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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永
梁思永(1904-11-13~1954-04-02)中国现代考古学家,梁启超次子,近代田野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广东新会人。早年在哈佛大学研究院学考古学和人类学，回国后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先后负责发掘黑龙江昂昂溪细石器文化遗址、河南安阳小屯殷墟、候家庄西北冈殷王陵、高楼庄后冈小屯、龙山与仰韶三叠层、山东历城龙山镇城子崖龙山文化遗址等，考定了仰韶、龙山和商文化的相对年代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著作已汇编成《梁思永考古论文集》。
目录：
1.学习经历
2.田野考古事业
2.1发掘昂昂溪遗址
2.2发掘殷墟
2.3发掘龙山遗址
3.抗战期间奔向大后方
4.为新中国培养专家
5.成就与贡献
5.1树立科学的考古学方法
5.2树立科学的田野考古工作典范
5.3培养大批考古专业人才
5.4树立艰苦奋斗的精神
6.主要作品
7.家庭
8.参考书目
1.学习经历
梁思永幼年生活在日本，1913年随全家回国，1915年考入清华留美班。在清华期间，梁思永学习勤奋，成绩优秀，并与兄长梁思成积极参加文娱社会活动。1923年从清华留美预备班毕业，考入哈佛大学，主攻考古学及人类学。
梁思永在哈佛经受了完全现代的考古训练。与传统学者注重文字考释不同，这里注重地质学、人类学、古生物学、社会学、化学、物理方法的综合运用，注重把地下的实物分析与人类社会史的研究结合起来。1927年夏，梁思永曾去美国参加印第安人古代遗址的发掘。他获得学士学位后，转入哈佛大学研究院，主攻东亚考古。
1927年梁思永回国，在国内工作近一年，担任清华研究院导师梁启超的助教，兼任古物陈列所审查员，故宫博物院审查员。他参加西阴村陶片的整理研究工作，后写成他的一篇论文《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获得哈佛大学研究院考古专业硕士，成为第一个受到正规现代考古学训练的中国人。1928年9月回哈佛大学研究院继续深造，于1930年学成回国。
2.田野考古事业
30年代初是梁思永学术事业的巅峰时期。现代考古学注重田野发掘，有的人称“锄头考古学”。1930年，梁思永回国后即受聘于史语所考古组，随即投入于繁忙的田野考古工作。
2.1发掘昂昂溪遗址
梁思永首次田野考古是调查发掘黑龙江的昂昂溪史前遗址。1930年8月他得知中东铁路俄籍雇员路卡徐金在昂昂溪附近发现了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于9月19日从北平出发，与助手王文林一起前往调查发掘昂昂溪遗址。此前，日本学者对东北进行过考古活动，但限于辽东半岛及松花江以南地区。梁思永此行是考古学者首次进入黑龙江地区。昂昂溪位于东北平原北部的中心。他们挖掘的沙冈离江边七八公里，离昂昂溪火车站约六公里。这里水草丰富，土层潮湿，未曾开垦耕种。他们一共挖掘了4个沙冈，在黑沙层发掘到陶片约200块，在第三沙冈挖掘到一座墓葬，获骨器10多件，从地面采集石器100多件，陶器一个，加上路卡徐金先前采集的石器、骨器、陶片等700多件，昂昂溪共出土标本1000多件。1930年10月初，梁思永一行由于天气渐冷踏上归途。后经细致研究，撰写了5万字的论文《昂昂溪史前遗址》。
回来途中，梁思永发掘热情不减，到热河进行调查，在热河境内行程500公里，于11月27日回到北平。此行目的是试图在广泛调查之后，在热河境内进行大规模的考古发掘。但“9.18”事变日寇侵占东三省，这个地区的考古工作只好中断。
2.2发掘殷墟
1931年，梁思永与史语所同仁李济、董作宾、吴金鼎、刘耀等进行河南安阳殷墟发掘。这是史语组的第四次殷墟发掘。梁思永在殷墟发现了一片甲骨，这是首次在小屯以外发现甲骨。更为重要的是，梁思永从后冈的发掘中找到了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具体的层位关系，进而确认了龙山文化早于小屯文化而晚于仰韶文化，肯定了位于黄河中下游这三种文化的时代顺序。写下《小屯、龙山与仰韶》、《后冈发掘小记》。
