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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自：书单（已获授权） 前阵子，高校出了好几件大新闻，武汉理工的、南大的、北大的，对学生精神压迫、性侵，校长读错字，反正都不是什么光彩的事。 有小伙伴感叹，当初觉得大学比社会单纯，还动过去高校做学术当老师的念头，工作自由，人际关系纯粹，社会地位也高。现在看来，自己可能想得太简单了。 象牙塔里的真实生活，到底是怎样的？为什么如今的大学出不了大师，反倒经常被抨击和吐槽？ 为此，我们采访了十几位40岁以下的大学青年教师（俗称“青椒”），他们和学生打交道最多，又是教学的主力军，对高校的症结也最有痛感。 下面分享其中四位“青椒”的故事。有实习生小朋友说，他读完之后，默默地把“大学老师”从理想职业的清单上划去了……▼ 壹 | 没科研项目，学生再喜欢你也不行 37岁的朱深是某双一流大学的理工科讲师，不久前，他因为压力过大，精神紧张，持续5个月盗汗现象严重，被老婆逼着去看中医。 在很多人印象里，大学老师一星期就上几节课，轻轻松松。朱深无奈地说：“要真像外人所说的下了课就跟没事儿人一样，就不会有那么多青年学者猝死了。” 对许多大学老师来说，上课是副业，科研才是主业。除了科研硬性考核指标要完成，职称评定也要看科研成果，项目奖金也是教师的收入来源之一。 所以，科研项目就成了抢手的香饽饽，而项目的分配，又往往掌握在行政人员手中，暗箱操作时有发生。朱深说，他就曾经遭遇过项目分配的潜规则：
好在熬了这么多年，朱深在科研上比较卖力，终于快要被评定为副教授，可以主导项目了。 在高校，从讲师到副教授再到教授，职称评定更多的是以科研项目成果，论文发布数量为标准。至于讲课水平如何，在学生中受欢迎程度高不高，对教师个人职业发展的影响并不大。 这样的规则下，难免会有失意者。 39岁的慧珍就是一个例子。她2005年进入高校工作，13年了，至今仍是讲师，处于学术链条的最底端。 慧珍也为职称的上升努力过，她两次申请副教授，却都以失败告终：
慧珍并不是一个表达欲很强的人，在采访中，她更多的是被动地回答我的问题，只有当谈到她的学生时，她才变得“滔滔不绝”起来。 不同于中小学，大学老师与学生的沟通交流往往很少。但慧珍不同，她很舍得在课堂上花心思，让枯燥的理工课堂变得有趣起来，不仅传授知识，她还设置了自我展示环节，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综合素养与能力。 至今，仍有已经毕业的学生会给她发短信问候，给她送礼物，可见慧珍在教学上的用心，学生是有感知的。 然而，像这样踏踏实实搞教学，却很难得到职称提升的大学老师，绝不止她一个。 不合理的制度让重科研、轻教学成为中国高校的普遍现象，青年学者廉思曾经带领30人的团队，调查了全国5个城市各类高校的5138名青年教师，结果显示：超过60%的人认为做课题的重要性大于给学生上课，32.5%的人直言，教学压力主要来自“学校的考核”，把学生的认可度当作压力的，不足20%。 在这种情况下，难怪有人夸张地说，本科生进入大学基本上是“自生自灭”。 贰 | “花5年搞科研评职称，不如去挣外快攒首付” 与朱深和慧珍不同，子涵对于科研与评职称一事已经彻底佛系，他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了教学与校外兼职上。 今年37岁的子涵出生于三线城市一个下岗工人家庭，2005年进入一线城市一所普通院校工作。在房价暴涨那些年，子涵的工资却不见涨。 “工作了十几年，目前到手的基本工资才5K左右，加上奖金、补贴、课酬，每月到手将近10K，这点钱在一线城市真的够呛。” 子涵的收入状况，在大学老师里有一定代表性。据2014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薪酬管理研究分会课题组的调查，高校教师年收入10万元以下的占47.7%。 为了缓解经济压力，2011年，子涵开始在民办高校兼职，开拓副业，他给我算了一笔账：
作出这样的选择，子涵其实也很无奈。他深知科研与教学是相辅相成的，在教学上遇到的问题，可以在科研中理论化，他承认自己目前这种对科研佛系的态度过于极端。但他认为，那些一心搞科研，在课堂上照本宣科的老师更不称职。 采访子涵是一件非常轻松的事情，他很擅长沟通，并善于引导，为了我能更深入的理解，总是很细致地给我解释分析，他身上有着一个优秀教师所具备的素质。在教学上，子涵连续几年被评为课堂优秀，开设的150人的选修课几乎年年满选。 在朋友圈子里，子涵的能力也备受认可，有人问过他，为什么不辞职去企业发展，或许能获得更大的物质回报。他说：
叁 | “我不敢睡觉，害怕错过世界上发生的任何一件事” 小草是我这次采访的“青椒”中最年轻的一个，89年出生的她现在是一所二本院校的历史学讲师。 2011年本科毕业后，小草继续读研，然后读在职博士。可这7年来，中国的互联网行业飞速发展，她感觉自己与社会已经严重脱轨：
工作后，小草自学了许多软件，努力跟上时代的步伐，她自己开公号，也混社群，但她从不告诉别人她是博士。 肆 | “120人的课，能来40个已经满意了” 有人说，大学老师是一个缺爱的群体，没有高考的压力，学生们普遍态度松懈，课堂成就感低，课后与学生的交流也少。 小草并不觉得自己缺爱，但人文学科，尤其是历史这种边缘学科的确有点寂寞。 她当初选择历史学，是因为真心热爱，历史让她保持清醒，与时代保有一定距离，也让她对生活有了更深的思考。 对于年轻一代对历史的漠然，小草感到很无奈，刚开始任教时，她也曾想要改变：
教了几年书，小草也渐渐习惯了，现在120人的选修课，能来40个，她也已经满意了：
小草称自己是一个现实的理想主义者，她认清了现实，也放低了自己的期待，但同时还在做着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在学术上，小草有自己的追求，她希望可以得到业内的认可，成为当大家提到某个历史人物或历史时期时都能想到的学者。 她很钦佩她的导师，他研究一个历史人物，可以花上10年的时间来整理人物相关文献，但职称的评定是不看校对与整理的，只看成果。像他这种老一辈的学者已经不在乎所谓的功名了，而是真正热爱学术，把学术当做命。 但说完这番话，小草又自嘲地说道：“搞人文学科这帮学者是真的过得惨啊，早知道我当初就应该去学牙医，来钱多快啊。” ✎✎✎ 在众多关于知识分子的论述中，书单君对清末学人金松岑的一句话印象最为深刻。他说：“夫士，国之肝肾，夫士之言，国之声息也。” 如果国家是一个人，知识分子对他来说就像肝和肾一样重要。 可如今呢？ 青年学者廉思曾对5138位青椒做过调查，关于“如何认知自身社会地位”这个问题，84.5%的人认为自己处于“社会中层及中层以下”，其中，36%认为自己属于“中下层”，13.7%认为自己处于“底层”。 “青椒”是这个时代的知识精英，可在权力与资本的夹击之下，他们的自我认同感却如此之低。 我想，他们的困境，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当下中国的困境，文化的困境。 近两年，“知识付费”成为风口，我也看到很多大学老师尝试着走出象牙塔，在“知识变现”的红利中分一杯羹。 是好事还是坏事？书单君很难评价。 我只是有点惋惜，也许我们再不会有第二所“西南联大”，再不会有大师辈出的年代了。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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