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潮阳王志民：名副其实的泰国“教父”“教父”阶层（泰语Jao Pho或Chao Pho）在泰国现代社会中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多数为华裔，经济实力雄厚且有一定政治影响力。他们在地方逐步构建庇护型社会关系网，并在70年代民主转型后在国家层面崭露头角，成为联结泰国乡村与城市选举政治的中介性群体。然而外界对其定义模糊，且大多数西方学者都消极看待这一政治群体，本文则试图对其进行全面描述。
一、泰国“教父”群体的内涵及早期发展
（一）“教父”概念界定
当代泰国，Jao Pho或Jao Mae（女性）一词是指泰国社会中“可以利用其权势，采取包庇、贿赂、暴力等方式达到目的，从而凌驾于法律之上，为其他人提供法律之外保护的极具影响力人群”。在泰国，有着类似大佬特质的还有NakLeng、Phumiittiphon，这3个概念所指人群常重合，指称上也常常被混用，但这一群体在相对封闭的乡村地区掌握着重要的资源和人力网络，是地方百姓心中高高在上的一方头领。在现实生活中，这一群体多数有华人血统。但在融合程度高的泰国社会，教父的华人特性也不十分明显，因而从某种程度上看，教父群体具有相当的同质性，可以跨越种族界定进行整体研究。
（二）教父的产生背景
在庇护性曼荼罗(mandala)国家中，每一层分封人与受封人之间都结成了恩主与侍从关系，整个社会形成一套以王权为中心的自上而下的金字塔式庇护网络。14世纪中期，泰国以一套更为具体的“萨迪纳”制将社会明显分为乃（主人）派（依附民）两大阶级，这一制度延续400年，成为泰国封建统治的重要支柱。正是这种类型的政治架构内含的离心力与等级之间的紧密联系为地方教父阶层权倾一方提供了发展空间。而长期以来泰国垂直行政管理以及“异地回避制度”和“定期调迁制度”限制了中央对地方的统治，这使得泰国农村地区存在明显自治，地方头人拥有极高权威。30年代，一些地方豪强和商业领袖凭借非正式权力以及企业规模与利润的不断扩大成为第一代教父。
（三）教父的崛起之路
进入六七十年代，经济与政治的双重动力和城乡联系的紧密化促进了第二代教父的迅速崛起。二代教父们的发迹历程基本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由曼谷辐射到外府的资本经济时代，一些二代教父也积极运用上一辈的关系网，承包铁路、公路等建设工程项目以及开设地方银行，成为曼谷资金的消化者。第二阶段是地方教父反向影响曼谷政治，在庇护选举体系中，财力雄厚的教父积极利用下辖的庇护网络充当票头，成为地方政府在地方建设与政治选举上最理想的合作伙伴。教父们也借此控制地方选举，进而操纵国会。 
二、他信时期教父的发展及现状
（一）经济－政治的双重挑战
在1992年军事政变后教父们到达政治巅峰，而随后1997年经济危机让不少教父实力受损：1、垄断项目工程被迫停办；2、其经营的金融业宣告破产；3、无力支付政治献金，影响力减弱。另外，1997年新宪法中的一系列规定也将矛头指向教父，即实行“单一选区相对多数和政党比例代表制混合选举”制度限制了以教父为主的党内派系和政治分肥（pork barrel），强化凝聚力。
（二）教父与他信集团的博弈与合作
两者的竞争在于对农村基层选票网络主导权进行争夺，最终他信领导的泰爱泰党凭借政策吸引力和经济实力获得了大多数农村选票，突破了教父对地方选票的长期垄断，并将泰国带入到“大金钱政治”时代。从合作角度来看，一些地方教父选择与他信结成庇护关系，将政治资源投入到泰爱泰党以获得资助。但这类合作关系仍存有矛盾，他信企图驯化教父势力，并在2003年实施“打击权势大佬”行动，教父们或被调查、被抓捕、被暗杀或消失，以至于媒体把这一年称作“大佬灭迹年”。由此两者关系恶化，教父集团出现分化，一些选择接受，一些则愤然离场。
三、教父群体存在的合理性及影响分析
教父群体有着较强的适应性。主观上，部分华裔教父左右逢源，多边讨好、模棱两可的立场为他们创造了更为稳定的生存环境。客观上，泰国特殊的社会结构以及地方基础设施的缺乏以及地方法律和福利体系的低效使得教父群体存在也有一定合理性。
首先，在地方管理事务中教父们担当联系国家机关和地方群众的中介角色，可以为地区谋求利益，尤其是引入中央政府的发展资金。其次，教父亦担当起整合、动员地方资源的重要角色，其商业帝国的不断壮大也有助于推动地方经济发展。最后，在庇护选举中，建立在长期二元关系上的选票游说网络实际上是赢得农村和城市选区选举的最重要载体，而教父在买选票中扮演着关键的中间人或政治掮客的角色，这种做法使得一些群众沦为地方豪强－政客集团的“票仓”，这一点也因此饱受诟病。但是跳脱以往对传统民主政治的认识，从泰国的历史和现实考虑，如果没有国会议员的农村资本家和乡村政客庇护网络的支持，很难实现国会与选民之间联系，这样泰国选举政治发展或许寸步难行，因此在庇护传统深厚的泰国却又不失为一种泰国式民主。
结 论
教父是泰国特殊历史文化与当代政治、经济发展的产物，是泰国庇护文化的重要载体。在社会结构相对松散的泰国，教父群体能够通过恩主－侍从间的道德情感纽带及阶级间的利益输送，弥合社会矛盾，整合社会。这种现象在东南亚并不鲜见，例如当代菲律宾的老板主义、印尼的主公政治亦具有明显的庇护特征。总体来说，东南亚很多国家传统社会的阶级冲突相对来说并不激烈。而现代政党庇护关系尽管更加脆弱、易变，但仍然可以保证民众的最大政治参与（虽然部分是消极参与）。庇护文化深刻地影响了当代东南亚的阶级、群体政治与选举体制，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泰国的教父群具有消极影响，如行业垄断、恶性竞争、政商勾结等，另一方面，这一现象的存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与文化根源，其对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也有所助益。
（摘编自《南洋问题研究》2018年第2期） 文：南洋问题研究 图：网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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