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晚上10点，中风出院的父亲回到家。里里外外的亲戚第一时间前来探望，每个人都说着自以为能安慰父亲的话，几个女亲戚一进房门抱着父亲就哭。
父亲倒是超然，一副无所谓的样子，“这不回来了，哭什么？”
折腾到一点多，人潮终于散去，父亲这才露出真实、窘迫的样子。母亲和我费力地抬他去上厕所，两个人如同扛巨大的家具一样，气喘吁吁。好不容易把父亲折腾回床，似乎到了不得不聊天的时间，气氛却愈加紧绷。
住院3个月，父亲已经变得有些陌生：手术的需要，头发剪短了，背也似乎弯了，瘫痪的左半边舌头让他说话含混笨拙，没说几句话就喘。记忆中的那个讲话很大声，在亲戚面前要摆一副江湖大佬样子的父亲，不见了。
是他先开的口，嘴里混浊的一声：“你好吧？”
我点点头。
他先笑了：“没事，过一个月就可以像从前那样了。”
我点点头，张了张口，不知道怎么回答。我心里清楚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摩托车这么久没开，还在吧？等我好了，再给你买一辆，我载着你母亲，你带你姐姐，我们一起沿着海边兜风去。”
那是我们全家唯一一次集体出游。父亲还想回到过去，回到他还是家庭顶梁柱的那个过去。
然而第二天一早，他就摔倒了。当时母亲去买菜，我听到沉闷的一声，跳下床，赶到他房间时，他正倒在地上。他误以为自己还是以前的那个人，早上想坐直身起床，偏瘫的左侧身体跟不上动作，整个人就摔在地上。
我别过头假装没看见他的狼狈，死命去拖他。当时100斤左右的我，怎么用力也拖不起160多斤的他。他也死命地出力，想帮自己儿子一把，终于还是失败。
他和我同时真切地感受到，疾病在他身上堆积的重量。他笑着说：“你别着急，我慢慢来适应。”他小心地支起右腿，摸索着该有的平衡，用力一站，人是立起来了，却像倒塌的房屋一样，直直往右边倾倒。我恐慌地冲上前，扛住他的右身，但他的体重获胜了，我俩再次摔倒在地上，好久都说不出一句话。最后，是父亲挣扎着调动脸上的肌肉对我笑，但那个笑，终于扭曲成一个我描述不出的表情。
在父亲刚回家的那几天，所有家庭成员似乎都意识到，自己是在配合演一出戏码。主旨是传达一种乐观，一种对彼此对未来的信心，揣摩各自的角色和准确的台词。
母亲应该是个坚毅的女人，父亲大小便在床上时，她笑着说，你看，你怎么像小孩了。自己仓促地笑完，转身出去黯然地处理床单。这个笑话很不好笑，但她必须说。说完之后，一个人去看守那个已经停业很久的加油站——那是全家人的生计。
姐姐是个乖巧的女儿，一直努力履行职责——喂父亲吃饭、替他按摩麻痹的半身、帮忙做饭。
而我，我知道自己应该是准一家之主了。像一个急需选票的政客一样，要察觉这几个人的各种细腻表情，以及各种表情背后的真实心境，然后很准确地分配精力，出现在他们的身边。
这样的戏码，我们自己都察觉到，是多么的蹩脚，甚至可笑。母亲一个人在倒腾油桶的时候摔倒了，以前都是她协助父亲，把几百斤的油桶放横，推到合适的地方储存，她用90斤不到的身躯不断地推，却丝毫不能挪动半寸。那天下课，我到加油站，见她坐在满是油污的泥地里，一个人呜呜地哭。
最终把这戏码戳破的还是父亲。那是他回到家的第二周，他无数次试探自己的身体，反复挫败。那天蓬头垢脸的母亲一声不吭地拿来拐杖放到他身边，他看着拐杖，明白自己以后的生活，气急败坏地拿起拐杖往母亲身上打。
他瞄得不太准，拐杖擦过母亲的头，但她头上已渗出一大块淤血，倒在地上。然后是姐姐的尖叫、我的发怒、父亲的歇斯底里，最后是全家人的抱头痛哭。
很烂的剧情吧？把母亲扶上床，把姐姐安抚好，又和她一起完成了对父亲的喂养和身体清洗，关门的时候，我对着空气这么问。我不知道自己是在问谁，我老觉得有双眼睛在看着这一切，然后我问了第二句：故事到底要怎么走？
当然没有人回答。
二
父亲以为自己找到康复的方法了。但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父亲是因为心脏瓣膜脱落引发脑栓塞，能问的医生都问过了，他不可能找回自己的身体了。可我不敢说破。
