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争国本"事件及其影响"争国本"事件是明朝的一件大事，是万历年间最重要的政治事件之一，历来是史家研究的中心事件，成果颇多。"争国本"事件影响极其深远且广泛，而其中关于"明末三大案"方面的研究成果尤其多，本文就影响之中一些较少被研究的方面进行浅析。 要了解与分析"争国本"事件，就要先了解与分析明神宗其人。温功义先生在其《三案始末》的"万历三案的造因者"一章中便较为详细的分析论述了明神宗：首先论述了张居正、李太后、冯保三人对神宗的控制，其中提到了张居正作为帝师对神宗的教育，并指出了这种教育对后来"争国本"事件的影响，"后来他（神宗）在立长、立爱这个问题上所以总觉很是为难，并且显得颇为心怯，张居正这些教导确乎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还指出张居正对神宗最大的影响，"便是养成了他的疏懒的习性"（神宗在军政大事上对张居正的过于依赖）；同时，也分析了神宗在生活方面隐隐的对张居正的不满，并最后导致了在张居正去世后神宗态度的剧变，也分析了在抄张居正家后神宗的"贪欲益炽"；最后，论述了后张居正时代万历朝的一些情况，如申时行、矿税等。 樊树志的《帝王心里：明神宗的个案》一文中，把心理分析应用于历史研究，从心理分析角度，将明神宗作为个案研究，指出明神宗是一个集权力欲与怠于朝政于一身的皇帝。 总之，关于明朝"争国本"事件及其影响，许多史家、学者对此进行了多角度、深层次的研究，大多主要对其始末有非常详细的阐述，或者通过对某个特定人物进行挖掘，以期对其发展线索进行更详尽的梳理与揭示。但是，史家、学者对"争国本"事件对明熹宗的消极影响较少论述，本文将主要从此方面进行一些论析，以期为大家能够更好地研究明末政治、社会以及历史提供一些帮助。 一、"争国本"事件明神宗朱翊钧（1563年-1620年），明朝第十三代皇帝，年号万历。明穆宗朱载垕第三子，母李贵妃，隆庆二年（1568年），六岁的朱翊钧被立为皇太子。隆庆六年（1572年），穆宗驾崩，十岁的朱翊钧即位，是为明神宗。 明神宗在位的前十年，由于年龄还比较小，尚不能亲自处理政务，其母李太后便将一切军政大事都交由内阁首辅张居正来主持裁决。在这十年间，掌权的张居正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一时吏治较为清明，社会经济有所发展，使一度出现衰败气象的大明王朝又在表面上重新焕发了生机。 张居正还作为帝师，一心想把小皇帝教育成改革的接班人，所以对他的教育非常严格。但张居正的教育总体上是失败的，"他虽呕心沥血耿耿忠心却培养了一位不合格的皇帝"。当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去世后，明神宗便开始了对张居正的一系列清算行动，十一年"三月甲申，追夺张居正官阶"，十二年"四月乙卯，籍张居正家"，"八月丙辰，榜张居正罪于天下，家属戍边"。开始亲政的神宗，有过一段时间勤于政务，想做一个好皇帝。然而，到了十七年（1589年），"自是临御遂简"，自此罢朝近三十年之久。神宗长期不上朝的原因在此处不进行详细的分析（许多史家、学者已从多方面对此有所研究），但与"争国本"是分不开的。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五十八岁的明神宗驾崩，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神宗死后，传位于皇太子朱常洛，是为明光宗。 了解了明神宗其人，才能更好地了解在万历朝为什么会出现"争国本"事件，这一点已经在温功义先生的《三案始末》中有了较为全面的说明，温先生也提到了张居正对明神宗教导的影响，但并没有说明张居正对神宗教育的失败对后来发生"争国本"事件的重大影响。在《张居正的失败》一文中虽然对张居正对神宗教育的失败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但此文单纯在分析失败的原因，并不关心失败的后续的重大影响。 