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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铜车马”的发现、发掘、修复与研究
（一）“铜车马”的发现、发掘、修复与研究 铜车马陪葬坑位于秦始皇陵封土堆西侧20m处，与其他一些考古遗存属“偶然发现”，不同的是，秦陵铜车马是考古工作者有目的、有计划地进行考古钻探时所发现。1978年6月，由考古队业务骨干程学华先生带领的钻探人员，在秦陵西侧地下7米多深的土层中探出了一个金光闪闪的金属马饰，它就是古代马络头上的一个金泡，就是这一个金泡的发现，揭开了发现秦陵铜车马陪葬坑的序幕。
1980年10~12月，根据原国家文物局局长任质斌的意见，考古队对铜车马陪葬坑进行了发掘清理，发掘工作由考古队袁仲一、程学华负责，杭德州也参加了田野发掘工作，吴学功、杨秀旦、郑解放、丁保乾、焦文轩、吴红艳、杨绪德、田松亭、申渝晴、周柏玲、程蕊萍也一度参与了发掘、清理、绘图等项工作。经过考古工作者的辛勤工作，在发掘区13×15㎡的范围内出土了两乘金光灿灿、五光十色的大型彩绘铜车，以及8匹铜马、2个铜御手。尽管经过了两千多年埋藏的历史岁月，铜车马被上面的覆土压塌变形，但整套车马革皮具齐全，银质饰品色泽光洁，金质器物闪闪发光，秦铜车马向后人首次展现出了它的英姿。
为了安全起见，考古队袁仲一、程学华二位先生在铜车马坑旁用干草搭起了一个简易棚，日夜守护。然而，仅靠人守护，并不是办法，按传统的清理办法又所需时日远久，更难以保证铜车马的安全。所以，如何将铜车马安全、完整、尽快地运入博物馆，成为一个十分急迫解决的大问题。这时考古队副队长柴中言先生提出了整体提取的方案，现代术语叫“压力切离法”，这项工作由柴中言主持，经过模拟试验，1980年12月19日，铜车马的整体提取迁移工作正式开始，钢板簸箕用吊车放入坑中，簸箕口对着铜车马，板台架设千斤顶，逼近簸箕向铜车马的底层慢慢推进，12月28日，把两乘铜车马共分为四部分裹挟入4个木箱，运入秦俑博物馆室内进行清理、修复、保护、照相和资料索取等工作。 铜车马室内清理工作由柴中言、吴永琪主持，二号车由柴中言主持修复，一号车由吴永琪主持修复，先后参加工作的还有毛明福、包达权、傅清秀、刘晓华、杨延临、方国伟、张志军、周铁、郭宝发、常秋月、张永良、谢焕利、夏文干、裴义民、顾祥华、李兰、强万岐、高海英、罗史民、王建华、孟剑明、邢天堂、吴志斌、刘军发、薛恩光、郭世元、张文立、杨异同、姜彩凡、陈海、王朝珍、李金凤、高兴赞、郭玉山、李永波、杨春等等。1983年8月，二号铜车马修复完成，10月1日正式对外展出。1987年5月，一号铜车马修复完成，与二号铜车马一起对外联展。
秦陵铜车马的研究工作、论文、专著也为数不少，这里重点提出的是发掘报告和修复报告，《秦始皇陵铜车马发掘报告》由文物出版社1998年7月出版，报告分铜车马坑的形制、一号铜车马、二号铜车马、铜车马的铸造工艺、车制及铜车马各部件的名称五大章节。《秦始皇陵铜车马修复报告》由文物出版社1998年7月出版，报告分铜车马的整体迁移、铜车马的修整复原、铜车马修复后的几点认识三大章节。
（二）“石铠甲坑”的发现、发掘和研究 “石铠甲坑”位于始皇陵现封土东南200m处的内外城垣间。该坑的发现，时在1996年盛夏，当时张占民任秦陵考古工作站站长，他和技工丁保乾根据下陈村农民平整土地时挖出红烧土的线索，经过考古钻探，1997年5月，基本确定了这个陪葬坑的规模，主体部分东西长130m，南北宽100m，南北两边的东西端各有一条子斜坡道，整个坑的总面积达到13,000m，与兵马俑一号坑面积相当还略有超出，由于没有发掘，对于该坑的结构和内涵还尚不清楚。 1997年5~9月，工作站张占民、王望生组织人员对该陪葬坑进行了局部试掘，首次发现了坑内石质铠甲和石质马缰构件、青铜构件、青铜车马构件等考古遗存，由此也引起了文物管理部门的高度重视，决定进行正式科学发掘。
