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明朝“倭寇”竟然大多是中国人！根治倭患的秘密在哪里？

明朝“倭寇”的真相与“隆庆开关”

——透过真相看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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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倭寇的真相：

反海禁的中国海商与海盗

　　上世纪末出版的权威著作《中国历史大辞典》中有“倭寇”词条，将其明确定义为“明时骚扰中国沿海一带的日本海盗”。在中国老百姓的普遍印象里，倭寇是日本强盗，戚继光则是扫荡倭寇的民族英雄。然而，如果以严谨的态度来钩沉史实，我们很快就会发现，嘉靖倭患的起因似乎与日本人没什么关系。嘉靖时期，日本根本没有能力造出大规模横渡东海的海舶，抵达中国的两艘朝贡船甚至也是早年永乐皇帝赠送给日本将军足利义满的礼物。况且，明朝时蒸汽机尚未发明，海船越洋需要依靠季风，一年间往返次数受到极大局限，再加上当时日本正处在战国时期，各地领主混战不止，在这重重阻碍下，连基本的交通工具都缺乏的日本人想要从南到北大举侵扰中国沿海，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事。

（倭寇侵扰波及示意图）

　　那么，在嘉靖大倭寇风起云涌之后，其参与者究竟又是谁呢？

　　首先，我们来看看这场所谓的“倭患”中领导者的身份。嘉靖年间，御倭官员王忬曾上奏朝廷，历数了最著名的倭寇头目：“臣询访在海贼首约有百人，其雄狡著名者，徽州王五峰(王直)、徐碧溪、徐明山，宁波毛海峰、徐元亮，漳州沈南山、李华山，泉州洪朝坚。”全是安徽、浙江和福建人。随后的《筹海图编》详列了危害最大的14股海盗首领名字及籍贯等，也是清一色的中国人。明朝官员，福建长乐人谢杰则在《虔台倭纂》中明明白白指出了倭寇首领的真实身份：“皆潮(州)人、漳(州)人、宁(波)绍(兴)人主之也”；可以说，翻遍嘉靖年间的抗倭史料，倭寇首领中的日本人极为罕见，即使有，也是无足轻重的低等小头目。

　　再者，中下层的“倭寇”中，到底有多少日本人呢？据《嘉靖实录》称：“盖江南海警，倭居十三，而中国叛逆居十七也。”这已经是史籍中对真倭的最高估计了，其他文献的估计更低。如明代兵部侍郎郑晓称：“大抵贼中皆我华人，倭奴直十之一二。”而根据一位被倭寇掳去50多天的昆山人的回忆：“大抵艘凡二百人，所谓倭而锥髻者，特十数人焉而已。”——连十分之一都不到，且根据历史记录，梳着倭人发型的，也很可能是中国人冒充的日本浪人。

（电影《倭寇的踪迹》）

　　而最有意思的，莫过于这帮被朝廷定性为侵略者的“倭寇”，却在东南沿海地区拥有令人难以置信的民间支持和水土融合——地方百姓“任其堆货，且为打点护送”，“或送鲜货，或馈酒米，或献子女，络绎不绝”；倭寇深入陆地时“若熟路然”，甚至“与农民杂耕于舟山山阜处”，“或披蓑顶笠，沮溺于田亩，或云中履，荡游于都市”；连本地官兵也与倭寇里应外合，通报军情，“关津不查不问，明送资贼”。种种异状，让负责“剿倭”的官员惊呼“自节帅而有司，一身之外皆寇也”！除了高级官员外，其他的人全是倭寇。若真乃外藩入侵，那真是一幅令人绝望的画面。

　　双屿港覆灭后，王直收集余部占领了舟山沥港，继续开展海上走私贸易。1553年俞大猷率官军攻克沥港，并放火焚烧，王直败走日本。事后，朝廷在此地竖立了“平倭碑”以示纪念，沥港自此亦称“平倭港”。从此，明清时的浙海再无海商的容身之地。大量曾经的海商及其跟随者为了生存，不得不转商为寇，酿成了更加持续和频繁的沿海动乱。