这年11月7日至12月19日，梁思永参加了李济主持的第五次殷墟发掘。他们在小屯村中及村北地掘得有字甲骨381片，发现殷人居住的圆穴洞和储藏食物的地窖，甲骨文字散见其中。证明“甲骨原在地显系堆积而非漂移”，从而纠正了第一至第三次发掘所假定的“殷墟为洪水湮没说”。
经历了李济主持的两次殷墟发掘之后，梁思永成为殷墟考古的领头雁，先后主持第十、十一、十二、十四次殷墟发掘。此前安阳殷墟发掘主要在小屯村及后冈，1934年第九次发掘时得知安阳候家庄亦有甲骨，挖掘工作的重点转移到候家庄。1934年初至12月底第十次发掘在候家庄西北冈挖掘大小墓葬36座。1934年3月15日至6月15日，第十一次发掘在候家庄西北冈挖掘大小墓葬400多座，获得不少殉葬品。1935年9月5日至12月16日，第十二次发掘掘墓百余座。1936年9月至12月，第十四次发掘在小屯村得字甲2片和一些铜器、玉器。
2.3发掘龙山遗址
山东历城龙山镇城子崖遗址是由吴金鼎发现的，而凸显龙山文化重要性的则是梁思永。第一次发掘持续了一个月，城子崖遗址的丰富内涵远未被揭示。1931年，梁思永主持城子崖第二次发掘。其目的明确：“第一是想在彩陶区域以外做试验；第二想看看中国古代文化之海滨性；第三是想探探比殷墟－—有绝对年代知识的遗址更早的东方文化。”（《城子崖序》）
梁思永不仅参加了遗址的发掘过程，还负责整理编写发掘报告。《城子崖——山东历城龙山镇黑陶文化遗址》一书于1934年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这是中国第一部田野考古发掘报告。梁思永除亲自撰写其中几章外，还负责全部稿件的审阅和修改。
为进一步了解龙山文化，1936年夏，梁思永主持发掘山东日照两城镇附近的瓦屋村、大孤堆遗址。1937年4月，参观了浙江杭县良渚遗址的发掘。他在实践基础上推出了关于龙山文化的精辟见解，撰写《龙山文化——中国文明的史前期之一》，简明扼要叙述龙山文化的面貌，分析其特征，预见到龙山文化能划分为不同的区域类型，并探讨了龙山文化和商文化的联系。这是迄今为止介绍龙山文化最精辟的一篇论文。
3.抗战期间奔向大后方
1937年，卢沟桥事件爆发，史语所由北平静心斋迁至上海曹家渡、小方柳堂、南京的北极阁，后再迁湖南长沙城东边圣经学校，不久由长沙撤退到昆明。梁思永暂代史语所所务，领着史语所同仁，带着妻女颠沛流离。
在昆明的三年，史语所对大理地区进行了考古调查和发掘，加强了对古代南诏文化的研究。梁思永由于1932年患烈性肋膜炎落下病根，身体每况愈下，未能参加野外考古。但他并未停止工作，他夜以继日整理候家庄的考古资料，草拟发掘报道。1939年参加了第六次太平洋学术会议，发表了《龙山文化—中国文明的史前期之一》。
1940年冬因滇越线战事吃紧，史语所被迫迁往四川宜宾李庄。旅途劳累造成身体巨大消耗，梁思永患上了严重的肺结核病，被迫卧床休养。
整个抗战期间，梁思永的主要学术成绩是撰写了《河南安阳候家庄西北冈殷墟墓地发掘报告》初稿和《西北冈器物研究记录》。两种著述都未能在他生前发表，后被史语所转运到台湾。
4.为新中国培养专家
1949年北平解放，新中国成立。梁思永结束八年养病生活，继续为考古事业服务。1950年8月，他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梁思永不能从事田野考古，却是有力的学术带头人。他筹划着考古所的田野发掘，指导室内研究，制定计划。
同时，为了培养新中国的考古力量，梁思永积极支持由文化部、中科院和北京大学联合举办的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对北京大学成立历史系考古专业他也积极支持，为新中国考古事业的蓬勃创造了必要条件。
1950年9月，梁思永病重，经四个月休养病情减轻但仍头痛失眠，心悸气短。1954年2月23日再次入院检查，但他的左肺完全失去生理功能，并有严重的心脏病，经医治无效，于4月2日逝世，年仅50岁。
5.成就与贡献
5.1树立科学的考古学方法
作为第一位走出国门，接受西方考古学正规训练的学者，梁思永引进传播了现代考古学的 方法，又使之切合中国国情与文化传统。考古学方法基石之一的类型学就是由他阐释和实践的。他在精细分类的基础上，将西阴村的遗物与国内外其他史前文化比较，从而认识西阴村陶片蕴含的文化特征，认识到新石器时代后半期，远东存在两大基本陶器型式，即中国北方的无彩陶与西阴、仰韶的彩陶。