10月份，由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与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合作组成的秦始皇陵考古队，对陵园开始有计划地考古发掘、保护和全面的勘探工作。在队长吴镇烽、副队长吴永琪、段清波的带领下，郭宝发、王望生、周铁、杨忙忙、张颖岚、马明志、申茂盛、张卫星、刘江卫、马宇等从事考古、修复、保护的考古队的一批中青年专家，首先着手展开对石铠甲的发掘、清理、提取和修复、保护工作。1998年8~12月，在陪葬坑范围内，正式布发掘探方（沟）5个，揭露面积共计153㎡，发掘清理工作中，除发现红烧土、木板炭迹、棚木遗迹外，在位于坑西南部的3个试掘方中，出土有大量密集叠压的用扁铜丝连缀的石质铠甲和石胄，石质甲胄甲片系用青石片切削打磨而成，根据人身的不同部位甲片有长方形、圆形、梯形、半圆弧形等形状，每片甲片上都钻有圆形小孔，最多者一片有近10孔。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考古工作者共发现可辨认的石铠甲87领，石胄43顶，石马缰残件3组。这一批形制精美、工艺高超、分布密集、种类繁多、保存相当完好的以扁铜丝连缀的石质甲胄，为世人展现了秦代甲胄的真实形态和风格，填补了考古资料包括秦兵马俑甲士俑装备中无秦胄的空白。当然，这些石甲胄只是随葬的冥器，不是实战用物，通过它我们不但可以了解秦代甲胄的形制，而且可以探讨秦代石制工艺的卓越成就。我们站在被已修复、复原的一领铠甲和一顶甲胄面前，不由得不对秦人高超的石制工艺发出赞叹！
由于石铠甲陪葬坑还没有全面发掘，因而对它的性质的判定还难以结论，是秦代武库的模拟，还是与其他军事性质有关的机构设置，目前暂且以“石铠甲坑”命名，发掘研究者将其编为“K9801”。 对于石铠甲坑的研究，也有很多论文发表，尤以2000年10月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秦始皇帝陵园考古报告（1999）》中的有关章节，资料最为翔实、可信。
（三）“百戏俑坑”的发现、发掘和研究 百戏俑坑位于秦陵东南部内外城间，北距石铠甲坑仅35m。“百戏俑坑”的发现也是缘于在下陈村一农民院落中发现红烧土的线索。1999年3月，由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和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联合组建的始皇陵考古队对发现红烧土的区域进行考古钻探，确认了这是又一处秦始皇帝陵园的陪葬坑。
1999年5~6月，考古队对该陪葬坑进行了试掘，试掘面积为4m×17m。通过试掘，对该陪葬坑的性质、内涵及建筑结构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陪葬坑呈东西向长方形，坑体东西长40m，西端宽16m，东端宽12.3m，坑东西两端各有一斜坡道，坑内有两道土隔墙3个过洞，坑总面积约800㎡。 发掘工作中，在坑建筑棚木层之上出土了1件大铜鼎，铜鼎口径70cm，通高61cm，重212kg，铜鼎上腹部饰蟠螭纹，下腹饰三角回纹和云纹，该鼎造型精美厚重，气势磅礴恢宏，纹饰构图饱满，线条流畅纤细，是目前在秦陵地区发现体积、重量最大的一件铜鼎。
随着发掘工作的进展，当打破棚木层后，清理棚木下的过洞时，在G3过洞底部，又清理出了可归属为11件不同个体的陶俑。陶俑出土时都已残破为大小不一、数量不等的残块。这些陶俑的发现，与当年发现兵马俑一样，让考古人员感到格外惊喜和兴奋。通过对提取的部分陶俑的修复复原，考古工作者发现，他们姿态各异，风格、服饰、装束等都与兵马俑截然不同。经过考证和研究，初步认为这批陶俑可能是象征着秦代宫廷娱乐活动的百戏俑。它首次让我们揭示了秦代陶俑新的类制和秦代丰富多彩的杂技艺术及神秘的宫廷娱乐文化。由于该坑还没有全面发掘，因此其性质也只能暂定为“百戏俑坑”，考古工作者将其编为“K9901”陪葬坑。 关于百戏俑的研究工作，除部分论述外，在2000年10月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秦始皇帝陵园考古报告（1999）》中有专门章节详细报告和论述。