　　可见，从首领到从属的身份，从其对地方的熟悉程度以及与百姓的水乳交融都可以看出，所谓的“嘉靖大倭寇”其实就是中国人。

　　解释这一沿海动乱产生的社会经济背景并不困难——明中叶以后，沿海地区人口增加，利润丰厚，“一倍而博十倍、百倍之息”的海上贸易逐渐成为东南沿海的重要经济支柱，不仅平民以此为生，连许多豪门巨室也踊跃投资。所以，在双屿港繁荣的二十多年间，舟山海域风平浪静，鲜有“倭乱”记载。而双屿港覆灭后，丧失生机的众多“海商”及其从属只好转以劫掠为生，商变成盗。

谢杰便曾在《虔台倭纂》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寇与商同是人，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抗倭官员谭纶则用“老鼠洞”的比喻形象地揭示了海禁乃倭患大起的根本原因：比如发现家里有老鼠，一定要留一个洞，若是都堵上，更多的地方便会被老鼠穿破。嘉靖时边防政论家唐枢更是洞若观火地指出：“非倭夷敢自犯中华，乃中国自为寇也。”

　　这也合理解释了朱纨的悲剧——他颠覆双屿港，断了普通民众生路和豪门势族的财路，很快遭遇到闽浙权贵之朝中势力的围攻和弹劾。他不肯接受即将到来的审讯和侮辱，留下了“纵天子不欲死我，闽浙人必杀我”的遗言，服毒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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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庆开关：

治疗“倭患”的一剂良药

嘉靖倭乱发生后，明朝朝野曾发生过一场禁海问题的争论。其中一个问题，就是要不要放弃传统的“海禁”政策，要不要开放本国商民的海外贸易。尽管很多人仍抱着既定的“海禁”政策不放，还是有一些有识之士看到了“海禁”与海寇之间的关系，极力主张开放“海禁”，以根除海寇，其中，福建巡抚谭纶积极倡导开海，谭纶请求朝廷允许福建商民在近海与外通商，有不少中央政府官员都表示了认同。

（隆庆皇帝）

明世宗驾崩，明穆宗继位，明朝进入了隆庆时代。明朝政府面对倭寇之乱屡打不绝的现实，认识到福建巡抚许孚远在奏疏中说的“市通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寇”的问题，开始调整严禁民间私人海外贸易的政策。

隆庆元年（1567年）2月4日，明穆宗登基不到一个月，就诏告群臣说：“先朝政令有不便者，可奏言予以修改。”，福建巡抚都御史涂泽民上书曰“请开市舶，易私贩为公贩”（私贩指走私商，公贩指合法商人）。明穆宗当即批准了这一奏请。明穆宗宣布解除海禁，调整海外贸易政策，允许民间私人远贩东西二洋，史称“隆庆开关”。民间私人的海外贸易获得了合法的地位，东南沿海各地的民间海外贸易进入了一个新时期。明朝出现一个比较全面的开放局面。 

不久后又开放福建漳州府月港（今福建海澄），并以月港为治所设立海澄县，设立督饷馆，负责管理私人海外贸易并征税。

虽然仍有着诸多管理和限制，开放的月港也只是一处小港口，但民间私人海外贸易至此毕竟得到了朝廷的认可，只要遵守政府的管理限制，民间私人海外贸易就被视为合法经营。政策和制度上的这种局部的和有限度的调整，史称“隆庆开关”。隆庆开放使民间私人海外贸易摆脱了走私非法境地，开始有条件地公开进行和较为正常地发展，并迅速发挥了积极作用。史载隆庆初，仅月港一地，“所贸金钱，岁无虑数十万，公私并赖”，成效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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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庆开关的意义

皇朝祖制松动

隆庆帝从实际出发，以开关为主要治国方略，从经济入手打开了阻碍社会发展的枷锁，使明朝经济焕发活力，成为当时世界上贸易往来最频繁的国家。隆庆开关表现出来明朝对待国民的海外贸易政策上，可谓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已完全更改了皇朝祖制。

