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节音乐课的售价是多少钱， 一般的普通老师是200元/一小时， 名师是500~1000元/一小时， 据说朗朗从三岁半到九岁， 在学音乐上面的投资， 就高达三十九万元。  可有一个宗师级别的巨匠， 教别人音乐， 分文不取， 他就是刚刚去世的“中国笛王”， 陆春龄。  他的一生， 是鲜花铺就的一生， 毛主席曾8次接见他，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访问中国时， 特地听了他的音乐， 还与他握手， 甚至回国后，给他写贺信。  当然，见证陆老百年竹笛人生的， 还有那令人眼花的奖杯， 水晶的、铜的、瓷的， 中文的、英文的… 可这样的大师在谈到自己的艺术人生时， 也仅仅用“吹笛人”这三个朴素的字眼， 去概括自己“本该平凡”的一生。  你说， 要成为这样的大师， 得花多少学费呀， 得去拜怎样的名师呀， 没有人能想到， 一代笛王的启蒙老师， 只是一个皮匠。  1921年， 陆春龄出生在上海的一个汽车司机家庭。 他的小名叫陆海根， 根在上海的意思。 家境贫寒的他，在7岁时， 听到了弄堂口摆摊修鞋的老皮匠， 在月光下吹起了笛子， 一下子就对丝竹入了迷。  而这老皮匠， 和瞎子阿炳很像， 不仅笛子吹得好， 琵琶、二胡、洞箫，样样都好， 还通晓音律。 皮匠和陆家几位叔伯一起抱了个团， 吹拉弹唱鼓捣出一支小乐队来。  贫困并不等于没有幸福。 在这住户多为贫苦人的旧式里弄， “陋巷乐队”汇集了弹琵琶的， 吹笛子的，拉二胡的等， 江南丝竹所需要的各种人才。  陆春龄说：“小小一根竹笛， 清脆嘹亮， 喜怒哀乐都可以表达， 所以我从小喜欢。” 老皮匠不懂哆来咪发， 小海根就用工尺谱教他乐理， 上尺工凡六五乙， 高八度加个单人， 低音加一点……  老皮匠则教他调子， 小海根上手极快， 每天坚持练习， 一个小调二十来天就学会了。  从此， 小海根一根笛子拿在手里不离口。 自己的老阿奶时常叹道： “一天到夜， 拿了根破“竹管筒”， 能当饭吃？ 长大了哪能办噢？”  可她哪能想到， 孙子的“竹管筒”， 在解放后不仅让全家吃饱了饭， 还名扬了全中国，全世界。 上海人最早是通过收音机认识陆春龄的， 1930年，小海根入小学读书， 改了学名“春龄”。 同时，勤学苦练的他， 在13岁的时候得到广播电台演奏的机会， 一曲《虞舜熏风曲》， 随着电波传遍了大上海。 师父皮匠听到了他在电台里演奏， 开心得不得了。 可是陆春龄对皮匠的记忆， 在抗日战争爆发时期， 就不幸终止了。 “日本人打进来， 他妻离子散， 辗转去了香港， 我再也没看到过他。” 之后陆春龄为了生计， 开过汽车，踏过三轮。 然而环境再苦，他也始终曲不离口。 有一次， 他到江南丝竹名家朱少梅家中聆教， 学至深夜无车， 只能步行两小时回家， 但他却甘之如饴。 “我本来应该念书的， 可是那个时候穷苦， 读书困难， 学费涨了一块钱， 家里实在付不起了， 只好退学。” 回忆起那段岁月， 他说自己最遗憾的就是没能去上学！ 在1959年的《解放日报》里， 一篇报道提到过他的遭遇： “一九四五年深秋，黄浦江头。 疯狂的爵士乐声在美国军舰的码头上喧嚷。 一个衣衫褴褛、形容枯槁的三轮车工人， 悲愤地望着两个醉熏熏的美国烂水手， 摇摇晃晃地穿过马路。 这两个美国鬼子没给车钱就走了。 这时三轮车夫——陆春龄空着肚子， 从车垫下摸出一支青笛来， 呜呜咽咽地吹开了， 笛声，凄凉悲伤。 ” “我成天做苦力， 竟然养不起一家人的生活。 