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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三年(1877)十二月初四日，天津保生粥厂发生特大火灾，妇孺近二千人葬身火海，引起全国震惊。
所谓“粥厂”，是清代极其稀缺的社会救济机构中的一种。每到冬天，由官府划拨或民间捐助，筹集粮款，在城市收容流落街头无衣无食的灾民和贫民，煮粥施赈。天津保生粥厂就是专门收养妇女的粥厂之一，其中居住着妇女及少数幼童约两千余人，其性质当属灾民收容所。该粥厂由天津海关道黎兆棠经理；长芦盐运使如山、天津兵备道刘秉琳会查。直接负责人为厂务委员候补盐大使吕伟章、候补典史丁廷煌。
这次突发性灾难造成的严重后果，是触目惊心的。当时的《申报》作了较为详细的报道： “初四日凌晨，煮粥方熟，各棚人等正擎钵领粥，呷食未竟，西北角上烟雾迷空，瞬息透顶。……一时妇女蓬头赤脚，拖男带女，夺门而走。……于是人众哭声震天，以挤拥门前，求一生路。回顾西北各棚，已成灰烬。焦头烂额，死尸枕藉。门靠大悲庵，系在东南，逾刻火乘顺风，直逼门前，各人被烟迷目，人多跌倒，俯首听烧。然虽死在目前，而姐弟子母，仍互相依倚，有以额颅触母，有以身体庇子，其死事之惨，实难言状”。“是日之火，起于辰，猛于巳，厂系篾席搭成，拉朽摧枯，至午前则该厂一百余棚，烧毁净尽。以后火尚不息，或炙人肉，或毁人骨，或熬人油，或烧棉衣棉裤，故至酉刻仍有余焰。” 后来经过清点收殓，大体弄清约有三、四百人获救，“所有尚具人形之老妪少妇孩童幼女，共收得尸一千另十九口”，此外还有“烧毁尸骨无存及四肢散失”者若干。“尸均烧毁焦黑，其形残缺，俯伸不一。所完整者，大都皮绽骨枯，较常人缩小，上下衣裤毛发，一概无存。”
这场火灾虽事发突然，却并不偶然。保生粥厂本来是借用大悲庵的房舍，后来灾民众多，不敷应用，便在旁边搭盖一片临时“篷寮”。“上系篾席盖成，外墙范以芦苇，里面彼疆此界，仍以篾席间之。……南北棚后，各留一通道，以为进出之地，计一人独步则宽，两人并行则隘。”如此地狭人稠，通道窄隘，一旦发生火警，后果可想而知。 粥厂的管理亦十分混乱。火起时，竟然看不到一个委员、司事的身影，除了煮粥、分粥的工役以外，当时只有一个看门人在场。可是，当人们挤到这扇唯一可以逃生的大门边时，这个看门人竟然坚不开门，而且“将门下钥”。原来粥厂灾民是不能随意出入的，出入有定时，或鸣锣为号，或击梆为记。看门人不让人逃出门外，大概就是根据这个规定。
由于事关重大，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于事发后第九天，向朝廷上折报告。奏折虽然请求对直接责任人该厂委员吕伟章、丁廷煌“一并革职，永不叙用”，对包括自己在内的负领导责任人员黎兆棠、如山、刘秉琳等“分别议处”。但又强调官员们“飞驰往救”，“救出食粥大小人口甚多，其伤毙者亦复不少，一时骤难确计”。显然使用的还是官场惯用的“弥缝搪塞”的故伎，企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朝廷迅速作出反应，除责令李鸿章等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外，要求对包括李鸿章在内的相关官员一律“交部议处”。其实，这只不过是应付社会舆论而做的表面文章，以后便不了了之了。不仅如此，相传分管粥厂的筹赈局经理津海关道黎兆棠是慈禧太后的干女婿，在下旨“交部议处”后不久，就发布了升任直隶按察使的消息。所谓责任追究，就在惩处了两个厂务委员后便偃旗息鼓了。  平心而论，灾难发生后，地方政府也确实做了一些善后工作：
火灾发生后第二天，泽济首局和县衙杵作一起前往收硷尸体。每个尸体下葬“用四块薄板柳木棺材装盛，尸身上覆以四尺长之两幅破洋布”。由于事出突然、灾民众多、棺材不够用，“四城寿器店锯板、钉棺，畧不停歇”。从初五日收尸算起一共花费三天才将焚厂尸骨整理完毕。焚厂尸骨被“丛葬西南城外”。 初八日，官府延请僧众做法事，并在火灾现场盖棚，让僧众诵经到二十一日，以此来超度亡灵。由于下葬时入土不深，且棺上摞棺、棺木材质恶劣，再加上下葬之处本来是牧地，难免会有牛羊践踏、尸骨被野兽啃食。所以后来官府又决定重新动土安葬焚厂尸骨，并立石碑。光绪七年十月，官府还明文规定禁止当地居民践踏坟冢，如若违背，严惩不贷。 此后，李鸿章又从保定写信给筹赈局，要求他们从优抚恤火灾伤亡人员。筹赈局本着“上体宪意.下念民艰”的办事宗旨，很快便拟定出赈抚章程，规定：“当场烧死者，每口恤银六两；烧后因伤而死者，每口三两；伤重者二两，伤轻者一两。
但是，也有一些做法，却是未必恰当的。例如，为了害怕发生类似事件，竟关闭了天津的所有粥厂，饥民发给高粱一斗五升，统统遣散。原来藉粥厂勉强度日的数万饥民，再度流落街头，“鹄面鸠形，目不忍睹”。不少人贫病交迫，冻饿而亡。 这一年正是清代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旱灾“丁戊奇荒”期间，由于山西、直隶等华北五省连年大旱，流入京津的灾民较往年要多得多。因此，直隶总督衙门特地把天津的粥厂增设至十二处，总共收养灾民近六万人。而关闭粥厂的这种因噎废食之举，则必然引起了社会的强烈震动。 本帖内容来自文正斋清史札记_psz4838的和讯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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