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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师著名语言学家张斌先生于今年3月31日清晨驾鹤西行，享年99岁。先生的道德文章，先生在现代汉语语法学上的学术思想、学术成就和学术贡献，已有官方的公允而尊崇的评价，又有许多报刊和网络的多角度介绍，我不再赘述。本文只就我个人的所见所闻所经历，说几件事，借以寄托怀念与感恩之情。 师生缘 1950年代初期，上海小学生、中学生数量猛增，师资十分紧缺，市政府决定创办市属的高等师范院校。1954年，上海师范专科学校成立，张斌先生是筹备委员会委员，并担任中文科副主任以及“现代汉语”课程的教师。 我是第一届（1954级）学生。中文科学生最多，招了250名。“现代汉语”以大班形式（100人）上课，而且安排在周一的第一、二节课。因此，我们见到的第一位老师便是张斌先生。开场白之后，张先生在黑板上写了一个句子，并就这个句子问了一个比较简单却值得关注的语法问题。他先后指定两位同学回答。由于当时的中学是不教汉语语法的，因而两人都没说到点子上。先生又问：“谁能回答？”我斗胆举手，居然答对了。当天晚上我们班级选举各门课程的课代表，其实新同学之间相互并不了解，也许是受到白天在课堂上我即兴回答的影响，同学们一致推举我当“现代汉语”课代表。从此，我就成了张先生和我们班级之间上通下达的桥梁。我当课代表还算努力，几乎每次课后都要带着自己的或者同学中讨论过的、课内的或者课外的，有关语法、词汇、修辞的大大小小问题，向张先生请教；张先生总是耐心地、不厌其烦地，甚至十分乐意地，一一解答。先生认为，来自学生的问题越多越好，一来说明学生在动脑筋思考，二来有利于丰富他的教学内容，加强针对性。 不久，我偶然在讲台上发现张先生讲稿的封面上，署名“文炼”。我不禁惊喜万分：“呀，原来‘文炼’就是我们的老师啊！”“张斌”这个大名，我是进了上海师专之后才听说的。而“文炼”却是我早就知悉的。我家里订有《大公报》（当年在上海出版），我曾经在《大公报》上读过两篇文炼的文章，印象深刻；况且就在前一个星期日，我在福州路新华书店买到一本文炼、胡附合著的《中学语法教学》。这下子对上号了，“文炼”乃是张斌先生的笔名。我觉得太幸运了，我们有这么好的老师啊！ 那时候，《汉字简化方案》尚未诞生。先生讲稿封面上“文炼”的“炼”字写的是“鍊”字。二十年以后，“金柬生”成了我最喜爱最常用的笔名之一——我把“鍊”字拆成“金柬”二字，“金柬生”意即文炼的学生。这是后话。 1956年，首届学生毕业。张斌先生要我留校，在汉语教研室当助教。由此，先生与我的师生关系得以长期延续。六十余年来，我一直留在先生的身边，追随先生从事现代汉语语法教学和语法研究。 这是缘分啊——开启了一个甲子的师生缘！ “刘关张” 1980年代的后半期，天津师范学院、四平师范学院等多所大学聘请张斌先生为兼职教授。每当现代汉语专业的研究生即将完成学业时，这些学院总会邀请张先生担任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先生常常带我一同前往，我忝列答辩委员，得以在实践中体验指导研究生的甘苦。对于接待方，张先生从不提什么条件，不住宾馆，就住在教工集体宿舍里，并在教工食堂用餐。我与张先生共居一室，一则我便于在生活上照料，二则可以得到许多跟先生自由交谈的机会。由于大学教师没有坐班制，除了上课、开会，大家匆匆来，匆匆去，各忙各的，因此平时在教室里、在教研室里，都没有这样随意聊天的好机会。我们在外地工作之余的谈话，总是张先生说得多，我乐于充当聆听者，洗耳恭听。他博闻强记，见多识广，无主题的交谈，往往使我大开眼界，获益匪浅。 在谈话中，我对张斌先生的经历和志趣有了更具体的了解。 先生是设在湖南蓝田的国立师范学院毕业的，不是国文系，而是教育系（侧重心理学）。1943年毕业，正值抗战时期。他先后在四川的两所中学任国文教师、英文教师。抗战胜利后，1946年到上海，协助储安平创办、编辑《观察》周刊。1948年周刊被当局封杀。先生又到虹口中学（原校名为上海师专附中）任教导主任兼语文教师，直到1952年。 当语文教师，要改作文；当杂志编辑，要改稿件。比方说，张先生有时将“由于”改为“因为”，似乎比较顺当；有时却将“因为”改为“由于”，显得更自然流畅。类似这样的修改，不胜枚举。修改时，全凭语感，说不出道理来，“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由此引发年轻的张斌先生学习语法的强烈欲望。他自学的第一本著作是吕叔湘先生的《中国文法要略》，他越学越爱学，感到茅塞顿开，好像进入一个令人豁然开朗的新天地。由此他立志研究汉语语法，并付诸行动，起先在《观察》周刊上，之后又在《大公报》上，发表了多篇关于语法的文章。 可以说，是工作实践促使张斌先生对语言文字产生了莫大的兴趣。