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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英雄中诗人；杜甫，诗人中英雄；陶渊明，诗人中哲人。
普通都以为韵文表现情感，余近以为韵文乃表现思想。后代诗人之所以贫弱，便因思想贫弱。曹、陶、杜三人各有其思想，即对人生取何态度，如何活下去。三人之所以伟大，就是他们在实际生活中确实磨练了一番才写诗。
情感加思想等于作风，而作者精神从作风表现出来。曹、陶、杜各有其作风，三人各有其苦痛。
唐宋称曹为曹公，称陶渊明为陶公，非如此不能表现吾人之敬慕。陶诗平凡而伟大，浅显而深刻。其平凡之伟大与曹不平凡之伟大同。
“去昏散病，绝断常坑”是佛家的话头，去“昏”方有聪明，去“散”方能集中。与“断”相对的是“常”。
道心、诗心、文心是一个，都不能“断”。《论语》所说的“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里仁》），造次（造次便是仓促）、颠沛必于是，岂非“常”、“长久”、“恒”，那便“非断”。陶渊明对这八个字算做到了。但佛家如此是要成佛，而陶公如此是想做人。其实要想做一个像样的、不含糊的人，便须如此。
我不敢说真正了解陶诗本体。读陶集四十年，仍时时有新发现，自谓如盲人摸象。陶诗不好读，即因其人不好懂。陶诗之冲澹，其白如日光七色，合而为白，简单而神秘。
平淡而有韵味，平凡而神秘，此盖为文学最高境界，陶诗做到此地步了。
或曰陶诗和平，尤不足信。陶渊明心中有许多不平事，所差者，自己不愿把自己气死。其和平之作不是和平而是悲哀。至于慷慨之作则根本非和平，如其《咏荆轲》。朱子曰: “陶渊明诗，人皆说是平淡，据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耳。”所以有人说，心气不平和时读陶诗，更不平和。
老杜与陶渊明不同。陶公在心理一番矛盾之后，生活一番挣扎之后，才得到调和。但陶公的调和不是同流合污，不是和稀泥。什么是调和？觉得这世界还可以住，不是理想的那么好，也不像想象的那么坏。
要常常反省，自己有多少能力，尽其在我去努力，与外界摩擦渐少，心中矛盾也渐少，但不是不摩擦，也不是苟安、偷生，是要集中我们的力量去向理想发展。时常与外界起冲突，那就减少自己努力的力量。孟子说：“人必有所不为也，然后可以有为。”
人生精力有限、时间不多,要腾出工夫做些有益之事。“不做无益害有益”，是俗话，也是真话。
儒家说“天”，真好。《孟子·万章上》云：“莫之为而为者，天也。”
如在实际生活或思想上得不到调和，则须注意“变化”。人要对付实际生活，所说“变化”，就是要“转”它而不为所“转”，如赵州和尚所言“汝被十二时辰使，老僧使得十二时”。自谓“老僧行脚时，除二时粥饭是杂用心处，除外更无别用心处。若不如是，大远在。”
吾人不能“二六时中不生杂念”，故亦不能得到调和。“二六时中不生杂念”，这是个什么人？处的是什么境界？柳子厚的小石潭记结曰“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乃记之而去”。这种境界真是可怕，你呆得住吗？韩愈、柳宗元无论诗文皆可抗衡，韩以奇伟胜，而精微处不及柳，韩之修养不够。柳也躁，但他倒霉，躁不起来。
固然意志不是知解，而坚强的意志必由清楚的知解而来。胡适说：“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亦“不知老之将至”。认得这个真孔丘，一部论语都可废。（《尝试集·孔丘》）