那时即将入秋，有天晚上，他兴奋地拉住我讲，他明白了，自己的左半身就是脉路不通。“我不断活动，活血冲死血，冲到最后，我的另一半会活过来的。”
在这个想象下，他接受拐杖作为暂时的帮助。他第一天试验，从家里走到弯道市场用了很久，走到来不及回来吃午饭，最后是我们3个人兵分3路，终于在不远的拐角处找到他。我走过去大概20分钟，却是他一早拼命挪动6个小时的结果。
但他却觉得这是个好的开始。“起码我知道现在的起点了。”他说。
第三天，他的方案出来了：早上8点出发，走到小巷的尽头折回来，这样他可以赶在12点回来吃饭，吃完饭，休息一个小时，13点半出发，走到更远的弯道市场，可以在晚饭19点钟赶回来。晚上则是在家里，坚持站立，训练抬左脚。
每天母亲严格按照父亲的时间表准备3餐，并且按他希望的，每餐要有蛋和肉。父亲常说，以前当海员扛一两百斤货物没力气的时候，吃了肉和蛋，就马上扛得起了。现在他想扛起自己。
每天晚上大家都会陪他一起做抬左脚的运动。这运动经常以家庭4人比赛的方式进行，我们都有意无意地让他赢，然后大家在庆祝声中，疲倦但美好地睡去。
我至今感谢父亲的坚强，那几乎是唯一的快乐了。父亲心脏手术一次，中风两次，住院4次，再殷实的家底也空了。
家里开的小加油站，竞争力明显不行了。小镇的人更喜欢入海口那个面积大、设备好，还有饮料送的大加油站。母亲唯一依靠的，是她的好人缘。刻意和不刻意，附近的街坊约定着，都到我家那小店来加油。
母亲是个极硬气的人，她若察觉到有人摆着施舍的姿态前来加油，就会狠狠地拒绝。有一次我回家，看到母亲恐慌地躲在家里。她对我说，刚有个男的开着小汽车来加油，一下车就问你父亲好不好，我说很好啊，他嘿嘿笑了一声，说他以前曾跟着你父亲混饭吃，时移世易，人生难料，他指着自己的车说，你看，一个这样，一个那样。
母亲气急了，把油桶往地上一扔说，这油不加了。
那男的也怒了，大声凶她，我是帮你们，还这么不知好歹！
气急的母亲，拾起一块石头，想都没想就向那男人一扔，竟然砸中他的头，血顺着他的脸流下来。母亲怕极了，死命跑回家里，插上房门，自己一个人呜呜地哭。
“我当时气急了。”她不断解释，像个做错事的小孩。我知道，那个男人的每句话，都刺痛了她的心。
最后，是我陪着母亲去看那没人管的加油站。我们做好了心理准备：被砸了？被抢了？被烧了？然而，油桶没乱，油没丢，甚至桌椅都被整齐摆好。桌子上放了一张100块，和一个空的小油桶。
三
从夏天坚持到秋天，父亲开始察觉，该发生的没有发生：左手臂依然习惯性地蜷在胸前，左腿依然只有膝关节有掌控感，甚至，让他恐慌的是，脚指头一个个失去感觉了。
他对时间更苛刻了。每天睡醒，他叫嚷着让母亲扶他起来，然后就开始盯着时钟，不断催促，本应该是15分钟穿好衣服的，本应该是第20分钟帮他洗漱完毕的……但是，为什么这里慢了一分钟，那里又拖了两分钟。他会突然把桌子上的东西一扫，或者拿拐杖敲打地面不断咆哮：“你是要害我吗！”仿佛，恰恰是母亲手忙脚乱来不及跟上的每分钟，害他无法如期完成对自己另一半身体的调动。
闽南多台风，这不是什么新奇的事。这天，按照天气预报，父亲生病后的第一场台风要来了。我起身要去关上门，却被父亲叫住：不能关，我待会要出门。
台风天要出什么门？
我要锻炼。
台风天要做什么锻炼？
你别害我，我要锻炼。
就休息一天。
你别害我。
父亲连饭都不吃了，拿着拐杖就往门外挪。我气急了，想抢下拐杖，他拿起拐杖就往我身上打。母亲赶紧起身去把门关上。父亲咆哮着一步步往门口挪，他右手拿拐杖维持住平衡，偏瘫的左手设法开门，却始终打不开。
他开始用拐杖死命敲打那门，边哭边骂：“你们要害我！你们就不想我好！”我气急了，把门打开：你走啊，没有人拦你。
父亲不看我，小心翼翼地挪动那笨重的身躯。身体刚一出门，风裹着暴雨，像扫一片叶子一样，把他直接扫落到路的另一侧了。
我冲上前要扶起他，他显然还有怒气，一把把我推开，一个人在那挣扎。
母亲默默走过去，用身体顶住他的左侧，他慢慢站立起来了。母亲想引着他进家门，他霸道地一把推开，继续往前走。