他在青年时期就养成了时时处处观察、揣摩语言文字的习惯，不断研究、探讨语言文字的各种问题。 张先生给我讲过一个有趣的故事。大致在1947年吧，当时先生尚未成家，单身。有一天，他下班后独自在街上散步，经过二马路（今九江路），看到一家点心店的招牌特别耀眼，三个字：“刘关张”。他想，这家店莫非是由姓刘、姓关、姓张的三人合伙开的。反正没有事，就进店探个究竟。原来，店主不姓刘，也不姓关和张。这家店铺只卖三种特色点心：白色的藕粉糊，红色的赤豆沙糊，黑色的芝麻糊。这就对了，跟我们在戏曲舞台上看到的一样：刘备白脸，关公红脸，张飞黑脸。多巧妙的店招！多有新意的店招！ 这个故事给我三点启发：第一，张先生对语言文字十分敏感，也可以说是职业的敏感，做学问的敏感。第二，张先生富有求真务实的治学精神，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第三，在现代社会，语言文字是人们须臾不可离的工具，通俗地说，是随身携带的工具。因此，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学习语言文字，思考语言文字的相关问题。 师父带徒弟 张斌先生和我，不只是师生关系，应当说还有一重师徒关系。他不仅给我传授专业知识，而且如同师父带徒弟一般，手把手地有形无形地传授教学技艺、写作技艺、编辑技艺等，还传授为人处世的道理。 有一件事情，只有几个人知道，却是我终生难忘的： “文革”之后，百废待兴，出版界也行动起来，纷纷向老专家组稿。大约在1978年夏天，少年儿童出版社率先约请张斌先生撰写一本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有关汉语语音、词汇、语法、修辞的读物，读者对象主要是小学高年级学生和初中学生，兼及小学语文教师（他们可以自由地灵活地将书中生动活泼的语料“迁移”到日常教学中去）。 张先生欣然接受约稿，立即组成“老中青三结合”的写作班子。“老”，张斌先生，年近花甲，国内外知名的汉语专家；“中”，我，何伟渔，四十多岁，二十余年教龄的老助教（其间没有再评职称）；“青”，陆丙甫，二十多岁，曾在贵州插队的上海知青，因病返沪，成为一家小型锁厂的工人（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蓝领”），业余时间全扑在自学语言学上，经吕叔湘先生介绍，他经常到张先生家求教。 说干就干，我们约定每人写30篇，每篇1000字上下。书名定为《语言的奥妙》，作者署名“张渔甫”（三人姓名中各取一个字）。三人意气风发，埋头撰稿，如期完成。每人30篇，共90篇，交给出版社审稿。就我个人而言，自以为执教“现代汉语”课程已经二十余年，积累了大量鲜活、有趣的语言材料，写写少儿读物理应是胜任愉快的。但是结果完全出乎我的预料。 数月后，经过出版社一审、二审、三审，《语言的奥妙》终于出版了。细看目录，张斌先生写的30篇全部用上了；我写的只用了五篇半，其中半篇跟陆丙甫的半篇合成一篇；陆丙甫所写的原稿一篇也没有用，他文稿中有不少精彩的亮点，责任编辑请张先生将原稿“打散”后重新“捏合”成若干篇。 这个结果促使我反思、深思。张斌先生像前辈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一样，既擅长撰写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富有新意的学术论文，也善于写作面向大众的很接地气的通俗读物。我的文稿却像给大学生讲课的讲稿，不能深入浅出。而陆丙甫的文稿更像科学小论文，对少儿读者来说，过于深奥了。 事后，张斌先生将没有采用的二十多篇稿子归还给我，并且鼓励我说，不要丢弃，内容不错，只是写法不对路，日后都可以发表。果然，我通过认真学习先生的写作技法，逐篇改写我的原稿，几年之内，当初退回的稿件百分百地在不同报刊上刊载了。 陆丙甫在张先生指导下，自学成才。后来跳过大学本科，直接考上复旦大学现代汉语专业首届研究生，师从语法学家胡裕树先生。之后又去国外深造。如今先后在国内几所大学任教授，也是知名语言学家了。 张斌先生，我的老师，我的师父，师恩浩荡，一言难尽。六十多年来，他对我的教导、栽培、提携是无微不至的。在我的记忆中，先生从来没有当面表扬过我，夸奖过我，一次也没有；但是我的其他老师、我的同事，甚至我的晚辈，常常会悄悄地告诉我，张先生在××场合又在“夸你”。这份厚爱，对我来说，真是刻骨铭心。 作为与张斌先生从事相同专业的第一代学生，最老的学生，我谨以此文告慰先生在天之灵：您的学生、学生的学生、徒子徒孙，决不辜负您的期望，将以您为榜样，继承您的学术思想、学术成果，并发扬光大。 张斌教授千古！ （何伟渔 咬文嚼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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