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理解“村干部的行为逻辑？”《教父》是把钥匙

（So：这是市县领导参阅的2150篇文章）

 

从事过多年乡镇工作，一直试图理解村干部，直到看了电影《教父》。

 

无论是坊间传说、文字表述，或者亲身接触，这个群体都是非常复杂，充满了矛盾和让人迷惑的地方。

 

村干部中，既有鲜衣怒马，也有清贫本分；既有敢作敢为，也有谨小慎微；既有强势的说一不二，也有弱势的委曲求全；既有为了当选不惜代价，也有想离职却屡被挽留。

 

他们拿着微薄的工资，维持着不菲的开支，秉持“强弩之末”的权力，处理着“无解”的问题：上级的要求，经常斩钉截铁却难以操作；群众的诉求，众口难调却必须“民主”。

 

无论是“高大全”式的拔高，“庸滑粗”式的常见，抑或是“黑恶贪”式的贬低，都根本无法抽象的概括——村干部群体——真实的行为逻辑。

 

直到近期，笔者因为固执的书斋气，而在实际工作中屡屡碰头，突发奇想去《教父》中寻找答案，而无意中发现，“教父”的形象，正是理解村干部们的一把钥匙。

 

这样说，并非是指村干部的“黑化”，这种认识，太过脸谱、太过单薄，而显得幼稚。只是说，只有“教父”这样复杂的人物形象，和所发挥的类似社会功能，才能较好的类比真实生活中村干部（至少是相当一部分村干部）。

 

与教父所面临的诸多问题类似，村干部的工作内容，很多是正式规则所无力抵达的地方，因此，这个群体的行为中，充满了含混、变通与矛盾。

 

一、经济与权力的交叉

 

以经济来区分，村干部主要可以分为2类：

 

第一类，自己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之后，希望能通过“村干部”这个平台，谋求新的发展，至少是对自己的事业有所保护；第二类是尚且没有较好的经济基础，希望能够获得发展的机会。

 

无论哪种情况，其实质是相同的——如“教父”一样，在法律法规尚不健全的环境下，“生意”往往需要权力的庇护。

 

这种机制体制的不健全，在基层农村体现的较为明显。曾经私下问过一个重点大学毕业、继承父业搞砖瓦窑的年轻村干部，为什么愿意耽误生意，却做这些工资“都不够烟钱”的事情。

 

他的答复是，没有基层权力的支持，“盖一个章都很难”——多说一句，这种情况，并非意味着“吃拿卡要”盛行，而往往是因为法律政策规定与实际情况的脱节，造成基层干部左右为难，无所适从。

 

二、社会与国家的掮客

 

正如“教父”帮人逃避不够合理的兵役安排那样，当村民的诉求与国家的意志冲突时，村干部私下，也扮演着了这样的“掮客”角色；事实上，村干部的这类行为，或许更为复杂和频繁。

 

大约10年前，政府为了治理大气污染而“秸秆禁烧”，但当时的耕作技术和群众观念，尚且不足以让这样的国家意志落地生根——群众是“非烧不可”。

 

当时的乡镇政府被逼无奈，采取“谁烧罚谁、烧谁罚谁”等刚性的措施，而村干部往往在“被罚”的村民和“执法”的政府之间，游走转圜。

 

还有一种可能较为普遍的例子。地方政府为保障发展所需的“土地指标”，对群众的宅基地申请不予审批；而农村群众出于孩子结婚等原因，往往必须有宅基地来盖新房。这其中，往往需要村干部来“做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而这种角色的扮演，往往增加了村干部的利益和非正式权力；而这种非正式权力，也是国家在贯彻自己意志时，必不可少的助力和润滑剂。

 

三、违规与合规的集合

 

“教父”及其家族，经营着赌博等一些非法但被认为“无伤大雅”的生意，却有着不碰毒品的底线。而村干部们被迫或主动，往往也遵从着类似的逻辑——这并不是什么骇人听闻的奇谈。

 

例如，村级不可避免的，有一些不得已的开支，其中有的合理但不合规（如公务接待、加班补助），有的既不合理也不合规（如信访维稳）——但必须支出。

 

这就需要村干部个人及同事，在一些“无伤大雅”的问题上“变通”。当然，这些事情在从严治党的大环境下，是越来越少了。

 

村干部们在一些涉及底线的问题上，虽然因人而异，但往往固执的令人吃惊。

 

体现最为明显的是“讲政治”。有时，在面对一些因为层级过多而明显不合时宜、但却必须服从的工作上，村干部们甚至宁愿带头牺牲个人的正当利益，而维护上级权威。

 

印象深刻的是10多年前，基层政府“被迫”行政命令式推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村干部们往往带头,发展一些根本没有精力和技术打理的产业。

 

四、胁迫与庇护的合体

 

毋庸讳言，村干部履行职责，所需要具备的正式权力与所能够获得的正式权力,是极不对等的。例如，笔者曾经亲见一名村支书,为了修通村内道路，被蛮横无理的村民当街暴打。

 

因此，村干部即使开展正常的工作，也往往需要本家族或其他方面的暴力资源,作为后盾和震慑，否则可能寸步难行。

 

以此为基础，村干部们在正式权力无法触碰的地方，通过为村民“办事”（例如调解法律难以合情合理解决的纠纷），非常精明的为自己发展更多柔性权力；正如“教父”为殡仪馆老板和演唱明星所做那样。

 

与《教父》相比，中国农村的情况,可能更为复杂。例如“人地矛盾”，现行的《土地承包法》严格规定“不许打乱重分”。而强势的村干部在村民呼声强烈时，会“震慑”一部分村民，对土地进行重新调整，从而“庇护”了另一部分村民，获得大部分村民的“敬畏”甚至“赞许”（村民往往认为:这样是“公平”的）。

 

综上所述，套用“教父”这个如此矛盾而又丰满的形象作为“范式”，去类比较为典型的村干部群体，虽然看似突兀怪异，但若非如此，很难找到一种更为合理的方法,来解释村干部们复杂的行为逻辑。

 

需要另外补充的是，村干部们由于一般具有较多的社会履历和见识，在村庄里,扮演了一种“说教者”的角色。他们时常会去训诫、点拨那些思想行为不合时宜不够成熟、与传统乡俗或者主流价值观偏差较大的村民——这一点，也很像“教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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