在中央权力越高度集中的社会，对最高领导人的接班人的教育问题就越重要。在万历前十年，张居正其实是事实上的皇权代言人，他几乎掌控着大明帝国的最高统治权。而在这段时间，神宗实际上是处在接班的状态，所以对他的教育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将会决定后张居正时代大明王朝的最高统治者的素质，也就必将影响历史的发展。 神宗在张居正死后与其的决裂，也说明不久后与以前的生活决裂的必然性。在决裂之后，他的罢朝等也就好理解了。同时，神宗开始讨厌他的官僚机构。（黄仁宇先生在他的《万历十五年》中，详细描写了明神宗和他的官僚机构的恶劣关系，并分析出"争国本"的重要原因之一：神宗十分厌恶他的官僚机构，出于严重的逆反心理，，神宗用自己仅剩的否决权在报复那些文官。）而神宗讨厌他的官僚机构，与张居正对他教育的失败是分不开的。 （二）"争国本"事件始末 由于历来史家、学者对"争国本"事件的始末已进行了详细的论述，所以此处只为本文所需要而进行简单的论述。 国本即太子。"争国本"即神宗与群臣围绕皇位继承问题展开的激烈的争论。神宗王皇后无嗣，王恭妃于万历十年（1582年）八月生子常洛，是为皇长子。郑妃于十四年（1586年）正月生子常洵，为第三子。由于神宗宠爱郑妃，便很快以此晋封其为贵妃，生下皇长子的王恭妃则反而没有受到加封，且迟迟不立皇长子常洛为太子，于是便有了神宗欲废长而立爱的传闻，朝廷内外一片哗然，自此掀开了长达十余年的"争国本"事件。 十四年二月，"辅臣申时行等请册立东宫"，神宗借口皇长子还比较小，再等二三年。然后，内阁和六部的姜应麟、沈璟、孙如法等无数大臣多次奏请册立常洛为太子，绝大多数官员都被神宗以各种罪名贬谪和斥责。 十八年（1590年），神宗许诺的"二三年"之期早已过去，正月，"召见大学士申时行等于毓德宫，出皇长子见之"，继续以"长子犹弱"为理由拖延时间。之后，君臣进行了更为激烈的争论。 二十一年（1593年），在与群臣争论多年后，神宗决定加快改立太子的进程。正月，"诏并封三皇子为王"，即要将皇长子常洛、皇三子常洵和皇五子常浩一并封王，以后再择其中善者为太子。群臣坚决反对，神宗只能作罢。 此后，又纷争数年，至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十月，在李太后的干预下，已年近二十的朱常洛才终于被立为太子，"国本之争"才基本结束。 但此后，福王常洵并不赴其封国，长期逗留京师，于是群臣又纷纷上书要求其按祖制离京赴封地居住，如叶向高、孙慎行等。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三月，福王终于被迫前往封国。至此，"争国本"事件才最终以群臣的胜利而结束。这就是"争国本"事件的主要进程。在"争国本"过程中所体现的君臣斗争、党争等问题也是历来史家较多论述的方面。 二、"争国本"事件的影响（一）"妖书案"与"明末三大案" "争国本"事件直接导致了"妖书案"与"明末三大案"， 使大明王朝进一步衰落，间接导致了大明王朝的最后灭亡。而"妖书案"与"明末三案"也由于学术界已有大量成果而只需简单论述。 1. "妖书案" 万历年间的两次"妖书案"是"争国本"事件直接导致的，是"明末三大案"的前兆。"妖书案"充分暴露出明末朝廷中党争的激烈。两次案件前后关连，有不少在朝的大臣，在野的读书人，甚至平民百姓都受到牵连，成为宫廷斗争的牺牲品。 第一次"妖书案"发生在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张秀春的《试论<闺范>与国本之争》较为详细的分析论述了"妖书案" 源起《闺范图说》的原因以及发展。 二十六年五月，吏科给事中戴士衡借吕坤一事，上疏弹劾吕坤， "谓吕坤逢迎掖庭"，依附郑贵妃。而在此时，一个自称"燕山朱东吉"的人专门为《闺范图说》写了一篇跋文，叫《忧危竑议》，并在京师广为流传，此即所谓的"妖书"。"