风夹着雨铺天盖地。他的身体颤颤悠悠，像雨中的小鸟一样，渺小，无力。邻居们也出来了，每个人都叫唤着，让他回家。他像没听见一样，继续往前挪。
一阵风撞击而来，他又摔倒了。邻居要去帮他，他一把推开。他放弃站起来了，就躺在地上，像只蜥蜴，手脚并用往前挪……
最终他彻底筋疲力尽了，才由邻居帮忙，抬他回了家。然而，休息到4点多，他又自己拿了拐杖，往门口冲。
那一天，他就这样折腾了3次。第二天，台风还在，他已经不想出门也不开口说话，甚至，他也不愿意起床了。他的内心里某些东西完全破碎了。
不言不语了几天，他终于把我唤到床前，说，你能开摩托车带着我到海边兜兜风吗？
那个下午，全家人七手八脚总算把他抬上摩托车，和负责开摩托车的我，用一块布绑在一起。
秋天的天光雪白雪白，像盐一样。海因而特别好看。我沿着堤岸慢慢开，父亲在后面安静得像植物一样，像他从来不存在一样。回到家他才开了口：“好了，我心事了了。”我知道，他认为，自己可以死了。
四
疾病彻底击垮了他。同时也释放了他。他不再假装坚强了，会突然对着自己不能动的手臂号啕大哭，他甚至脱掉了父亲这个身份该具备的样子，开始像小孩一样撒娇。
我放学回家，常可以看到门口坐着一群年老的乡邻，听他讲述着一些稍微夸大的故事。又或者有不同的邻居登门，向母亲和我告状，父亲与他家孩子或者小狗吵架的故事。
父亲的形象彻底崩塌了。姐姐和我对他的称呼，不断调整，从“父亲”一路退化到昵称阿圆，甚至后来，他与我那刚出生的外甥女并列，外甥女昵称小粒仔，家人都称呼他为大粒仔。
然而，死亡迟迟没来。
为了期盼死亡的到来，他讲话都好像是遗言。他会说：我不在了，你自己挑老婆要注意；会说：我一定要火化，你走到哪儿就把我带到哪儿。他几次还认真地说：没事的，我不在，家还在的。
这些话刺痛着我，会让我对他发脾气。他便不吭声了。
慢慢地，他口中的死亡似乎已经不是死亡，而是一个他没盼来的老朋友。他偶尔说漏了嘴：“儿啊，你有了孩子会放到老家养吗？孙子的名字让不让我来起？”
我会调侃着问：“怎么，不死了？”
“死！”他意识过来了，“还是要赶紧死。”然后自己笑歪了嘴，一不小心，口水就从那偏瘫的左边嘴巴流了下来。
然而，那个冬天他还是昏倒了。吃饭吃一半，他突然扶住头说，有点晕，然后就两眼翻白，口吐白沫。“我真以为自己要死了。”急救醒来之后他说，“唉，我还真有点舍不得。”
“那就别死了。”我抱着他，久久不肯放。
好消息是，父亲又怕死了。可医生也告诉我另外一个坏消息：父亲的血管会越来越收缩，左半身会完全不能动，甚至大小便失禁。
晚上，母亲拉着我偷偷商量。她算了一下，父亲可能再5年就完全瘫在床上了，假如父亲活到80岁，每年需要的花费，以及“娶老婆的钱”，还需要很多很多。她说：“别担心，我们母子俩是战友，以后我会边照顾他边做手工。趁这5年，你尽量冲。”这是我们母子的约定。
虽然父亲像个孩子一样，拉着我不让我远行，但他也接受了我去北京工作的决定。按照与母亲的约定，我没日没夜拼命工作了3年，竟然攒了将近20万。我心里产生了一个奢侈的计划：再过两年，把父亲送到美国看病，听说那里有一种仪器，能把堵在他大脑里的那个瓣膜拿出来。父亲就能找到他的左半身，然后，我的家又会康复了。
一切正在好起来，我和母亲说。
直到那个下着雨的傍晚，我突然接到了堂哥的电话。
——父亲走了。下午4点多，看到他昏倒在地上，赶忙叫堂哥开车送他到医院急救。但在路上，他已经不行了。
辗转到家，已经是晚上23点多。我哭不出来，一直握着父亲的手。那是冰冷而且僵硬的手。我压抑不住愤怒，大骂着：“你怎么这么没用，一跤就没了，你不是不想死吗？你怎么一点诺言都不守！”
父亲的眼睛和嘴角突然流出一条条血来。亲戚拉住我说：“人死后灵魂还在身体里，你这样闹，他走不开，会难过到流血水，他一辈子已经够难了，让他走吧。”
我惊恐地看着不断涌出的血水，像哄孩子一样轻声地说：“你好好走，我不怪你，我知道你真的努力了……”哄着哄着，我终于忍不住号啕大哭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