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于焦山碑林留念 大字无过瘗鹤铭 ——再访焦山《瘗鹤铭》石刻 镇江的石刻书法遗迹最有名的就是《瘗鹤铭》了，参加完“全国第二届大字书法艺术展”的评选工作，正有半天时间，焦山碑林博物馆的丁超馆长带我和潘文海秘书长与天津邵佩英先生去金山寺，再转焦山碑林。 御碑亭 碑林在定慧寺东，竹树掩映，进门处有乾隆御碑，我不遑细看，便经往瘗鹤铭的存放处，过了一个满是参天毛竹的兰亭小院，便转入放瘗鹤铭的小榭，这应该就如同古时的“宝墨亭”了，然而里面竟空无一人，我自己在里面细细看了一刻多钟，潘、邵二先生始来，一起在这块古来的大字时刻前也发了一番感慨。来看此石，也正与“大字书法展”相合，也算是一种因缘。 兰亭小院 这次应该是我第五次来看《瘗鹤铭》了，文革前一年，那时我还很小，曾随父来过一回，印象中只有石头，没有院落和房屋。中间1980年上大学出来旅游来镇江看过一回；1991年初在南京写《书法学》时来过一回；2014年前后也来过，那时就是今天这个样子了，有种金屋藏娇的感觉了。 《瘗鹤铭》碑存放处 黄山谷说：“大字无过《瘗鹤铭》”（《题乐毅论>后》，载在《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二十八），是说大字写得好的，《瘗鹤铭》应属第一等，所以作者也就是第一等的书家了。原石上自无作者名姓，所以有人说是王羲之，有人说是陶弘景，有人说是唐朝的顾况或王瓒。宋朝学者黄伯思（1079—1118，字长睿）在《东观余论》中有较详的一段考证文字，认为是陶弘景所书，书在梁朝天监十三年（514），这也就成了一时之定论了。明朝人张溥辑《汉魏六朝三百名家集》有《陶隐居集》，把《瘗鹤铭》归于陶氏。今人罗国威作《华阳隐居陶弘景年谱》将《瘗鹤铭》隶于天监十三年（514）甲午，陶弘景五十九岁时。这都应是依据了黄伯思之考辨的。 现在的《瘗鹤铭》原石 现在的原石，已经看不全此铭的全文了，张溥所辑《陶隐居集》尚可一窥全豹云： 鹤寿不知其纪，壬辰岁得于华亭，甲午岁化于朱方，天其未遂吾翔寥廓也耶！奚夺余仙鹤之遽也，乃裹以玄黄之幣，藏之兹山之下，故立石旌事，篆铭不朽。词曰： 相此胎禽，仙家之真，山阴降迹，华表留名，真惟仿佛，事亦微冥，西竹法里，宰耳岁辰，鸣语解化，浮丘去辛，左取曹国，右割荆门，后荡洪流，前固重扃，我欲无言，尔也何明，爰集真侣，瘗尔作铭，宜直示之，惟将进宁，丹阳仙尉，江阴真宰，立石。 张立臣画《瘗鹤铭》图 清朝人张力臣画《瘗鹤铭》图，图内补全原文与此颇多不同，则更与原石迹近： 瘗鹤铭有序 华阳真逸撰 上皇山樵书 鹤寿不知其纪也，壬辰岁得于华亭，甲午岁化于朱方，天其未遂吾翔寥廓耶！奚夺【】仙鹤之遽也，乃裹以玄黄之幣，藏乎兹山之下，仙家无隐，【】【】【】我竹（此是竹字头），故立石旌事，篆铭不朽。词曰： 相此胎禽，浮丘著经，余欲无言，尔也何明，雷门去古，华表流形。意唯仿佛，事亦微冥，尔将何之，解化【】【】【】【】【】【】厥土惟宁，后荡洪流，前固重扃，左取曹国，右割荆门，【】【】爽垲，势掩华亭，爰集真侣，瘗尔作铭。父（小字）岳徵君 丹杨外仙尉 江阴真宰 张力臣图内补全原文 从这篇铭文中怎就看出是陶弘景大师的文章与书法呢？黄伯思说他“审定文格字法，殊类陶弘景。”这个所谓“文格字法”他们如何“审定”的呢？