诗人都看出生命短促、生活艰难，都想利用短促生命解决艰难生活。中国诗人不能把自己交给佛，交给上帝，只有相信自己。而自己最薄弱，最渺小，以此解决艰难生活非易事，所以更感到自己之薄弱、渺小。中国诗人为何喜欢酒、喜欢自然，便因无信仰，欲求寄托于自然与酒。
“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知音，因自己孤单薄弱，故希望有朋友、同志、知己。朋友、同志、知己虽未见得能解决我们困难，但至少可减少我们恐怖。人生如行黑夜崎岖山路，要旅伴。不为对我们帮忙，但可破除寂寞，减少恐怖，还可增加我们兴趣。交朋友不在求帮忙，如人赛跑喊“加油”，你不必去帮他跑。所以人生得一知己可以无憾，这不是普通朋友，是知己。人越爱谁越愿叫他陪着流泪、痛苦。因为告诉最爱的人他才不趁愿，不幸灾乐祸。
靠自己——薄弱，靠知音——稀少，何能所依？陶渊明抓住什么——古人（《咏贫士》自第二首，每首咏一古代贤士），这真是陶渊明的聪明，也是陶渊明的修养。有古人为伴，如见亲人。
生命是宝贵的，而又这样短促，偷生苟活是敷衍。人最不可敷衍自己。不偷生苟活，先从不敷衍自己入手。不草率，光明磊落，这样人世才不荒凉寂寞。
陶诗中有知解，其知解便是我的认识。他不是一个狂妄夸大糊涂的人，所以清清楚楚认识了自己的渺小。
李白好像一点知解也没有，“但愿一识韩荆州”，好像只要人一捧就好。渊明这点比他们高。在相信自己这一点上，除去老曹恐怕无人可比。
陶公做不到的不说，说的都做到了，这一点便了不得。陶是言顾行，行顾言。而且是自然相顾。
老杜也曾挣扎、矛盾，而始终没有得到协调，始终是一个不安定的灵魂。所以在老杜诗中所表现之挣扎奋斗精神比陶公要鲜明，但他的力量比陶并不充实，并不集中。
陶公没受过摧残压迫吗？受过。而读起来总觉得不如曹、杜之热烈、深刻，此为先天抑后天修养？盖二者兼而有之。
一个大诗人使用语言最自由，也最美满，能创造。既写后人之认可，亦写前人之不敢。中国诗传统精神不说丑恶之事（丑，形；恶，神、心），陶诗不然。
“被褐守长夜，晨鸡不肯鸣。”——说寒；
“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说饥。
诗是人生的反映，美与善是人生色彩，丑与恶也是人生色彩。
陶渊明有其悲哀，他被他的生活范围缩到极小，然而即此极小限度也不能得到满足。站在柔的地位未能克刚，站在退的地位也没能进取，机会、能力不够，二者盖兼而有之。
《孝经诸侯章》云“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也；满而不溢，所以长守富也。”陶渊明的生活，“满而不溢” ，只剩下“不溢”；“高而不危” ，只剩下“不危”。然即此“不溢”、“不危”一点，也不常能得到，不常能守住，这是他的痛苦、悲哀。悲哀还能忍受，悲哀久了成为痛苦，便为常人所不能忍受。
陶诗篇篇说酒，然其意岂在酒？凡抱有寂寞心的人皆好酒，逃于酒。
曹孟德若事业失败，其诗一定更成功。
《饮酒诗》的开头有一篇序文：
“余闲居寡欢，兼比夜已长，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焉复醉。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纸墨遂多。辞无诠次，聊命故人书之，以为欢笑尔。”
“余闲居寡欢”，一上来便不调和。陶绝非脾气平和之人，又加上“兼比夜已长”，这样只有两条路：不学屈子沉江，只有逃于酒。
工作若为其兴趣所在，不感到寂寞无聊。陶既不能为生活而奔波，又找不到兴趣所在之工作。若能有朋友说说还好，但一个人思想愈深、感觉愈敏、情感愈真，愈不易找到一知心朋友，这样高人不易得。
