨表》，为奠定韩愈文宗的历史地位，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使得韩愈“文以载道”的文学主张有了最生动的注脚。 十一、左迁潮州 韩愈被贬谪的潮州，位于广东东北部，如今的广东，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但是在唐代却不一样，尤其是潮州，是唐代最偏远落后的地区之一。韩愈从长安去潮州，一个五十二岁的人，长途跋涉，重重关隘，万水千山，走了一百多天才到了潮州，这是非常辛苦的。韩愈有一个小女儿叫女拏，本来已经患病卧床，加上惊慌和劳累，病死在了旅途中，当时也只能草草埋于荒山路野。韩愈在他的诗文里对这些都有详细的记述。这也是韩愈第三次到广东。 旅途中，韩愈写下了著名的《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一诗：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 欲为圣朝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在诗中，韩愈把迎佛骨称作“弊事”，这首诗悲壮之气穿越千古，传唱至今。 韩愈的侄孙韩湘，就是我们所说的八仙之一，八仙里面的韩湘子。 韩愈到了潮州后，他并没有因被贬而消沉，而是以儒家积极用世的精神，忠于职守，勤政为民。在不到八个月的时间里，办了不少利国利民的实事、好事，为潮州经济文化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 唐代时的潮州偏远而落后。韩愈来潮州后，积极传播中原地区先进的农业文明，带领大家兴修水利。相传潮州磷溪境内的金沙溪，就是当年韩愈带人开凿的；清澈的渠水，至今仍滋润着两岸的田园。 韩愈智驱鳄鱼的故事，在潮州也被人们传为美谈。原来，在流经潮州、名为恶水的河中，经常有鳄鱼出没，伤害人畜，成为当地百姓的大害，人们试过用多种办法驱鳄都无济于事。韩愈见状，想出一条除鳄之计。一日，他召集附近百姓到江边集合，设坛祭鳄。他当着众人的面，宣读自己撰写的《祭鳄鱼文》。 文的大意是：你这条鳄鱼在这里为非作歹多日，伤及百姓，罪大恶极，现限你三日赶紧离开，如若不然，后果不堪设想。随即将全身涂满硫磺的一猪一羊投入江中，作为饯行礼品。由于硫磺是鳄鱼的克星，这条鳄鱼果真很快便逃离潮州，再也没敢回来。潮州人民为纪念韩愈成功驱鳄的业绩，在他当年设坛祭鳄处建起祭鳄台，上面还建起“鳄渡秋风亭”。亭内有以鳄鱼为座的《鳄鱼文》碑。亭联写道：“佛骨谪来，岭海因而增重；鳄鱼徙去，江河自此澄清。” 韩愈为官清正廉洁，不讲铺张排场，经常体察民间疾苦，为潮州官场带来一股清风，也为后来的继任者树立了楷模。据《潮州府志》记载，后任官员均用韩愈来激励自己，向韩愈看齐，尽力做到吏治清明，治政有方，一千多年来很少出贪官污吏。 韩愈在潮州刺史任上履职七个多月后，又被朝廷调往江西袁州（即今宜春）。他在潮州担任刺史的时间虽然短暂，却有效地改变了潮州的面貌，成为潮州人民永久的记忆。在潮州民间，流传着“潮州山水喜姓韩”的话语，如韩江、韩山、韩堤、韩文公祠、景韩亭、昌黎路，等等。一些潮州人在为孩子起名字时，也喜欢在名中加上一个“韩”字，以表示对韩愈的景仰。 十二、烈士暮年 元和十四年，韩愈终于等到了唐宪宗的赦免令。迁任江西袁州担任刺史。不久唐宪宗因病去世，他的儿子唐穆宗继位。由于唐穆宗做太子的时候，韩愈曾经做过太子的下属，唐穆宗对韩愈十分赏识。所以韩愈的命运迅速发生了改变。返回长安之后，从元和十五年到长庆四年，韩愈先后担任了国子监祭酒、兵部侍郎、礼部侍郎、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等重要职务，分别相当于大学校长、国防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长安直辖市市长兼最高检察院副院长。