朱东吉"意即朱家（即皇家）的东宫太子一定大吉（即太子之位不会被别有用心之人所夺取）。文中专门"援引历代嫡庶废立之事"，影射"国本"的问题，大概是说，吕坤想讨好郑贵妃，而郑贵妃实质上是为了自己的儿子夺取太子之位而努力。又称吕坤与外戚郑承恩、张养蒙，魏允贞等九人结党，依附郑贵妃。 此 "妖书"一出，立即引起了轩然大波。被神宗看到后，很是恼怒，但他并不想把事情闹大，便下令逮捕"嫌疑者"樊玉衡和戴士衡，并分别谪戍广东雷州和廉州。 第一次"妖书案"，并未在政坛引起较大的震动。然而，六年后，又发生了第二次"妖书案"。 又经过数年的纷争，万历二十九年朱常洛才终于被立为太子。但福王常洵并没有就任藩国， 而且神宗也不大喜欢太子。所以，常洛的太子之位也被认为并不是那么可靠。 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十一月十一日，内阁大学士朱赓等都发现了一份题为《续忧危竑议》的揭帖已经在京师广为散布。《续忧危竑议》假托"郑福成"为问答。 "郑福成"意即郑贵妃之子福王常洵能够成功。书中大概意思是说：皇上立皇长子为太子是出于不得已，将来肯定会更易；之所以用朱赓为内阁大臣，是因为"赓"与"更"同音，即更易之意也。此书"凡三百余言"，但却在京城中掀起了轩然大波，时人皆称其为"妖书"。神宗得知后，再次震怒，"诏五城大索"，第二次"妖书案"由此而起。 《续忧危竑议》中，攻击了内阁大学士朱赓和首辅沈一贯，牵扯了朝廷的高官，并由此引发一场大狱。案情始终不能定案，明神宗大怒，会审众官人人自危。如此一来，必须要尽快"结案"。十一月二十一日，妖书发现后十日，东厂捕获了一名与"妖书案"有关的落魄秀才皦生光，并将其屈打成招。但《续忧危竑议》一文非熟悉朝廷之大臣不能为，皦生光是不可能的，所以大家都明白"妖书案"其实与皦生光无关。但急于平息事端的明神宗还是匆匆结案，皦生光被凌迟处死，家属发配边疆充军，成为宫廷斗争的牺牲品。 皦生光死后，第二次"妖书案"就此而平。"妖书案"虽平，但其影响所及，却已远逾宫廷，遍及朝野，充分暴露出明末朝廷中党争的激烈。"争国本"事件所引起的宫廷斗争也并没有就此平息，到了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便发生了"明末三大案"之"梃击案"。 2. "梃击案" 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福王终于就任藩国，才最终真正确立了朱常洛的太子地位，"争国本"事件才最终结束。但"国本之争"的余波引起的宫廷的权力之争仍未停止。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蓟州男子张差持梃入慈庆宫，击伤守门内侍，下狱"，慈庆宫是皇太子居住之地。梃击之案自是起。 张差梃击太子宫之事，震惊了朝野内外，争论不一。支持郑贵妃，倾向福王为太子的大臣认为张差是疯癫所为；支持皇太子的大臣认为这是陷害太子的阴谋 。 经刑部十三司会审，查明张差系京畿一带白莲教的一支红封教的成员，其首领为马三道、李守才，他们与郑贵妃宫内的太监庞保、刘成勾结，派张差打入宫内，梃击太子宫 。梃击案牵连到了郑贵妃，神宗极力调解皇太子与郑贵妃之间的矛盾，又"召见廷臣于慈宁宫"，表示自己立太子的诚意。 此案经过复杂的斗争与审判后，"张差伏诛"，马三道、李守才发配远方戍守，太监庞保、刘成在内廷被击毙，梃击案掀起的轩然大波暂时平息。 3."红丸案"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神宗崩。皇太子朱常洛继位，是为明光宗。光宗即位不久后就病重，召内官崔文升治病。服用崔文升开的药后，就开始腹泻，致使不能上朝。之后，"鸿胪寺官李可灼进红丸"。次日（九月初一）光宗驾崩，继承皇位仅一个月。此宫廷案件因"红丸"引发，史称"红丸案"。 光宗八月初一继位，九月初一就驾崩了，朝野上下议论纷纷。这个案子，一直争吵了八年，成为天启朝党争的重要题目之一。 