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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翁亭记》在北宋的第三次刻石就是家喻户晓的苏轼书丹刻石本。此刻为正书大字，其残跋云：“开封刘君季孙自高邮来，过滁，滁守河南王君诏，请以滁人之意，求书于轼，轼于先生为门下士，不可以辞，十一月乙巳。”可知此次刻石，乃元祐六年滁守王诏托路过滁州的刘季孙请苏轼书丹，随后带回滁州刻石，其上石时间当在其后不久。苏轼此刻对《醉翁亭记》的传播作用最大。宋·徐度《却扫编》云：“欧阳文忠公始自河北都转运谪守滁州，于琅邪山间作亭名曰醉翁，自为之记。其后王诏守滁，请东坡大书此记而刻之，流布世间，殆家有之，亭名遂闻于天下。”(《朱子全书》第24册第3430—3432页)
《醉翁亭记》第一次刻石时，需求者颇多，传拓极盛，但其传播仍较为有限，否则苏唐卿不会在十四年后又刻新碑，欧阳修也希望托苏书俊笔以传远；而苏轼也不必虑其不能传远，书而再刻。较前两次刻石，苏轼此刻流传范围更广、影响更大，“流布世间，殆家有之，亭名遂闻于天下”。但苏轼此刻可谓命运多舛，据周辉《清波杂志》记载，崇宁三年党禁时，因淮西宪臣霍汉英奏请，毁除天下苏轼所撰碑刻，(参见周辉：《清波杂志校注》第191页，中华书局1994年版。按此事又见于《宋史全文》卷十四《宋徽宗》)。“御史论诏在滁日请苏轼书《醉翁亭碑》，罢主崇福宫。”（《宋史》列传第二十五，p9189)可知苏轼此刻在崇宁三年党禁时被毁。但是碑刻被毁反而使人们更加珍视苏轼书迹，大大提高了苏书的名声地位，故南宋高宗时党禁方弛，苏轼所书《醉翁亭记》诸碑纷纷重刻(《书录》第299页，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814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又王象之《舆地碑记目》卷二《滁州碑记》亦载：“《醉翁亭记》欧阳公文，东坡书。今再刻，而旧文仅存十数字。”)。
始建于明天启二年（1622）的宝宋斋，内置苏轼楷书《醉翁亭记》，碑高2.36米，宽90厘米，共402字，每字约10厘米见方。由南太仆寺少卿冯若愚所建，冯云：“宋时所重晋字，故畜字多者有宝晋斋。我朝则文与字皆兼学宋，于元无所取焉，宋碑文字最著者莫如欧公滁二碑。”故曰：宝宋斋。使露天存放石碑有了避风雨剥蚀的地方。
“山行六七里，渐闻水声潺潺，而泻出于两峰之间者，让泉也”——让泉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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