他进入了大唐王朝的核心权利层。在这段时间，一件突如其来的大事让唐穆宗措手不及，却给了韩愈一次展示其过人之处的极好机会。 唐穆宗长庆二年（822年），韩愈55岁。在他出任兵部侍郎之后的半年，镇州（今河北正定）发生了叛乱，起因是朝廷新任命的镇州节度使田弘正，因为讲究奢侈排场，不知体恤部下，引起镇州将士的极度不满。而镇州兵马使王庭凑有心作乱，遂乘机激怒将士，把田弘正和他的幕僚，连同他们的家属一起杀了。并要求朝廷正式任命王庭凑做节度使。唐穆宗当然不同意，又派裴度率军征讨，但这一次朝廷军队打不过王廷凑的军队。为了息事宁人，只好低下身段任命王廷凑为节度使。可是王廷凑认为自己的节度使是凭自己的本事抢来的，根本不把朝廷放在眼里，又目空一切地抢占了另外一座城池，还不断地在势力范围的周边滋衅闹事。 武力不能制止王廷凑的胆大妄为，唐穆宗只好干着急。无奈之中，觉得只能派人去王廷凑的地盘上去劝说王廷凑不要再这样胡作非为了。此时，韩愈正好刚提拔为国防部副部长（兵部侍郎），于是，唐穆宗就把这个差事交给了韩愈。这可是个凶多吉少的差事，是深入虎穴，是单刀赴会。你打不过人家，还要去说服人家按你的意图行事，岂不是天方夜谭。所以韩愈刚走，与韩愈同朝为官的大诗人元稹就十分惋惜地叹道：“韩愈可惜了”。唐穆宗也觉得：一代文豪有可能就这样白白地死在王廷凑的虎狼之手，太可惜了。于是立即派人追上韩愈，对韩愈说：“你到了边界上，在那里溜达溜达就可以了，不一定真去。”谁知韩愈却豪气万丈地说：“安有受君命而滞留自顾？”说完，“疾驰而入”，比原来走得更快了。 在日夜兼程中，韩愈赋诗两首酬答旧日上司裴度，我们看其中一首：《镇州路上谨酬裴司空相公重见寄》： 衔命山东抚乱师，日驰三百自嫌迟。 风霜满面无人识，何处如今更有诗。 由此可见韩愈不辱使命的赤胆忠心。 韩愈日夜兼程，马不停蹄，没几天便踏上三晋大地，来到了太原。这座当年曾经是唐高祖李渊起兵举事的古城，让韩愈唏嘘不已，眼前的太原城头，再也看不到当年旌旗猎猎，战马嘶鸣的场面，街头巷陌，凛凛寒风，残垣断壁，荒草丛中，只能听到蟋蟀的哀鸣。面对此情此景，韩愈情不自禁地吟出了如下的诗句《奉使常山，早次太原，呈副使吴郎中》： 朗朗闻街鼓，晨起似朝时。 翻翻走驿马，春尽是归期。 地失嘉禾处，风存蟋蟀辞。 暮齿良多感，无事涕垂颐。 韩愈不敢久留，匆匆离开驿站，立刻催马扬鞭，直奔寿阳而来。 寿阳西接太原，东连井陉，一条古驿道穿境而过。过了寿阳往东，就进入战乱频仍、藩镇猖獗的河北地面了。 二月的寿阳，寒风料峭，乍暖还寒，路旁小草尚未返青，枝头树梢，不见萌芽。韩愈当晚投宿于寿阳的太安驿。 韩愈想到了长安受命，想到了一路颠簸，想到了即将面临的唇枪舌剑……他百感交集，趁着昏暗的烛光，在粉墙上留下了这样一首诗： 风光欲动别长安, 及到边城特地寒。 不见园花兼巷柳, 马前唯有月团团。 ——《夕次寿阳驿题吴郎中诗后》 韩愈把自己的不朽诗作留在了寿阳境内。现在的寿阳，还有一种食品叫月团团，就是为了纪念韩愈而来的。 第二天一早，韩愈离开寿阳，经承天行营（娘子关），直向镇州而去（河北正定）。 在镇州，王庭凑已经严阵以待了，他带领全副武装的甲兵，刀出鞘，箭上弦，一片杀气腾腾，“夹道欢迎”韩愈这位钦差大臣。进了镇州馆驿，韩愈与王庭凑落坐堂上，甲兵遍布庭下。面对乱兵，韩愈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故而毫无惧色。这反倒使做贼心虚的王庭凑胆怯了。 王庭凑先是推卸责任，以试探口风。他说：“局面的纷扰，都是不听话的士兵造成的。”同时，庭下的甲兵按照事先的布置，一起拥上堂来，气势汹汹，上前围住了韩愈。 韩愈镇定自若，义正词严地对甲兵说：“儿郎们，且莫乱闹，听我说说忠顺与叛逆的利害关系吧。远的不说，只看本朝安禄山、史思明这些叛贼的下场就知道了。他们的子孙还在吗？还有在朝当官的吗？”甲兵齐声回答：“没有了！”