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碣中的“淮阴城”

淮安汉韩侯祠藏碑

　　2004年，由香港天马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的《淮阴金石录》一书中，刊载了竖立在淮安老城府市口“淮阴市”碑的正、反两面照片。在说明文字中，这样写道：

　　此碑建于唐代，原立在淮阴故城中（即今淮安市淮阴区码头镇），明时被移立于淮安府市口，后损坏，存放在楚州区勺湖公园内。时年，淮安府又仿制一块，现立于城内。

 

　　在这段话中，“淮阴故城”后用括号主观说明淮阴故城就在码头镇，而楚州区即指今淮安区。根据今存大量淮安历史文献、地方志、碑刻等记载，《淮阴金石录》一书所说，有失偏颇。 

竖立于淮安城北门府市口的“淮阴市碑”

 

　　一、由“淮阴市”碑说起 

　　首先，“淮阴市碑”并非唐碑。其碑身落款处有两个人名，皆为明代人。古人喜欢信而好古，不至于将珍贵唐碑磨平，再镌刻一块与原碑同样内容的碑。碑上两个落款的人名，一为“知府王廷器重修”，另一为“东鲁刘大文题”，虽都是明代人，但先后相差了100余年。 

　　王廷器，名瑜，字廷器。宣德八年（1433）任都指挥佥事镇守淮安，充左副代陈瑄镇淮安督漕运，累进左军都督佥事。而刘大文是在150多年后的万历二十四年（1596）才来淮安担任淮安府知府。碑中，王廷器并未担任过知府，却署称“知府”，刘大文确是知府，却只泛泛署了自己的籍贯地“东鲁”。这是为何？一种说法是在宣德年间王廷器曾重修过此碑，而到了刘大文时，碑损重勒，并继续署上王廷器之名。刘大文署王廷器为知府，或许是因为王廷器镇守淮安时行使过知府的职能，也或者是古人的那种谦逊，才会有了这样一个题署方式。所以，磨唐碑刻新字之事更不可能发生。 

　　其次，“淮阴市碑”并非从码头镇“移立”到府市口。据前文所示，碑中出现的两个人名都是明代人。一个是镇守淮安的“权官”，一个是淮安府的“父母官”，两个人的工作地点都在淮安城内。如果两个人都在他们生活的时期重修过这块碑的话，那更说明此碑之前就有已损之碑，并在原址重立。因损而修，几次更迭。且府市口的“学名”就叫“淮阴市口”。若简单表述，即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官员，为淮安城内的“淮阴市口”几次修复了“淮阴市”碑。类似的事情，历史上在淮安城内最平常不过。“淮阴市”碑并不是名碑名刻，若与淮安城没有联系，不管是淮安人王廷器还是山东人刘大文，重修它为何？所以“移立”之说不足为信。 

 

文革时期被红卫兵砸断的“淮阴市碑”

 

　　第三，勺湖公园中的“淮阴市”残碑是“文革”时期砸断的，并非是封建时期，且“淮安府又仿制一块立于城内”，纯属臆造。在淮安区北门大街与东门大街之间道路未拓宽前，此碑东西朝向贴于上坂街北首西侧潘干臣家附属房的东山墙，有碑楼，外观类似土地庙，南侧是潘干臣家正房北山墙。据说如此立碑方式，是因为过去碑立于十字路口时，因靠近漕运总督署、淮安府署，向北还有大河卫指挥使司等官衙，淮安城内大小官员行走到此落轿下马极为不便，便被一任知府改为贴墙立放，此后进出“不必多礼”。1968年文革时期，“淮阴市”碑被认定为“四旧”之物，先是由红卫兵用黄纸封盖，后被砸毁运走，放于城北大队市河边作为水码头的垫脚石之用，直至1987年北门大街拓宽时，才找回此碑残体。根据清晰可辨的残文断字以及碑后的“韩信故里”字样，遂知此碑厚重的历史价值。后妥善保存于勺湖碑林之中，供后人怀古瞻仰，并在府市口原碑旧址西北30米处仿照明代原貌复建“淮阴市”碑供后人访古怀旧。

  

“淮阴市”残碑背面“韩信故里”字样

 

　　第四，碑刻上的“市”也为后人引起了小小的误会。古还没有“市”这个行政单位，碑上的“市”仅是市口、市井、集市等之义。古人也根本预料不到解放后会有“淮阴市”这样一个行政建制会出现在立碑之处西北20公里处。过去中国的这种行政建制体系，在今日本、韩国这样传统文化保存相对较好的国家，还能看到。即在省以下，“府”级别最高，其次是“县”，“市”在县之后。中国古代本也如此，是从民国以后发生变化的。 

