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天洞庭”的衰落

　　前文曾分析洞庭商帮的形成与发展的内因外因。但是到了晚清，这一商帮开始式微。尽管民国年间，仍有东山雕花楼主金锡之这样经营棉花、棉纱、棉布而成为巨富的商业骄子，但已仅是个案。“钻天洞庭”几乎销声匿迹，在商界再也看不到他们活跃的身影。

　　洋布流行洞庭商人大失优势

　　明清两代，除中间朝代更替，社会短期有所骚动外，基本没有大的战乱，即使有，也发生在边陲，江南的形势一直是比较安定的。特别是隆庆四年（1570），与明朝长期对抗的蒙古政权发生内讧，蒙古俺答汗的孙子把那吉汗弃蒙投明，朝廷采纳王崇古提出的“封俺答、定朝贡、通互市”的“朝贡八议”，边关之患为之一松，使明朝的外患得以平息。清思想家魏源曾对此举予以评说：王崇古的和议“为我朝开二百年之太平。”

　　明代中国已经是人口过亿的国家，庞大的内需市场为工商生产和流通创造了得天独厚的环境。这一时期，是洞庭商帮发展最快的时期。但是到了清朝晚期，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以及八国联军的入侵，战火在大江南北燃起。太平天国攻占苏州时，一把火将苏州最热闹的南濠、山塘街化为废墟。战火使洞庭帮商人纷纷逃命自保，回到洞庭山里，再也无心于商事。战争对于商业的破坏和打击，是致命的。

　　在世界工商文明史上，中国无疑是最早慧的国家之一。中华民族是一个善于经商，并乐于经商的民族。但千余年来，中国一直处于高水平的停滞状态。当瓦特发明蒸气机，欧洲拥有先进的工业技术的时候，中国还沉醉于四大发明。当西方的公民社会胚胎初成、宪政思想渐成共识、自由城市如雨后春笋的时候，中国的经济技术仍处于原地踏步的状态。中国与世界的落差越来越大。以致，鸦片战争和八国联军进犯北京之后，中国一直处于受凌辱的地位，直至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随后，外国资本大量涌入，在中国境内开厂经商。他们采用先进的生产设备纺出的“洋纱”，织出的“卡其”“派力斯”“哔基”等洋布，特别是印染出的色泽鲜艳的“士林”和印花“洋布”充斥市场，使中国产的土布相形见绌，失去了占领已久的市场。在棉花、棉纱、棉布生产经营领域一直处于垄断地位的洞庭山商人，在这场商业竞争中大失优势。即使他们再作百倍努力，洞庭商帮也难再现昔日的辉煌。

　　朝廷抑商小富即安止步不前

　　“钻天洞庭”从其名称，很容易使我们联想到“钻天打洞”“钻营”之类贬意的词汇。将“钻天”冠于商帮名称的前面，多少可以看到这一商帮“纤吝起家”“靡远不到”“鸡鸣赶市”“白手厚获”……起步时的艰辛。从积极的意义上来分析，洞庭商帮是吃苦耐劳、勤奋节俭、富于商业冒险精神的。

　　法国经济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曾把市场分为两类，一类是低级市场，包括集市、店铺、商贩，其交易的主要是日常消费品。另一类是高级市场，包括资源类产品、交易所等等。中国市场的分割，自公元前七世纪齐国的“管仲变法”开始，特别是西汉桑弘羊有关盐铁辩论之后的两千多年来，攸关中央财政收入的高级市场，一直是实行国有专营的。晋商和徽商的发迹，大多与取得盐铁的专营权，掌握“盐引”（经营盐的许可证）的分配权有关。洞庭商帮与晋、徽商人不同，他们始终游走于低端市场，从事着朝廷无暇顾及琐碎的棉花收购、分发，布匹的贩运、分销等等。说穿了，洞庭山商人所从事的，是劳动密集、高风险、低收益的产业。在这一领域中，能做到“辽左江北……非翁少山布勿衣勿被”“往来车毂，无非席商人左右源者”“累资巨万”“海内有翁百万之称”已经相当不容易了。他们的发家，基于朱元璋所提倡的“男耕女织”家家有饭吃、人人有衣穿的平铺型社会。纵观明、清两朝，统治者不希望也绝不允许民间资本做大做强。因此在中国不可能出现“洛克菲勒集团”。不论是官商，还是民间商人，暴富以后对朝廷、官府统治造成威胁的，如斗富的石崇、富可敌国的沈万三，一个被砍杀于东市，一个被满门抄斩，全都没有好下场。洞庭山商人在经营过程中，对朝廷及官府抑商的政策有着深切的体会。他们在统治者“抑商”和贫民“仇富”心理的双重压力下，往往小富即安。对产业技术进步的投入，和对扩大再生产资本的投入，缺乏最起码的热情和积极性。所以洞庭山商人不可能把企业做得很大。一遇兵燹、政局变动等立即就会收手，甚至在正常年景下他们在达到一定的富裕程度之后，就立即会把大量的资金从生产领域中撤出，而用于日常消费，购置土地或建造豪华住宅。这也正是洞庭东西山会有那么多高规格明清建筑的原因。