此外，他还认为要了解古人如何制作器物，最好能从现在的民间手工艺技术入手。为此，他在北京曾调查过工匠制作玉器的技术，并收集工具标本。在昆明期间，他从民族学、人类学方面对云南少数民族的民俗风情作了调查，从对陶器制造的研究到对农业灌溉系统和青铜器工业的考察，而这种观察又反过来进一步加深了他对安阳发掘中收集的考古资料的理解。梁思永的这些做法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新考古学的某些理论不谋而合。如引进民族学、人类学的研究成果，以及实验分析的方法等，可以说是新考古学一派的先驱。
5.2树立科学的田野考古工作典范
1930年，梁思永富有创造性地把地层学应用于昂昂溪遗址发掘工作中。这是我国田野考古工作的首次科学发掘。事先，梁思永对东北、蒙古带的史前考古已有清楚的认识。到达之后，他调查分析了这里的地理人文环境。他考察的4个沙冈，挖掘的8个坑都经过了选择，其大小、深度、土层、出土遗物等都有详细记录。这次发掘为中国田野考古工作积累了丰富而宝贵的经验，奠定了田野考古的基础。
在殷墟发掘中，梁思永对于组织上和方法上都有重要的改进，使田野发掘进入注重文化层的新境界。“文化层”的观念导致了现代考古学的深刻变化和巨大进步。梁思永也因此理清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小屯文化的关系，纠正了当时一些学者的错误认识。通过龙山文化和后冈三叠层的大量田野考古资料，驳斥了西方一些学者的论据，从根本上否定了西方学者“中国文化西来”的论断。使我国田野考古工作开始跨入世界先进水平，为后来田野考古工作树立了光辉典范。
5.3培养大批考古专业人才
我国老一辈的考古学家，像已故的夏鼐、尹达、郭宏均和尹焕章等人都在历次殷墟发掘中受到梁思永的熏陶和培养。
为培养考古专业的人才，梁思永积极举办考古工作人员的训练班。从教学人员的配备，课程的设置，实习的选点都做认真的建设和安排。他还特别关注一些青年考古工作者的报告编写问题。他在病床上，用铅笔在便条上所完成的《殷代陶器》和《考古报告的主要内容》两稿，是为辅导青年考古工作者编写考古报告所列的提纲。它们对考古报告的编写有很大的指导意义，使许多青年考古工作者受益匪浅。
5.4树立艰苦奋斗的精神
1930年9月28日至10月6日， 梁思永在昂昂溪进行考古发掘时条件极其艰苦。每天要徒步往返驻地与遗址之间，而秋冬之交的昂昂溪天气特别寒冷。梁思永及其助手每天去考古工地时，都必须脱掉鞋，把裤腿卷到大腿根处，光着脚淌着冰凉的积水，才能到达遗址。
1931年春，梁思永便去参加小屯与后冈的发掘。秋天参加历城第二次发掘，由于田野考古工作的辛苦和劳累，1932年春，梁思永患病倒下。1934年病情刚一好就奔赴安阳西北冈殷墟发掘工地。
抗战爆发后，在颠沛流离的环境中，梁思永坚持考古研究。新中国成立后，他以病弱的身体为我国考古事业努力工作。
梁思永这种艰苦奋斗、不怕困难与病魔斗争的忘我工作精神，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考古工作者。
6.主要作品
《梁思永考古论文集》收入梁思永七篇论述：《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远东考古学上的若干问题》、《昂昂溪史前遗址》、《小屯、龙山与仰韶》、《后冈发掘小记》、《热河查不干庙等处所采集之新石器时代石器与陶片》、《龙山文化——中国文明的史前期之一》，以及尹达的《悼念梁思永先生》，夏鼐的《梁思永先生传略》和三篇编者后记。对梁思永的业绩、魄力和其经历的那种时代里学术思考所受到的影响和局限，以及在具体问题上所表现的某些观点或论断也做了分析批判。
7.家庭
梁思永是梁启超次子，是其二夫人王桂荃所生。梁启超对他用心培养，积极为他的学术事业开辟道路。李济、袁复礼发掘西阴村遗址时，梁启超就多次函告梁思永和李济，支持梁思永回国参加发掘工作，但因为路途遥远未能参加。1927年4月，瑞典学者斯温·哈丁与国内学者合作赴西藏、新疆等地考古，梁启超打算让梁思永自费加入考古队，但因哈丁等人走得太早未能参加。