韩愈接着说：“令公（（指田弘正）忠义，封为节度使，又封中书令，子孙还在幼年，已经授了官，其荣其宠，何其光耀。”甲兵们喊道：“田弘正待我们刻薄，所以军心不安。”韩愈说：“你们都把他杀掉了，还闹什么呢？”甲兵们只得低声道：“侍郎说得是。” 王庭凑一看苗头不对，有军心动摇的迹象，便立即命令甲兵退出，并且摆好酒宴，款待韩愈，并答应归顺朝廷。由此，一场叛乱的干戈，暂时化为了停战的玉帛。 镇州宣慰之行，韩愈在充满敌意的骄兵悍卒面前，在杀气腾腾的刀枪环绕之中，镇定自若，不畏生死，机智应对，以理服人，最后不辱使命，为朝廷平息了一场叛乱，为皇帝挽回了颜面。 镇州宣慰之行，韩愈表现出的是大义凛然的气质和举重若轻的本领，这正是一种一般文人所缺少的胆气，这样的人，才是文人中的真汉子。同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宋代大文学家苏轼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称赞韩愈“勇夺三军之帅”。 唐穆宗长庆三年（823年），韩愈56岁，唐穆宗把韩愈从兵部侍郎任上调为吏部侍郎。 这一年春天，韩愈约好朋友张籍一起去踏春，张籍以事忙年老推辞。于是，韩愈作了两首诗寄赠，希望触发张籍的游兴。这就是《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这两首诗是韩愈的经典作品，其中第一首广为流传。我们看这首：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 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 水部张十八员外是指张籍，因为张籍在同族兄弟中排行第十八，而且担任水部员外郎。所以叫水部张十八员外。 京城大道上空丝雨纷纷，它像酥油般细密而滋润，远望草色依稀连成一片，近看时却显得稀疏零星。这是一年中最美的季节，远胜过绿柳满城的春末。这首诗刻画细腻，造句优美，给人一种早春时节湿润、舒适和清新之美感。 长庆四年（824）十二月二日，韩愈在长安去世，终年五十七岁。 刘禹锡、白居易两位韩愈的好朋友，为韩愈在长安举行了祭奠活动。他们说：韩愈一生致力于国家统一，致力于文章复古运动，功盖千秋。 二百多年以后，苏东坡这样评价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冠三军之帅。” 八代，是指从东汉至隋朝的八个朝代，近六百年时间。“文起八代之衰”是说韩愈的文章远远超越了八代，开创了一个新的文章时代；“道济天下之溺”是说韩愈一生的最大理想就是用儒道改善民众的精神世界，进而重振大唐雄威；“忠犯人主之怒”是说韩愈不畏惧皇帝，敢于直言犯上，甚至不惜为此而被贬谪到千里之外；“勇冠三军之帅”，是说韩愈以一介文臣，深入虎穴，单刀赴会，以超凡的胆略与智谋劝说意欲谋反的藩镇军阀忠于朝廷。字里行间，处处洋溢着东坡先生对韩愈的赞誉。 前一段时间，我去孟州参观了韩愈墓，韩愈的陵墓非常高大，墓底部有石块围砌，上面是封土，封土上是开满的野花、野草。陵墓的前面树立着康熙五十五年立的墓碑，上书“唐韩文公墓”。墓区内遍植黑松翠柏，清静幽雅。其中有两株古柏，相传为唐代所植。使人颇生感慨，于是，赋诗一首，以吊韩愈： 七律：谒韩愈墓 穹碑高冢浥清风，山斗声名夙所崇。 八代文章推巨手，九重谏表识孤忠。 亭前柏老含烟绿，岭外云收见日红。 千载遗祠谁共吊，生刍一束意无穷。 韩愈的一生，从生到死，都对国家、民族和人民饱含着深刻的感情。也正因为他对国家和人民有这样至死不渝的高尚情感，他才能成为一代文章大家，成为我国历史上的文化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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