　　财富分流削弱主业经营投入

　　洞庭山里有句俚语：“经商钱三十年，种田致富万万年”。这话与传统说法“经商富不过三代”有异曲同工之妙。这倒不是说商人没有积累三代财富的智慧，而是国人“重本轻末”思想和忽视商业劳动意识的流露。始终认为务农劳动是实实在在的，而经商总是“白手厚获”“奸诈盘剥”。所以经商获利来得容易，去得也快。“经商钱三十年”，也许正是从许多轮回的案例中总结出来的。人们“不畏贫，而畏不公”的仇富心理，和朝廷、官府的抑商政策，历来是悬在富商头上的两把刀。使富商时时感到继续积累财富缺乏安全感，甚至会有强烈的恐惧心理和财富的幻灭感。在这种情况下，洞庭山商人不可能再把利润和精力都集中在生产领域，扩大生产经营，把企业做大，以提升外国企业外国资本袭来时与之抗衡的能力，反而是乐于根据现实将财富实行分流。

　　洞庭山商人财富的分流常常有六个流向，即：奢侈消费、改善关系、积书教子、购买土地、转为高利贷资本和囤积货币。

　　奢侈消费。主要表现在营造豪华住宅上。洞庭东西山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尚保有明清豪华住宅数百处。这些宅第“墙必砖、覆必瓦”，屋脊一家比一家高。屋内雕梁画栋，广施砖刻木雕。这种宅院一般都有门楼、轿厅、客厅、花厅（女眷客坐）、书屋、住楼、下屋、厨房等等，功能齐全。有的还有宅中园林，有的住楼有数进，以备弄相连通。建造时的成本都不为小数。

　　改善关系。一是结交官府与权贵，希望得到他们的庇佑。二是惠及乡里，做一些慈善事业。由他们出资在洞庭山里造桥铺路，掘公井、设义渡，修理宫观寺庙、宗族祠堂以及做其他公益事业，这多见于志书和当地碑记。三是接济贫寒，特别是族中的贫困户，以求得和谐的族中邻里关系。洞庭东西山的第宅，都有堂名，并常用“和”“睦”“亲”“善”“仁”“德”“义”“勤”等字样，如“惠和堂”“粹和堂”“鹤和堂”“世和堂”“敦睦堂”“亲德堂”“明善堂”“宝善堂”“怀仁堂”“亲仁堂”“凝德堂”“尊德堂”“修德堂”“尚义堂”“念勤堂”等等。这些堂名无不透现出以德治家，怀仁尚义，和谐乡里的意思。明善堂里的一副旧联：“积金积玉不如积书教子，宽田宽地莫若宽厚待人”，便是这种信息的流露。

　　积书教子。积金积玉不如积书教子，这也许是洞庭山商人对自己一生反思后道出的心声。正如布罗代尔所说“富有的非统治者不能享有任何真正的安全，他们对随意征收的恐惧始终挥之不去。”所以秦汉以降的中国商人往往都要结交权贵、附庸政治权力以作为自己存身和发财的门径。当然最好的办法，莫若让自己的子女通过读书走上仕途，“家足而子贵”，使自己在官府和同道中都受到尊重。洞庭山商人重视文化，这在其宅第装銮上也有所体现：他们在砖雕与彩绘中，必有笔、锭图案，以示文化与经济的重要。在培育子女方面，他们非常舍得花钱，所以明清两代洞庭两山出了许多达官显贵。

　　购置土地。这是农本思想使然，洞庭山商人常常“以末致富，以本守之”。

　　转为高利贷资本，转入金融行业。这在洞庭山商人中也极为普遍。他们开“钱庄”“典当”于苏、沪等城市以及附近经济发达的乡镇，成为洞庭商帮一门新的产业。

　　囤积货币。就是藏够自己养老和抚养后代的钱。

　　四民分业商帮后代纷纷转行

　　资金大量分流必然是对洞庭商帮主业经营能力的削弱。在资金分流的同时，洞庭商帮的后代也开始新一轮的“四民分业”。其中出仕为官的，如王鏊、徐缙、严经、王禹声、席本桢、吴天襘、贺元忠等绝大部分都是富商的后代。据新编《洞庭东山志》收录，仅东山一乡，明清两朝就有状元2名，探花1名，进士43名。担任上至宰相下到知县的各级官吏147名（见《洞庭东山志》第九卷《明清进士及官员名录》），举人、秀才更是不计其数。

　　务农和改从工业、手工业的也为数不少，惜于少有这方面的文字记载。但以《重修务本堂记》和清·高廷献《新建洞庭东山漕仓碑记》中，还是能读出他们“重本轻末”“以末致富，用本守之”的心声的。

　　继续经商也是不少洞庭商帮后裔的选择。但是随着一户一机，男耕女织社会形态的改变，传统的经营模式已不再适应社会需求，因此发了财的洞庭山商人，有不少开始将财富转移到金融界，从事钱庄和典当的经营，这应该是洞庭商帮存续期别开的一门营生。在这个行业中，他们也做得风生水起，但终不及山西的票号，难在这一新的行业中，崭露出前辈们昔日的风采。在外国金融资本涌入中国的时候，这种小型企业很难避免被颠覆和被吞没的结局。他们中的精英也只能重新择业，充当外国资本的买办或高级管账。

　　“钻天洞庭”的衰落，和晋商、徽商、福建海商的衰落一样，是社会发展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