梁思永妻子李福曼是梁启超正房夫人李蕙仙的侄女，生于1907年。当梁思永就读于清华之时，李福曼便已住进梁家，与梁思永可谓青梅竹马。1930年，梁思永从哈佛学成归来，李福曼也从燕京大学毕业，二人结为夫妇。不久女儿梁柏有出生。1932年以后，梁思永病魔缠身，李福曼伺候床前，几年如一日。
8.参考书目
1.《梁思永考古论文集》梁思永著 科学出版社 1959年
2.《新会梁氏·梁启超家族的文化史》罗检秋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年
3.《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吴荔明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年
高去寻
高去寻字晓梅，河北安新人，1909年生于南冯村耕读世家六吉堂，1991年在台北逝世，享年82岁。
1931 年高先生由北京大学预科转入正科历史系。他的才华，尤其在大学毕业论文〈李峪出土铜器及相关之问题〉中显露无遗。他以其文献学功力之深厚底子，驳斥秦始皇祭山川之传说，否定李峪所出土的古铜器是“秦器”之论；以其古器物学之涵养精邃，在当时对于铜器断代认识不深刻，除笼统“殷周式”外便是“汉式”的情况下，认为这些铜器的风格为春秋末年的新款，并考定其年代。最后，他指出李峪铜器受到“斯克泰.西伯利亚”(Scytho-Siberian)文化的影响，以此探索中国北方与西伯利亚的关系。他以敏锐及辽阔的治学眼光，把中国文化放在经蒙古、南西伯利亚、中亚到南俄黑海的大舞台上衡量，而非关在长城内孤芳自赏地看中国文化，并且相信古代长城内外的交通远比我们今日想象的频繁。这种跨越国界，把中国文化放到世界文明中在当时是何等的气魄与胸襟啊！斯克泰．西伯利亚文化与中国文化古代文明的关系是高先生一生的“最爱”。
1935年高去寻初次参加殷墟第十二次发掘，即侯家庄西北冈第三次发掘。由于他参加时期较晚，排号第九，所以田野称呼他为“老九”或“高老九”。那次西北冈的发掘，可以说是殷墟发掘以来最大的一次，开工后在西区高土堆上的人山，和在东区小墓两边的人海，熙熙攘攘好像赶庙会似的，高先生目睹这热闹的状况，内心自喜。由于这是他初次参加考古发掘，所以梁思永先生挑选最有经验的工人给他，分配他去挖掘小墓。这样的安排使他无缘视察大墓，这对他后来整理大墓报告自然增加一定的难度。
时局的动荡与不安，国事蜩螗，高先生所兴趣的“斯克泰．西伯利亚”不可能在中国单独完成，他这方面的才华在动荡的世代中被淹没了。高先生随史语所播迁来台，1949年升研究员，1954年西北冈发掘领队梁思永逝世后，高先生受命整理乃师梁思永西北冈报告的未完稿，从此他的后半生就与西北冈报告紧紧系在一齐。李济先生在《侯家庄第二本1001号大墓》中序说：「校订辑补师友的著作，比自己写一本书更要困难……。」辑补包括订正讹误等，而且梁思永先生草书另成一格，颇难认定，经过岁月磨灭，由梁先生亲手绘制的插图已经腿色，有些还被误认为白纸，此外，高先生在补写出土器物时每一件都要核对原物，这辑补的工作，琐碎而繁杂。高先生放弃了驰骋于欧亚草原的精魂，而为西北冈基本上很多都是盗墓贼不要的“破烂的东西”锁磨了二十年，终至于筋疲力尽，最后虽然完成了不朽的盛业─《候家庄》。
弥为可贵的是，单以篇幅来写，高先生补写的部份超过80%，然而他却在出版扉页犹题为梁思永先生的未完稿，而他只是辑补，这“辑补”两字蕴藏了多高贵的人格呀！1966 年他荣膺中央研究院院士，获得学者一生最高的荣誉。1973年出任史语所所长，三年任满，已是七十一岁的老人。古稀之龄的老人再来整理先师遗着，检点实物，翻查发掘日记，核对那一大堆密密麻麻的字，实在难啊！他原本可以指导年轻学者协助从事，但他认为，年轻人应该发展自己的学问，而不要掉入这个大泥塘。他似乎诉说自己年轻时的心愿，始终一人扛起这债务，就如同他告诉杜正胜先生，他整理报告是在替史语所还债呀！
就殷墟考古成就而言，高去寻先生获得了应享的荣誉。不过，从另一面来看，他青壮年遭国家百忧，早岁名作无进一步发展机会，就如未发足光的寒星，俯视着凄凉辽阔的草原，一闪一烁！不管怎样，高去寻先生留下了不朽的《侯家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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