4."移宫案" 明光宗即位后，太子朱由校与一直抚养他的李选侍一起迁住乾清宫。一月后，光宗驾崩，李选侍控制了乾清宫，企图逼封皇太后。杨涟、刘一燝等朝臣即直奔乾清宫，请见朱由校，商谈即位之事。在大臣们的力争下，李选侍方准朱由校与大臣们见面。杨涟、刘一燝等即保护朱由校突破李选侍和魏忠贤的阻拦离开乾清宫，暂将他安排在太子宫居住，由东宫伴读太监王安负责保护。 之后，朝臣们要求李选侍移出乾清宫，李选侍又要求先封自己为皇太后，亦遭大臣们的拒绝，矛盾日渐激化。朱由校乾清宫登极大典日期迫近，李选侍尚未有移宫之意。内阁大臣站在乾清宫门外迫促，王安在乾清宫内力驱，李选侍最终无奈，移出乾清宫。九月六日，朱由校终于临御奉天门，即皇帝位，改元为天启。至此，"移宫案"风波才算暂告结束。 "移宫案"与万历朝的"梃击案"、泰昌朝的"红丸案"一直是天启朝党争的题目，史称"明末三大案" （二）东林党与明末党争
1.东林党 东林党是明朝末年以江南官僚为主、各省官僚依附组成的一个官僚政治集团。"南北言官群击李三才、王元翰，连及里居顾宪成，谓之'东林党'。"[footnoteRef:39] [39: (清)张廷玉等编撰,《明史·孙丕扬传》卷二十，北京:中华书局, 1974年1月。] 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以顾宪成与高攀龙为首的学者重修东林书院，并在此讲学。这种政治性讲学活动，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东林书院则成为江南谈论国事的舆论中心， "三吴士绅"、在朝在野的各种政治代表人物、东南城市势力、某些地方实力派等，一时都聚集在以东林书院为中心的东林派周围。时人称之为东林党。 明神宗统治后期，皇帝长期罢朝，政治日益腐化，社会矛盾激化。东林党人针对这一现象，提出了一些有益的主张。明末党争中，东林党的主要对立面是齐楚浙党。万历后期，双方以"争国本"为首，以三案为余波，相攻不已。天启帝时期，宦官魏忠贤专政，形成明代势力极大的阉党，齐楚浙诸党争相依附之，对东林党人实行了残酷的打压。 2.明末党争始末及其对明末历史与社会的影响 明末党争指明末东林党与宦党、浙党等之间的斗争。明万历时起，朝政日趋腐败，党争迭起。东林党在上一节已做了较为详尽的阐述。与东林党同时，另一批官吏士绅又组成浙、齐、楚、宣、昆各党派，各党皆以乡里命名。这些党派相互之间也有矛盾，"务以攻东林排异己为事"。在这些党派中，以浙党势力较大，浙党首领沈一贯、方从哲都曾经先后出任内阁首辅。 明末党争从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京察"开始，一直到弘光元年（1645），始终没有停止过。开始是东林党和齐、楚、浙三党之争，后来演变为东林党与阉党之争。 万历"争国本"事件中，内阁大学士王锡爵、沈一贯、方从哲等先后与神宗妥协，东林党人便上书反对，各党派又反对东林。于是起"妖书案"、三王并封之争、福王之国之争、"明末三大案"等，东林党与齐楚浙党等在立太子问题上展开了长达二十余年的争论。最后，神宗终于皇长子立常洛为太子，东林党占了上风。 熹宗时，党争愈演愈烈。最初，东林党人叶向高、邹元标、杨涟、赵南星等人得到执政的机会，浙、昆、宣等各党派一度受到排斥。但此势不久，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宦与浙、齐、楚、宣、昆各党中的一部分人结成联盟，异军突起，被东林党称为"阉党"，朝廷内外，遍置死党，把持朝纲，为所欲为。东林党人激烈反对"阉党"掌权。魏忠贤借"梃击、红丸、移宫"三案为由，迫害东林党人，杨涟、左光斗、魏大中、周顺昌、黄尊素等人被捕处死，东林党受挫。天启七年（1627年），熹宗驾崩，崇祯帝继位，捕杀阉党。南明政权下，党争仍在继续。如"复社"与马士英、阮大铖的斗争。 "明之亡，有诸多不可避免的必然，而党争所起作用，为其荦荦大者。"明末激烈的党争大大削弱了明朝的力量。