（有某人求余赠言，余问：“说假的说真格的？”答：当然说真的。
余曰：“你出若不能做一个宋江，就做一个喽啰。”）
苦的是一般有思想、有感觉、有性情的人，他既不能跟人跑，也找不到人跟他跑。
陶公《饮酒》二十首，除一点哲理外，仍不外伤感、悲哀、愤慨。《饮酒》二十首，越写越有力、越响。第二首“善恶”：“积善云有报，夷叔在西山。善恶苟不应，何事立空言。”
善有时恶报，恶有时善报。但难道因此就不做好人了吗？还要做。无所为(wei，第四声)而为（第二声），这是最高的境界，也就是最苦的境界。人吃苦希望甜来，但甜不一定来，有时还一定不来，但还是要吃苦。这是热烈深刻，但陶写来还是平淡。无论多饿吃东西也还要一口口慢慢吃，说话作文也还要一句句慢慢说，不必激昂慷慨，不也可以说出来吗？
“有酒不肯饮，但顾世间名”。道，在我；名，在人。而古今人多舍其在我而求其在人。衣求舒适，而人穿衣求别人看。“鼎鼎百年内，持此欲何成”，此指“不饮酒”。而“顾名”，即不求其在我而求其在人。凡舍其在我而求其在人，无一可靠。
王静安说：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人间词话》）
身临其境者难有高致，以其有得失之念在，如弈棋然。太白唯其入人生不深，故有高致。
然静安“出乎其外”一语，吾以为又可有二解释：一者，为与此事全不相干，如皮衣拥炉而赏雪，此高不足道；二者，若能著薄衣行雪中而尚能“出乎其外”，方为真正高致。情感虽切而得失之念不盛，故无怨天尤人之语。人要能在困苦中并不摆脱而更能出乎其外，古今诗人仅渊明一人做到。（老杜便为困苦牵扯了。）
陶始为“入乎其中”，复能“出乎其外”：
“弊庐交悲风，荒草没前庭。
被褐守长夜，晨鸡不肯鸣。”
（《饮酒二十首》其十六）
交者，四面受风也。此写穷而不怨尤，寒酸表现为气象态度，怨尤乃心地也。一样写寒苦，陶与孟东野绝不同。
孟东野《答友人赠炭》：
“驱却坐上千重寒，烧出炉中一片春。
吹霞弄日光不定，暖得曲身成直身。”
“暖得曲身成直身”，亲切而无高致。
陶入于其中，故亲切；出乎其外，故有高致。
平常说写诗写成散文，诗不高，其实还是其散文根本就不高。陶诗为诗中散文最高境界。
对别人诗，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有的喜欢，有的不喜欢。而对渊明，没人说不好。他的诗中能说某几篇最好，不能说某篇不好。
《史记》、杜诗、辛词，皆喷薄而出，渊明是风流自然而出。
人皆谓杜甫为诗圣。若在开合变化、粗细兼收上说，固然矣；若在言有尽而意无穷上说，则不如称陶渊明为诗圣。
以写而论，老杜可为诗圣；若以态度论之，当推陶渊明。老杜是写，是能品而几于神，陶渊明则根本是神品。
陶渊明之散文为魏文帝后第一人。魏晋散文好，如《水经注》、《颜氏家训》、《世说新语》。陶渊明文品高，不是甜，而有神韵。陶渊明文章好，而切忌滑口读过，是玩味的；柳子厚也是玩味的，不宜朗诵。
悠然见南山。可以说是把小我没入大自然之内了。人或以为此句乃抬头而见南山就写出来，其实绝不然，绝非偶然兴到、机缘凑泊之作。人与南山平时已物我两忘，精神融洽，有平时酝酿的功夫，适于此时一发之耳。素日已得其神理，偶然一发，此盖其酝酿之功也。
我们伤感悲哀，是因我们看到其不得不然，而不知其自然而然。知其为不得不然，但并非麻木懈怠，不严肃，而是我们的感情经过理智的处理了。陶渊明盖能把不得不然看成自然而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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