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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共2363字丨阅读全文需要7分钟 对华移民政策的解冻与唐人街的腾飞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和美国结成坚实的盟友，为反法西斯事业做出卓越贡献，再加上美国对德国法西斯屠杀犹太人暴行的反思，《排华法案》这个对单一民族进行限制和歧视的条律，终于迎来了它的末日。 1943年，《排华法案》废止议案出台，规定因中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正式结盟而允许每年105名华人获得入境签证。1945紧急通过《战时新娘法案》，允许为军队服务的华人将妻子带入美国。20年后，《1965年入境移民与国籍服务法案》通过。至此，美国对华人长达83年的入籍入境限制正式结束，华人终于有了留美定居的权利。移民政策上的回暖，为唐人街在1965年后的腾飞奠定了基础。 作为华人聚集区的唐人街基于差序格局的伦理关系，不论在经济领域还是在公共关系万面，都有着明确的章法。先来的移民积累起资本后变成了小企业主，按照血缘、地缘等关系帮扶新人。于是，唐人街中形成了以华族企业为核心，华族雇员服务生产的经济体系。 例如，1930年前后，来美国还没几年的梁汤姆在旧金山名声大噪。因为他用行李箱里夹带来的几瓶万金油治好了不少人的偏头痛。虽然人们仅仅少许缓解了病痛，但他成功地让人们相信他比诊所里的医学博士更有水平。于是，他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宣称自己是来自东万的皇家神医。 梁汤姆拒绝雇用任何白皮肤的医学院学生，从中国来的老乡是这位“皇家神医”最青睐的雇员。梁汤姆赚得盆满钵盈，在美国4置豪宅，过上了富裕生活，他的华人老乡也因此衣食丰足。
唐人街的中餐厅 纽约唐人街上的中餐馆前身大都是洗衣房。19世纪刚到北美的华人若无体力下矿，只能在唐人街做洗衣这种无本买卖。一段时间后，生意壮大，拉拢几个同乡充下手。再过些年，把洗衣店盘给初来美国的移民，自己或开或买一家饭店，再当老板。 从洗衣房到中餐馆的“巨变”，只是唐人街作为民族聚集区经济发展模式的一种。“先富带后富”消除了个人之间经济利益上的对立，民族资本和外来资本都得到了较为高效的利用，从而有了向其他行业和唐人街以外的地区扩张的可能。从这个角度来看，唐人街并不仅仅是华人移民暂时的安居所，也不仅仅是他们踏向美国社会的跳板，更是华人与美国社会交互融合的地带，是他们融入主流文化的预备营。 当1965年移民禁锢被彻底打破后，大量华人涌入美国。对1965年后的华人移民进行细致观察，就会发现，相比曾以底层民众为主体，信奉”埋骨必须奥梓地’捞一把就走”的初代移民，新移民更希望在美国定居。这些新移民大多来自香港、台湾地区，也不乏祖国大陆的富商。他们的文化水平更高，经济实力更加雄厚。这为唐人街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 随着新移民的到来，数以亿万计的资本浸润了唐人街内外华人产业的每一个角落。高素质的技术移民填补了之前华人移民历史中欠缺高素质文化移民的不足。在20世纪50年代，硅谷已经是全美科技先锋的大本营。但放眼望去，这里没有华人的身影。不过，情况很快改变。 中国的微电子工程师跟着移民浪潮来到了硅谷，给后人留下无数津津乐道的传奇故事。著名的美籍华人科学家王安曾经是电脑软件行业中的巨头，1967年他的公司上市时创下当时原始股票的最高价格纪录。又比如硬件行业中的李信麟，他一手创办了魔鬼系统公司，并研发出轮式打印机，与IBM的球形打印机分庭抗礼。 得益于大量优质华人的到来，唐人街以及华人的经济模式迅速转型升级，形成了稳健的多元结构，有了钱和人才，成分单一、附加价值低的传统行业自然得到改观。 比如，中餐不再是廉价的快餐，而是能体现出文化、体现出身份的异域美食。同时，一些专业性强、分工细致的产业也借此机遇在唐人街萌芽。房地产、珠宝加工、高端旅游服务等行业为新移民提供了充足的就业机会。 唐人街内部密切的经济来往巩固了其中的社会关系网络。这也能够很好地解释最近几十年虽然美国华人的分布越来越散，但与唐人街依然能保持着紧密联系的现象。事实上，每一个新出现在城市中的唐人街，都可算作老唐人街的“卫星城”。强大的文化聚合能力让海外华人越走越近。 华人的移民活动已有数千年历史，形成了孔飞力教授所称的“走廊—生态圈”格局：人口从故国出发，携带一定数量的财物，向着目的地一路进发，此谓“走廊”；抵达后，在当地迅速抱团生存，在异乡的土壤上克服艰难险阻，拓宽生存空间，此谓“生态圈”。唐人街就是华人移民史的代表作。 移民，究其本质，不过是一种适应性生存策略，唐人街的诞生也不例外。对干贫困家庭中的男性来说，劳动力或曰“身体资源”，成了他们唯一可拿来获利的资本。当较长预期内有更多的收益时，向外移民的动力会显著提升。而国内凋敝的经济和庞大的人口带来的不平衡则为移民提供了推力。19世纪的美国正巧需要大量劳动力，加上那时金矿带来的诱惑，赴美成了华人海外谋生的第一选择。 但华人移民的不足在于，他们只关心家庭的福祉和本家族在故乡的地位，对于能否在美国彰显中华又化、制造影响力并无大大兴趣。在美国立足之后，华人们寄钱回家，担当起旧家园的保卫者，而非将自己视作新家园的开拓者。因此，海外华人归国修建宗祠、投资办厂，包含了对侨乡的清感依恋以及对宗族又化的回归。 这一行为曾遭到西方媒体的误读，但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在美华人拥有成功的经济地位却没有与之匹配的政治力量。这也能回答为何在漫长的岁月中，华人们极少走出唐人街，而唐人街也仅仅只以一个社会景观的形式存在。 唐人街彪炳海外华人发展的史册，其兴衰荣辱与华人的命运息息相关。对华人这个坚韧无比的群体来说，经历过那么多的风风雨雨，只要处在一个相对公平的竞争环境中，他们就可以拼尽全力，就像百年前在金矿中砸下的第一镐那般坚定有力。更何况，今天的华人已经觉醒，不再是逆来顺受的“模范公民。面对歧视和不公，他们会站出来，发出心底的呐喊。 本文来自《中国国家历史》第十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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