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总结前朝失政的基础上，刘秀确立了一套新的治国方略，其核心是偃武修文、以柔治国。 刘秀自己就是一个爱好儒学的人。朝廷议事结束以后，他经常与文武大臣一起讲论儒学经典里的道理，直到半夜才睡觉。太子刘庄劝他重视健康、保养精神，他说：“我喜欢这样，不觉得疲劳。”刘秀有时亲自主持和裁决当时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的争论。 自从平息隗嚣、公孙述以后，除非紧急时刻，刘秀从不讲军旅问题。皇太子曾向他问起有关攻战的事，他说：“这个问题不是你所涉及的。”有一次，有人上书建议，趁匈奴内部分裂，又遭到严重灾荒的机会，用几年的时间一举消灭匈奴，他坚决地否定了这个建议。 刘秀如此倡导儒学，不言兵事，是筹划改造他的官吏队伍，以适应由取天下，向守天下转变的这一根本需要。 随着战火的平息和儒学的活跃，刘秀逐渐改变了官吏队伍的素质和结构，用文吏取代功臣，功臣们交出手中的权力，离开官位，各自回到家中养尊处优。 刘秀的“柔道”，首先表现在征伐占领之后。注重安抚，不事屠戮，凡是投降的，只把他们的的首领送到京城来；对小民百姓，遣散回家，让他们种地，拆掉他们的营垒，不让他们重新聚集。他主张征伐战争不一定攻地屠城，要点是安定秩序，召集流散的人口。 刘秀柔道的第二个内容是，颁布了一些有利于奴婢的政令。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下诏宣布：天地之性人为贵。其杀奴婢，不得减罪；敢于用火烧烫奴婢的，按法律论罪；对被烧被烫的奴婢，恢复其平民身份；废除奴婢射伤人判死刑的法律。 建武二年（公元26年）诏书宣布：被卖的妻、子愿回到父母身边去的，听其自便；敢拘留者，按法律论罪。建武十二年、十三年、十四年，一再下诏宣布：自建武八年（公元32年）以来，被迫当了奴婢的，一律恢复平民身份，自卖的，不再交还赎金；敢拘留者，按《略人法》（针对当时青州、徐州一带豪强势力抢逼弱民为自己当奴婢的法律）从事。 减刑轻税，并官省职。建武七年（公元31年），下令京都地区及各郡、国释放囚犯，除犯死罪的一律不再追究，现有徒刑犯一律免罪恢复平民身份；应判两年徒刑而在逃的罪犯，由地方吏发布文告公布姓名，免治其罪，使其放心回家。 建武六年（公元30年）诏书宣布：因军队屯田，储粮状况好转，停止征收十分之一的田税制度，恢复汉景帝二年(公元前155年)实行的征收三十分之一的田税制度。 汉朝的官府及吏员设置在汉武帝时曾大为膨胀，庞大的官僚机构是造成汉武帝及以后时期，民用匮乏的重要原因。刘秀即位后大量合并官府，减少吏员。在这个问题上，刘秀也表现得很有气魄，仅建武六年对县及相当于县的封国进行调整，就“并省四百余县，吏职减损，十置其一”。这些措施使费用大为节省，大大减轻了人民的负担。 刘秀作为明君，从不恣意放纵、豪华奢侈。他不喜饮酒，不喜听音乐，手不持珠玉。他曾令太官（掌管膳食的官职）不要接受郡、国奉献的珍馐美味。远方异国进贡的名马宝剑，刘秀总是赐给骑士。 汉朝自武帝以后，后宫掖庭人数达到三千之多，除皇后以外，有爵秩品级的就分婕妤、容华、充衣等十四个等级。刘秀即位后，只有皇后、贵人有爵秩，贵人的待遇只有谷数十斛；此外有美人、宫人、采女三等，均无爵秩和规定的待遇。 刘秀在世时要预建陵墓，名日寿陵，特意叮嘱地面不要太大，不要起高坟，低洼处只要做到不积水就可以了，而且，将来要像汉文帝那样，不随葬金宝珠玉。 刘秀常常显示出一种恢廓大度、平易谦和的气貌。焚烧王郎文书以安人心、宽宥朱鲔以降洛阳、表示诚收以服铜马，都是常被称道的事例。 建武四年（公元28年），割据陇右的隗嚣正徘徊于公孙述和刘秀之间，到底归服哪方，犹豫未决，就派他的将军马援先后去成都和洛阳观察形势。马援自幼就被人们认为有大才，在西州很有名气，很受隗嚣敬重，他被刘秀接见他时的气度深深打动了。 刘秀接见马援这样一个关系重大的使者，没有升堂坐殿，只是便衣便服，连帽子都没有带，独自一人坐在宣德殿的廊庑下面，让一个宦官引导着马援去见他。他微笑着，开头就说：“贵客徘徊在两个皇帝之间，经多见广，今天见到贵客，深感惭愧”平易谦和的姿态，使马援感到了一种明君的魅力，他叩头说：“当今的局势，不仅是君主在选择臣下，臣下也在选择君主。”接着，就说起公孙述接见他时戒备森严的情况，并说：“我从远方来，陛下接见我连卫士都没有，就不提防我是敌国刺客吗？”刘秀笑着说：“你不会是刺客，只是个说客罢了。”这次会见，使马援觉得刘秀的恢廓大度与汉高祖刘邦十分相似，是真正的帝王之才。后来马援劝隗嚣归服刘秀，隗嚣不听，他就脱身自己归服了。 刘秀对于臣下的歌功颂德、阿谀奉承，常能保持一种清醒的的态度；而一些刚正不阿的官吏，却能获得表扬。有一次，刘秀外出打猎深夜方归，要从洛阳城的东北门进城，掌管这个门的郅恽拒不开门。刘秀让人点起火把，并派人告诉说皇帝回来了。郅恽说：“火光闪烁，又远远的，看不清楚。”仍是不开。刘秀没法，只好转到东城门进了城。第二天，郅恽上书刘秀，说他游猎山林，深夜方归，将带领出一种不良风气，危害国家。刘秀赏了郅恽一百匹布；而把掌管东门的人贬为登封县尉。 但是，刘秀毕竟是皇帝，也不能容忍有伤尊严的事。大司徒韩歆为人直率，说起话来无所隐讳，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刘秀找出已被他打垮了的隗嚣、公孙述之问的来往书信，在朝会的时候读给群臣听。心直口快的韩歆觉得这些书信写得很有才华，就说：“亡国之君皆有才，桀、纣亦有才。” 在刘秀听来，这话有讥笑他不如隗嚣、公孙述有才华的意思，于是大为恼怒。恰巧在这次朝会上，韩歆又列举大量事实，证明要发生饥荒和动乱，言辞激烈，说起话来指天划地。感到自尊心受到了伤害的刘秀，当即就罢了韩歆的官，要他回家当老百姓去。 韩歆回家后，刘秀仍是怒气未消，又专门派人带着他的诏书去谴责他。大司徒为三公之一，相当于宰相，是朝廷最高官职，罢官之后皇帝特诏谴责，这意味着要治死罪。 司隶校尉鲍永，一向是个以直言敢谏出名的官吏，认为韩歆是说真话，为此罢官，已经不公，坚持不要再治罪。结果，鲍永被贬为东海国相，韩歆及其子韩婴被迫自杀。 韩歆曾随刘秀征战，有军功，这件事引起朝臣的普遍不满，刘秀只好仍按大司徒的规格给他举行了葬礼。 （本篇完） |
|
|
来自： liuhuirong > 《秦漢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