它突破了朝贡贸易的局限，促进了民间 私人贸易的繁盛，大大推进了中国与国际市场的联系，促使晚明中国白银货币化的最终完成。它在中国古代经济史和对外贸易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对中国乃至世界 经济发展都起到一定的影响。

隆庆开关是明代继郑和下西洋之后对外关系中又一重大事件，标志着明朝的对外交往从官府层面转向民间层面。曾经为官方独占的海外贸易，日渐衰微，逐步让位给更加具有活力和发展前途的民间海外贸易。

世界白银流入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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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学界研究，当时明朝的产品诸如丝织品、瓷器、茶叶、铁器等，广受世界各国欢迎，而许多国家缺乏名优商品能满足明朝的国内需求，只好以白银支付所购明朝商品，引致白银大量流入明朝。

据估计，明神宗万历元年（1573年）至明思宗崇祯十七年（1644年）的72年间，全世界生产的白银总量的1/3 涌入中国，共计约3.53 亿两（保守估计，重新估计约为5亿两），有力地促进了明朝国内商品经济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民生改善和社会进步，也为明朝中国商人积极参与当时已经建立起来的东亚及太平洋贸易圈，提供了施展才华的机遇和舞台。同时将西方的先进火器引入中土，一定程度的提升了明朝军队的战斗力，使得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等国家对侵略中国做为殖民地心存忌讳。

国商品则通过太平洋航路输往拉丁美洲，在正在形成中的世界市场上，影响举足轻重。开关给明朝政府带来了十分可观的财政收入，到1576年的关税收入已超过万两白银；1594年从菲律宾流入的白银应当超过264000两，月港的关税收入则达到29000多两白银，以至于人们将月港看成是“天子之南库”；月港海防馆后改称为“督饷馆”，专门管理月港海外贸易和收税。福建地方和和漳州地方政府为这笔税银曾多次争夺归属权，到1599年，明神宗食指大动，派遣宦官充当税使进入福建，月港出海商船的税银征收权也被其夺取了。

中国学者王裕巽经过分析认为，从1567年“隆庆开关”到1644年明朝灭亡的七十多年间，海外流入明朝的白银总数大约为3亿3千万两，相当于当时全世界生产的白银总量的三分之一。并且全球三分之二的贸易与中国有关 。

中国人移民海外，开拓生存空间

隆庆开关还直接推动了海外移民热潮，东南沿海不少渔民和商人开始在东南亚一带定居。华侨在当地从事商业、手工业、农业，为当地居民提供了丰富的生活服务，深刻改变了当地的原始面貌。

（明代《万国坤舆全图》）

开关之前极端的闭关锁国政策限制了中国人向海外移民的行动，导致世界上大量的生存空间被西方列强所开发和占据。中国的文化和势力范围无法突破东亚的小圈子。而开放海禁之后，虽然仍有诸多限制，开放的港口寥寥无几，但是即便如此，吃苦耐劳的中国人还是源源不断地向海外移民，尤其是东南亚地区，华人带去了先进的中国文化，并通过代代相传在当地扎根，融合，成为当地经济、文化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但海禁的开放，由于规模小，限制多，政府并未对即将到来的全球化贸易有深刻理解与掌握，民间海外贸易极力突破限制，仍然铤而走险，无形中滋生了威胁正常贸易的海盗集团。同时，由于中国海禁开放之后未能在军事上配备充足的保障，亦未能依托华人雄厚的经济实力进行海外拓展，致使中国失去了全面走向全球的机会。海外华人没有母国强有力的军事保障，备受当地居民与西方殖民者的欺负和掠夺，乃至屠杀。

更可悲的是，明朝灭亡之后，大量流向海外的中国人被满清政府当做“反清复明”的敌人而受到打击和排斥，全面而更加野蛮的海禁锁国政策直接导致流落他乡的华人孤悬海外，艰难支撑，甚至被当地土著所同化。

信息来自：百度、《中国国家地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