　　那么，府市口竖起的“淮阴市”碑究竟有没有为历史记载添乱？其实只要了解一下古淮阴地名演变历史，解放后淮安、淮阴地名之争便全部化解。 

 

乾隆皇帝《御制诗文法帖》中《过淮安城》诗云：“汉淮阴是晋山阳”

 

　　 二、碑碣中的“淮阴城” 

　　淮安市淮安区历史上长期是县、郡、州、路、府的所在地，政治地位衰落主要是从解放后成为县级市开始的。而给今天人们造成地名混乱不堪的局面，又是源于民国初年的那次改名。1914年，民国政府改定重名县，淮安邻县清河因与河北清河县重名，便由清河县改为了淮安地区最早的行政建制名称——淮阴县。如果没有那次改名，可能后世也没有淮阴、淮安地名之争。解放后，曾为前清府城所在地的淮安县划归邻县盐城专区管辖。1952年，淮安县又从盐城专区划归淮阴专区，而这个淮阴专区驻地，正是淮安过去的临县清河。1970年，淮阴专区改称淮阴地区，专署驻清江市（即原驻地）。由此，随着“淮阴”地名的错位，淮阴、淮安的政治地位也在发生着极其大的变化。此后，就有了古代文献、碑刻上的文字记载与今天的行政区划地名对不上的地方。 

　　在淮安区博物馆，保存有大批珍贵碑刻。其中不少碑刻上都有“淮阴城”或“淮阴”字样，或落款为“淮阴某某”。若按解放后的行政区划理解，这些碑上所提到的“淮阴城”即指今淮安市清江浦区老城区，而“淮阴人”即为清江浦区以及淮阴区人。其实，这些碑上所表达的意思，并非是这样。 

 

《福建天后宫碑记》中记载其位置位于“淮阴城北莲花街”，即今天河下莲花街

 

　　碑一：《福建天后宫碑记》，高1.37米，宽0.7米。在第4行写道：

　　置买市房田地，于丙戌年春淮阴城北莲花街旧址，重建圣母宫殿。市房余资，以备春秋祭祀之需。 

　　 这段碑文中有“淮阴城”三字出现，但紧随其后有明确的道路名，即便现在人来看，也能轻松分辨出碑文中的“淮阴城”是哪里。碑上清晰写着莲花街的位置在淮阴城北（即淮安城北），而这莲花街上重建的天后宫，正是河下历史上的一处庙宇。改革开放后，该碑从萧湖移至勺湖碑园中保存，也不是一块碑从淮阴区“移至”淮安城内的碑。

  

 《节孝徐先生祠墓志》中载其墓位置：淮阴旧城东门外（即今淮安区城东）

 

　　碑二：《节孝徐先生祠墓志》，高2.9米，宽0.92米。此碑碑文部分磨损，在第10行写道：

 

　　淮阴旧城东门外□三里前□祠肖先生像右前双冢为先生父母…… 

　　此碑原立于淮安城东徐节孝墓神道旁，为盘龙头御制碑。“文革”期间，徐节孝墓被毁，此碑遂被移走，放置于城东乡闸口村冯陈组鱼塘边作石跳板。今存于淮安区博物馆。 

　　徐节孝即徐积（1028—1103），字仲车，北宋治平四年（1067）进士，聋人教官。3岁时父亲去世后，因父名石，终身不用石器。行遇石，避而勿践。母亲去世时，他在墓地守孝3年，哭不绝音。崇宁二年（1103）去世后归葬淮安城东。政和六年（1116）赐谥“节孝处士”。家乡建“徐节孝祠”，历代均有修缮。《节孝徐先生祠墓志》碑开头阐述了墓当时的情况。因位于淮安老城（还有新城、夹城）之东，即称为“淮阴旧城东门外”。 

 

老淮安古代文人雅士署名多用“淮阴”作为籍贯，图为吴承恩《圣井铭并序》碑

 