明末几十年的党争, 使大明王朝进一步衰落，间接导致了大明王朝的最后灭亡。 （三）对明光宗、明熹宗的消极影响 "争国本"事件还有一个重大的影响：朱常洛的太子地位长期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不仅使自己压力很大而无心国事甚至短命，而且也无心教育关心朱由检。明熹宗天启年间"阉党"掌权，也与此有极大的关系。 由于明光宗的死因与"红丸案"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在"争国本"事件对光宗的消极影响比较明显且研究较多，再加上其在位仅仅一个月，所以虽然出阁讲学完了十二年，但影响没有体现出来。而明熹宗便不同了，他在位七年，虽不是太长，但是导致明朝衰亡的重要时期。 "皇储教育，国之大事。"在中央权力越高度集中的社会，对最高领导人的接班人的教育问题就越重要。在封建社会，皇储的教育问题绝对是国家的重大事情。而我们可以看一看明熹宗朱由校的受教育情况。 首先，朱由校的父亲明光宗是不受父亲明神宗的喜爱的，长期的"争国本"与太子地位的不稳定，不仅使自己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更使他的继承人朱由校基本没有进行过皇储教育。 明熹宗朱由校出生于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这时朱常洛虽然已经被立为太子（二十九年），但福王还没有之国（之国远在四十二年），所以太子在位还有人在虎视眈眈，而且明神宗也不喜欢皇长子常洛，太子生活得提心吊胆，太子的儿子便也不安稳。 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朱由校十岁，福王终于离开了京城去了封国，朱常洛太子的位置相对稳定了。但第二年，便发生了"明末三大案"之"梃击案"，不论张差是谁指使的，这件事都对朱常洛以及年幼的朱由校造成很消极的影响。同年，"史孟麟请册立皇太孙"，结果别贬官。说明神宗不仅不喜欢皇长子朱常洛，也不喜欢他的孙子朱由校，这使他也不能接受皇储教育。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朱由校十六岁，明神宗驾崩，朱常洛终于登上了皇位，按理这时候的朱由校应该可以接受正常的教育了。然而，仅仅在一个月后，还没有接受皇储教育的的朱由校便要成为新皇帝了。然后，在这个时候，他无奈地经历了"移宫案"。抚养朱由校的李选侍劫持了他，而李选侍身边的太监正是魏忠贤。在"移宫案"中，魏忠贤与朱由校的接触，是他对这位新皇帝有了了解，而这为他之后的专权提供了可能。 在东林党人的帮助下，朱由校终于登基，是为明熹宗，所以最初，东林党人叶向高、邹元标、杨涟、赵南星等人得到执政的机会，浙、昆、宣等各党派一度受到排斥。但此势不久，党争愈演愈烈，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宦与浙、齐、楚、宣、昆各党中的一部分人结成联盟，异军突起，被东林党称为"阉党"，朝廷内外，遍置死党，把持朝纲，为所欲为。东林党人激烈反对"阉党"掌权。魏忠贤借"梃击、红丸、移宫"三案为由，迫害东林党人，杨涟、左光斗、魏大中、周顺昌、黄尊素等人被捕处死，东林党受挫。天启年间，愈演愈烈的党争，使明熹宗也没有机会进行后期学习。这样一位"木匠皇帝""文盲皇帝"一定程度上是万历朝长期的"国本之争"以及其后续影响造成的。天启这七年加快了大明王朝衰落的步伐。 总之，万历年间旷日持久的"争国本"事件，对明末的历史与社会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大大削弱了明朝的力量，使大明王朝进一步衰落，是导致大明王朝最后灭亡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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