依据着什么考镜出来的呢？他又说陶隐居所著《真诰》遇到某年只书天干地支，如“乙卯岁”，而不书皇朝年号；在《瘗鹤铭》里也是但书“壬辰岁”、“甲午岁”而不书纪年名，以此也能证明这是陶氏手笔。其实这也不一定啊！而黄伯思说到陶弘景自称“华阳隐居”，而此铭中又书作“真逸”，他解释不了，就说“岂其别号欤”？以此塞责，也是不稳！所以就总觉得黄氏断然以此铭为陶弘景作并书，说得并没有太足的底气。 汪士鋐《瘗鹤铭考》 倒是退谷居士汪士鋐（1658-1723，长州人）在康熙年间写的《瘗鹤铭考》中说得比较中肯客观，他说： ……诸家议论纷纭，余俱未敢深信，钩摹之余，仍采拾旧闻，而各识数语于后。或讥余曰：东观既有成书，广川亦多绪说，此书虽不作可也。余曰，自古人各是其说，《兰亭》聚讼无虑数十百家，又何嫌词费耶？家有敝帚，享之千金，此亦《鹤铭》之敝帚也，好古之士或庶儿览焉！ 那么他对《鹤铭》的作者是怎么看的呢？他说： 至于书撰姓氏，本无可考，既非右军（王羲之），亦非（陶）弘景。即“华阳真逸”与“华阳隐居”偶同道号，亦只可悬拟为弘景之文，不当直定为弘景之书。其书者固自署“上皇山樵”，何从知其姓名？而一时道海皆各自别衔如“真宰”“仙尉” “徵君”，即铭辞所谓“真侣”是也。诸君并离世慕道，匿迹逃名，更安可强指其人？ 《瘗鹤铭》原石（局部） 其实，越是好东西，越想有个归属的人，有了这个归属者，就更好说这个“好东西”，中国人向来讲知人论世，孟子所谓“读其书，诵其诗，不知其人可乎？”所以，《鹤铭》的作者就成了后人十分关心的事。前面有直接说到王羲之、陶弘景、顾况、王瓒的，也有说是隋朝人的，如蔡君谟（陶宗仪《辍耕录》卷十四）；也有说是唐朝人的，如章子厚（见汪士鋐《瘗鹤铭考》所引之《蔡佑杂记》），看来的确是聚讼纷纭，莫衷一是。现在有的书法史上说，自黄伯思《东观余论》考辨确认《鹤铭》作者为陶弘景后，遂成定论，看来也不是那么一回事。汪士鋐之考，征引文献可谓丰博，但他还是认为，虽然各说各的道理，但最终也并非有一家之说可以当作定论，所以他也只有采取搁置的方式，顶多承认《鹤铭》之文可能是弘景作的，但并非是他的书法作品。所以，至今《鹤铭》究属谁书，还是悬案！ 作者于《瘗鹤铭》碑前留念 这就引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就把《鹤铭》的书者归为陶弘景呢？这大概有这么几个原因： 首先，陶大师得跟书法有关系，因为他有几篇与梁武帝的《论书启》，能与皇帝论书，自然是懂书法的，但懂书法就一定能写好么？似非是。当然，他还有书法之名，张怀瓘《书断》中说到弘景云：“……善书，师祖锺、王，采其气骨，然时称与萧子云、阮研等各得右军一体，其真书劲利，欧、虞往往不如，隶行入能。”这评价应该是不低了，连欧阳询与虞世南写楷书在“劲利”之风上也往往不如陶隐居呢！唐以前人还有庾肩吾《书品》中说“陶隐居仙才，翰彩拔于山谷。”这自然也是夸他，“拔于山谷”，也如同说超于山野间，亦即虽在山野而决无山野气。应该是那种不迟疑，放得开，心无挂碍，自然而然的风格。《瘗鹤铭》能看出是采锺、王之法的吧，要不怎么说是陶隐居的呢？可是董逌《书黄学士瘗鹤铭后》尝说“或曰茅山碑前一行贞白（陶弘景）自书与今铭甚异，则不得为陶隐居所书。”董广川只认为铭文可能出自陶隐居，而书法是“上皇山樵”的，是另一位“不得识其姓名”的“隐居子”。 