无奈之下， 只好一边当工人， 一边编曲子、写东西， 用笛子抒发感情，倾吐苦闷。” 好在，新中国成立了， 他的专长开始有了用武之地。 1955年的夏天， 陆春龄随着中国文化代表团出访印尼， 在首都雅加达广场举行露天演出。 但他登台没多久， 意外就发生了。 二十来档节目， 陆春龄一个人就要演十几档， 就在吹到《小放牛》时， 砰砰，枪响了！ 一时间，广场数十万人， 一哄而上， 冲破了舞台，四处逃跑。 为维持秩序， 警察不得不朝天鸣枪。 可陆春龄却纹丝不动， 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 他继续吹奏， 神奇的是，刚才还一片混乱的场面， 开始安静了下来。 后来当地的报纸评论说： “枪声不能维持秩序， 笛声征服了十万观众。” 也是因为这场演出， 陆春龄深深体会到了什么是“忘我” ——无论在什么环境中， 脑子里不要杂七杂八， 看到什么大人物，怯场，怕， 这是不对的。 他说：“不管在什么情况下， 吹笛子都要全身心忘我。 自己也要感动， 自己不感动， 叫人家怎么感动？ 这个就是音乐的魔力。” 还记得幼年学艺时， 那个老皮匠师父就对他说： “吹笛不许有一点油腔， 指法、气口、力度都要扣紧。” 这种对艺术的认真和执着， 陆春龄一刻也不敢忘。 就在前几年的新闻发布会上， 当时已九十高龄的“笛王”， 将一曲音乐演奏完毕时， 却为一点小小的不完美， 要求“再来一遍”。 凭着曼妙笛声， 陆春龄先后八次受到毛泽东的接见， 出访过70多个国家和地区。 可无论见过多大的场面， 困苦出身的他， 最想要的， 却是为平凡的劳动者演奏笛曲。 他先后去了十几个矿厂参加慰问演出， 在去安源煤矿时， 陆春龄已年届六旬了。 演出原来是安排在市里的大剧场， 但是，他偏偏要先下矿井， 谁劝都没有用。 他说：“我们来是为一线矿工演出的， 不是做做样子的。 矿工们日日夜夜开采煤矿， 为大家送来光明。 我们有危险， 他们就没有危险？” 他匍匐进入井道， 每到一个作业点， 就掏出笛子， 为矿工吹奏。 收矿洞的大小限制， 他不能站，不能坐，只能躺着吹笛。 后来他听说一位老矿工， 因为身体不适没下井时， 还拎起笛箱，找到老矿工， 为他一个人吹了七八首曲子。 1976年， 陆春龄被聘为上海音乐学院教授。 从此开始演出、教学， 渐渐地， 他的名字与“中国笛王”的美誉， 叠印在了一起。 有人对陆春龄说： “您是中国笛子艺术的泰斗。” 他连忙摆手道：“不敢，不敢。” 有人劝他： “你年纪大，名气大，好搭点架子了。” 他眼睛一睁， 说：“搭啥架子？我有一只架子， 是摆放各种笛子的。 我只晓得中国人要有中国人的架子， 不晓得陆春龄要有啥架子。” 还有人帮他出“点子”： “你有干部医保，住到医院去， 保姆钞票也好省下来了。” 他急了：“我又没有毛病。 我不贪便宜， 不揩公家这个油， 才不去呢。” 从年轻时一直到登期颐之年， 出生于弄堂的他， 走得再远、名声再大、光环再盛， 也从未忘记自己是谁， 来自哪里。 对此，当有人上门求教时， 陆春龄从不收取分文！ “凡是一旦称王了， 就到了无上的地步， 也就很难再有长进。 我不要什么“笛王”的称号， 我就是一介吹笛人。” 如果说， 一本恭王府家史就是半部清史。 那么陆春龄的一生， 就是半部竹笛的当代史。 其实，早在搬着板凳， 坐在皮匠修鞋摊前听笛声的时候， 他就知道： 艺无止境， 把自己当成泥土，比任何渠道， 都更接近艺术的真谛。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