　　三、民国之前的“淮阴城”就是淮安城 

　　淮安区历史上长期是县、郡、州、路、府的治所，虽各个时期境内建置分分合合，但最终山阳城（即淮安城）成为了传承古代政治、经济、文化的载体。无论是秦汉时期最早的淮阴县，还是后来新设的淮阴县至元代并入山阳，都是这块热土上重要的历史沿革。据万历《淮安府志》中载，“山阳淮阴故城”是淮安首位古迹。之外，历史上淮安城附近还有我们熟悉的韩信城、新城县城、故仓城、刘王城、韩王城等等大小城。它们因为在历史的长河中存在时间不长，而并不被太多的人所熟知。尤其是在一段历史时期当中，我们今天熟知的淮阴县、山阳县、淮安县三县并列存在，但最终划归成为山阳大县，并在政治归一之后，成为地区施政中心。 

 

《禹贡九州图》中的“淮阴”即《大清国道程图》中的“淮安”

 

　　在各种记载中，秦汉时期的淮阴故城均在山阳城西，虽至今没有任何考古发现，但根据历史地图和记载推断，淮阴故城位置应在今清江浦区城南及淮安区向西的广大地区。因为这片区域长期为山阳县所辖，直至解放后行政区划才有所调整，所以在此境内的淮阴故城，就被万历《淮安府志》中称为“山阳淮阴故城”。作为淮安境内最早的建制单位，山阳县承接过秦汉淮阴故县（元代划入山阳县的淮阴为后设，非秦汉淮阴故县）的政治延续，故明清时期大量的书籍、文献、信札、碑刻、书法作品中称淮安城为“淮阴城”，山阳人则署称“淮阴”人。出现这样的现象，正是文人信而好古的性格特征所造成的。也正因如此，造成了如今淮安地名、行政区划调整后的诸多不变与混乱。特别喜署“淮阴”之名的边寿民、关天培、邱心如、吴鞠通等人，在如今都变成了今天的淮安市淮阴区人。 

    尽管站在现代人的角度看淮安历史，一提到“淮阴”二字就有点乱，会和如今的淮阴有所混淆，但其实这在古代是根本没有的事儿。乾隆皇帝南巡过淮安时能写出“汉淮阴是晋山阳”之句，就说明他善于读书，且除了国家大事也了解地方历史。 

《钵池山志》中有对板闸钵池山爱莲亭的位置记载：“距淮阴城北十五里”，“淮阴”即指今淮安区

 

　　即便过去淮安人都称呼自己为“淮阴人”，称呼淮安城为“淮阴城”，但淮安人也并不忌讳在地方志中准确、客观的记载“淮阴”“山阳”等地名的历史沿革和地理位置。如万历《淮安府志》载：“淮阴故城在治西北四十里”，乾隆《淮安府志》载：“淮阴故城在清河县东南五里”，光绪《淮安府志》载：“射阳故城在县（山阳）东南”“山阳故城在治（今淮城）南”“新城故城在治西三十里”等等。淮安历史上这些较早的行政建制单位，几乎都不在今天的行政建制单位驻地。而在封建时期大一统之后，趋于稳定的政治中心，淮安选择了山阳县，且这些历史古城又都在所辖境内，所以最早的“淮阴”，成为了根本和尚古的对象。 

     当然，大多数山阳文人尚古“淮阴”，也有尚古“射阳”的，吴承恩就是其中一个。但那时周边临县地区却不用“淮阴”之名尚古，他们大都直接用县名署籍。如咸丰年间《重修文通塔记》碑中落款便署称“湖北巡抚、清河龚裕撰”。 

清河县原为泗州清河军，南宋咸淳九年（1273）始建县

 

　　《淮阴金石录》一书，主要记录了今淮阴区（即古代清河县）为主的碑刻，并收录淮安区部分有“淮阴”字样碑刻。实际上早在清末时，从淮安走出的国学大师罗振玉就曾编过一本《淮阴金石仅存录》，但记载均为山阳县的各类金石碑刻，是研究淮安城碑刻历史的重要文献资料。 

在民国初年印制的中国全图上，清河县所更新名“淮阴”下方还括注“清江浦”字样，以防更名带来的不便

 

　　除了碑刻、书籍等载体，山阳县过去的驿站就被定名为“淮阴驿”。同时期，清河县的驿站定名“清口驿”。由此可见，在明清时期的淮安府或是山阳县，广泛使用“淮阴”之名，已经不仅仅只是民间个人行为，这也得到了官署衙门的认可。

　　直至持续到民国后，因为“淮阴”地名的重现和错位，才使得淮安人使用“淮阴”之名的这种习惯有了变化，并逐步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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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第3期（7.15）主题：淮安名人故居（古城保护和有机更新专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