其次，就是从时间上看，《瘗鹤铭》大抵作于天监十三年，而据考陶弘景此时正在华阳。这也是不能遽作《瘗鹤铭》即为弘景所书之铁证的。他那时在华阳，而铭中有鹤死于华阳的记载，那就一定是弘景所书么？所以这也只能是一种猜测。又，朱长文《碑帖考》说是“梁普通四年陶弘景书”，（见计侨《玉烟堂翻刻本跋》顺治十八年），查今人罗国威《华阳隐居陶弘景年谱》不取此说（见《六朝作家年谱辑要》下册第320-321页）。而汪士鋐亦有按语曰：“不知长文何据而云普通四年也。”按，天监十三年（1514）那只仙鹤就“化于朱方”——死了；那年陶隐居59岁。而梁普通四年（523）是又过了近10年，怎么这时候才作了《瘗鹤铭》呢？是先瘗了鹤过了10年后才作的铭么？或许是又“改葬”了那只鹤才作了《瘗鹤铭》？当然这也不是不可能，因为南北朝时人死了也有五六年甚至十来年后才下葬撰写墓志的，鹤为什么就不可以呢？但人殁而后何时归葬墓志里是写得明白的，这鹤铭只说它死在何时，并未说瘗于何时，朱长文何以说它死后十年陶隐居才撰铭刊刻呢？证据不足，所以自然不会令人相信。 第三，就是黄伯思说的陶隐居有个写作习惯，即书年只书天干地支，而不书皇帝年号。《鹤铭》中就是只书“壬辰”、“甲午”，不书“天监十一年”、“天监十三年”，因此说这是陶弘景的作品。但这也只能说铭文是陶作，未必是陶书啊！
《瘗鹤铭》拓片 其实《瘗鹤铭》真正被关注，应该是到了宋人，欧阳修《集古录》中只说当时有好事者模拓流传，他有一本字数较多至六百余字，这大概是传写之误，应是六十余字，黄伯思已经辨之于前。他也提到作者问题，但皆不确定，如王羲之说，颜真卿说，顾况说都提出了，但未以任何说法为定谳。而且他说“碑无年月，不知何时”。从此之后，宋朝的很多人都对《瘗鹤铭》多有关注，现在留存下来关于《瘗鹤铭》的评论文献，也多出于宋人及以后人之手。而黄伯思《东观余论》考辨出《鹤铭》为弘景所书，则又有颇多《鹤铭》的作者考辨。 倒是唐及以前人没大说起《瘗鹤铭》，说到陶弘景，亦与《鹤铭》无涉。如袁昂《古今书评》云：“陶隐居书如吴兴小儿，形容虽未成长，而骨体甚骏快。”萧衍《古今书人优劣评》同，只是后一句写作“骨体甚峭快”，语义差不多。唐朝人李嗣真（？-696），或许是北魏高门赵州李家的后人，他在《书后品》中说：“隐居颖脱，得书之精髓，如丽景双空，鹰隼出击。”前揭董广川说茅山碑前一行陶弘景“自书与今铭甚异”，并未说明“异”在何处，亦不知是否可证其如“鹰隼出击”！可是顾炎武《金石文字记》中说：“此铭字体与《旧馆坛碑》正同，其为隐居书无疑。”其实，《旧馆坛碑》是陶弘景弟子孙韬书的，今人李静博士证之甚详，参见其《许长史旧馆坛碑》略考，载《宗教学研究》2008年03期。此碑当是陶弘景撰，顾炎武据此碑，这也是证其文可，证其书非也。
《瘗鹤铭》原石（局部） 我们说，把陶弘景与《瘗鹤铭》联系在一起，应该是宋朝人的事，此前无论从书法的角度还是从文章的角度，似未有是论。陶翊《华阳隐居先生本起录》、谢瀹《陶先生小传》、唐贾嵩《华阳陶隐居内传》（俱载《道藏》）；《梁书》、《南史》的陶弘景传；《茅山志》中陶弘景《上清真人许长史旧馆坛碑》之《碑阴记》，都没有关于陶弘景与《鹤铭》相关的任何记载。而《梁书》本传说陶弘景： 特爱松风，庭院皆植松，每闻其响，欣然为乐。有时独游泉石，望见者以为仙人。 《华阳陶隐居内传》尝记： 所居堂静，榛芜不生，常患去水稍远，至是飞流涌出，灵芝秀于下馆，甘露被于昭台，毛龟泳于前塘，白鼠见于药屋，皆致真之钜符，瑞圣之丕迹。 这都应是盖棺之后的评述，而在这里的对陶弘景居住环境及好尚的描写，却与“鹤”字竟无一语相关。这也颇让人觉得陶隐居之能作《瘗鹤铭》顶多是事出偶然，要不就是非出其手。
作者于焦山公园前留念 其实，对陶隐居与《瘗鹤铭》之关系的关注，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了宋人与以前人学术思想和学术方法的转变。在唐代后半期到北宋，出现了一个思想多样化的特殊阶段，在这个时期的学术思想也被一种创造性的张力所包围着，我们会发觉在这一时期的学术思想与研究方法有了一个和唐及以前的不太相同，他们似乎更愿意寻找、探究古代的一些不确定的东西，愿意钩沉出一些曾经有但相对模糊的一些东西去作一种重新的解读，他们并不是一定要证实什么，把一切的不确定简单地给出一个结论了事，而是在研究的过程中始终保有着一种怀疑精神，在校勘成说时，也不一定为贤者讳。 落实到《瘗鹤铭》的考辨，宋人关注它的人真是不少，而且名人众多。随手可以举出几位，如欧阳文忠公，如苏舜钦，如黄山谷。学者如黄长睿（伯思）、张子厚（壆）、赵明诚、董逌等，在宋以前，几乎是看不到就某一件作品有那么多人参与并有那么多不厌其烦的考据这样的现象，这就是宋人思想之转变，学术之转变，这里面所显示出来的张力是激动人心的，这种思想之活跃，考辨之博洽应该是北宋百余年学术史很光鲜的一面。这对后世的影响也是积极的。
汪士鋐《瘗鹤铭考》 顷读汪士鋐《瘗鹤铭考》，在其征引的文献中以及他的论述中，有一家之言需要特加关注，这就是张力臣（弨）的《瘗鹤铭辨》及相关文字。张弨是淮安人，康熙年间（一说顺治间，此从翁方纲说）曾拓过《瘗鹤铭》，并作了考辨，他在这些考辨中征引黄伯思、董逌之论述，认为此铭“非王逸少书，并非顾（况）、陶（弘景）所书。”其实这观点也非他所创，只是摭拾前人所论作的一个总结。我倒是觉得他在描述他如何摹拓鹤铭的过程很是感人： ……俯瞰碎石丛杂，摄衣下寻，见一石仰卧于前，一石仆于后，字在石下，去泥沙咫尺，卧地仰观，始见字迹。又一石侧立，剥甚，各存字多寡不一。命仆各搨一纸，时落日风寒，不能久立，遂乘片帆回所寓之银山兰若，挑灯审视，未得其详。次日，复往搨之仆石之下，仰搨为难，仆之两手又不能兼理搨具，予乃取其旁落叶，藉地亲仰卧以助之，墨水反落污面，不顾也，及拏舟而返。予之周旋于石隙者已三日矣，手足不宁，衣履皆穿，始各得四纸，凑其裂痕，详其文字，皆历历可覩。…… 看了这段文字，真是如临其境，遥知鹤铭落在水中时偶有一出水摹拓之艰难，亦想到观览之艰难。张力臣先生因亲历其难，便想到要把落入水中的原石一一打捞上来，按照考辨的字数效宋人补刻，以大概恢复鹤铭之原貌，以期“神物复还旧观，一以正前人之譌舛，一以启后来之信从。”但他当时已在老迈之年，只有此心而无此力了。这是他自康熙丁未摹拓鹤铭之后三十年写的一段“重立原石”的构想，惜其未能如愿。但是后来的所谓“沧州太守”陈朋年（1663-1723）把铭石打捞上来了。如汪士鋐所说： 沧州使君，振奇睎古，壬辰岁（1712）间居京口，冬月独游焦山，值江水大涸，所谓《瘗鹤铭》倾陁在山之足者，沙石俱露，使君见之惊喜，以为及是可徙置江岸也，乃募工挽曳小者，腰絙大者，辘轳尽迁而出之，按其辞义，补缀凑合，于是千年神物埋没于蛟鼉窟穴者，一旦复还故观矣。 这一壮举，非止了了张力臣之遗愿，更给我们后人得以便利地观赏这“千年神物”提供了可能，这位沧州陈使君真可谓是文物保护的大功臣。而能以如此“力之宝之”，更原于他对文物之敬畏与鉴识也！ 先贤们对《瘗鹤铭》的关注史，也就是一部文物的鉴藏与保护史。自北宋学者士大夫对鹤铭的考据与收藏，到清初学者与官员对鹤铭的恢复与保护，才使我们今天有了一个对这一“千年神物”的完整了解。
《瘗鹤铭》图 读汪士鋐《瘗鹤铭考》，可见古之学者对《鹤铭》之被发现，之被毁于雷击，又被毁于人“携去”（亦即偷走，见汪引赵彦卫《云麓漫抄》及汪氏按语）；以及古之学者对鹤铭文字之考辨、作者之考辨、书法之考辨；特别是那些亲力亲为的古之保护者如张力臣、陈朋年等，他们画图、勘对、打捞、拼接，以求尽可能地恢复鹤铭之原貌。就像张力臣说的： 凡神物之在天地也，隐见固有其时，而能力而宝之者，岂不以其人哉？岐阳之石鼓，岱峄之篆刻，当昔时消沉磨灭，未尝不偃仆于烟榛霜草之间，一旦有好事者宝之聚之，虽或不无残缺，而人终不敢以譌舛乱焉。
拼接在一起的《瘗鹤铭》碑 尽管张力臣说他虽然做了很多恢复宝藏的工作，但较之石鼓、篆刻之已彪炳天壤之间，尚不敢望项，所以他呼吁把落入水中的铭石一一打捞上来，按图排列，或征或补，恢复原貌，复立于大江之边，他说如果那样，即能“耀光怪而吐虹霓，他日有望气者，是必远知神物之所在也！”我们现在可以告慰这位已距我们三百余年的张力臣先生了，现在传媒发达，也用不着“望气者”才可知神物之所在了。 还应该再说两句的是汪士鋐的《瘗鹤铭考》，也使我们体验到先贤治学之严谨，在汪氏之前对《瘗鹤铭》的论述可谓聚讼纷纭，汪氏做了很好的整理与辨析，因已有之文献进行考镜源流，辨章学术，这是清代学者治学品质的显现。在学术上，大抵没有谁是名人显宦就能一锤定音的，有一分材料说一份话，来不得半点虚假，虽然你是欧阳修、虽然你是王弇州（世贞），那是大腕吧，你有问题照样指出给人看，为的是一个明辨史实，持之有故。前有赵明诚说，欧阳修《集古录》谓“华阳真逸”是顾况道号，他说他遍捡唐史也没发现，所以他问：“不知欧公何所据也？”王弇州也是明代的大文学家，大史学家，可他说《瘗鹤铭》“至苏子瞻、黄鲁直确以非右军不能也。”黄庭坚（鲁直）确是认为鹤铭为王羲之（右军）书，而苏轼（子瞻）是没说过这话的，所以汪士鋐说：“检东坡集无称《瘗鹤铭》者，此云子瞻···岂误子美（苏舜钦）为子瞻耶！”王世贞那么大个文史专家，也犯这种错误，所以我们后人读书真是不能不谨，应向汪士鋐一样，真正落实博学、审问，真正做到慎思、明辨，才能捡校出前人之失，以使后人不至永延舛误也！
“大字展”评审现场 说到这儿，就想起在评选第二届全国大字展的作品时，有两幅作品都写了苏舜钦的《宝墨亭诗》“山阴不见换鹅经”，可是一个落款写“书苏舜钦诗”，一个落“书苏东坡诗”。后来查网上也是既有说苏舜钦的，也有说苏轼的，所以大家就不好说了。可是如果读了苏舜钦集与苏轼集，或读过汪士鋐的《瘗鹤铭考》，就不会一诗署两个作者，所以，书法作者，除了书法好，文献功底也须好，才不至于有此类张冠李戴的现象。网上固然有误，但如果去查查原始文献就不会出错，在这一点上，我们也是应该好好向汪士鋐先生学习，真正做到博学、审问、慎思、明辨，则庶几接近完美矣！ 2018年5月11日初稿于镇江 2018年5月21日补记于北京散净居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