（四）“文官俑坑”的发现、发掘和研究 所谓的“文官俑坑”位于秦始皇陵封土之南偏西，距现封土堆南边沿约百米。它最初的发现可追溯到二十年前程学华先生领导的考古队秦陵钻探小组。时隔二十年后的2000年春夏之际，秦始皇陵考古队对此坑又进行勘探，编号为K0006。通过钻探，了解到该坑坐东向西，由西、中、东三部分组成，西侧为斜坡道，坑位面积480㎡，坑体面积144㎡，与其他陵园陪葬坑不同的是，此坑未曾遭焚烧。 2000年7~12月，秦陵考古队队员在副队长段清波的带领下，对该陪葬坑进行了全面发掘，从而比较完整地了解了该坑的形制与内涵。在中部（也称前室）清理木车1辆，发现陶俑12件，另外还发现陶罐、铜钺、盖弓帽、马具等文物。在东部（也称后室），主要发现的是真马骨架，可辨认出马头9具，根据排列密度，估计当年共葬马约20余匹。由于在该坑的陶俑身上发现有佩带饰物，发掘者认为它们应是象征古代“削刀”和“砥石”的文具，所以将这些陶俑定为“文官俑”，将该陪葬坑的性质也认定为“文官俑坑”，并初步推断为秦王朝中主管监狱和司法的廷尉机构。事实上，文官俑与马骨架、木车同坑又不知作何解释？有人提出，K0006陪葬坑应与70年代发现的俑马同坑的马厩坑类似，属于秦中央管理的“宫厩”。北京大学文博考古学院赵化成教授著文，认为K0006的性质与古代车马出行从车制度有关（《秦始皇陵“文官俑坑”性质解析》，《中国文物报》2008年7月11日）。相信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见仁见智，该陪葬坑的性质会越来越趋于符合事实的判定。
正式的“文官俑坑”发掘简报，发表于2002年《文物》第3期。今后，对该坑性质的讨论和研究在学术界还会有新的争鸣，这也是学术研究领域的正常现象。因为，对同一种事物的认识，不可能一开始就那么清楚和全面。像秦陵制、秦文化的探索，至今仍是摆在历史学者、考古专家面前的研究课题。
关于“文官俑坑”的报道和研究，可参见由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编著，2006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秦始皇帝陵园考古报告（2000）》。
（五）“铜禽坑”的发现、发掘与研究 “铜禽坑”位于秦陵城东北角约900m，与秦始皇陵中心相距约1.5公里，是目前所发现距秦陵最远的一个陪葬坑。
“铜禽坑”的发现源于2000年8月临潼区晏寨乡孙马村村民打墓所提供的线索，随即由陕西省考古所和秦俑博物馆组成的联合考古队进入现场进行钻探，证实了它是秦始皇帝陵的又一座神秘陪葬坑。编号为K0007。 2001年8月上旬，考古队主持对“铜禽坑”进行正式发掘，2003年4、5月份田野清理工作结束。K0007陪葬坑坐北向南，平面形制呈“F”形，由1个斜坡道、2个南北向过洞以及1个东西向过洞所组成。总面积约为925㎡。 考古工作者在七号坑共清理出土青铜禽46件，其中铜鹤6件，天鹅20件，其他为鸿雁等禽类，另外还出土造型奇异的陶俑15件。这些青铜禽类和15件造型奇异的陶俑，给该坑的性质蒙上了神秘的面纱。青铜仙鹤或许与人们死后乘鹤成仙的传统思想观念有关，但那些不同于兵马俑，又不同于百戏俑的姿势怪异的陶俑，应属于一种新型的代表着另外意蕴的载体。这些陶俑共分为两种姿势，一为跪姿，一为坐姿，他们均头戴软帽，身着短袍，下穿长裤。跪姿俑双膝跪地，上身挺直，右手向前弯举，手心似有持物痕迹，左手下垂。坐姿俑双腿前平伸，席地而坐，体前俯，两臂平压在双腿之上，左手半握，拳心向上，右手半握，拳心向下。这种姿势表示的意义，实在令人费解。有人推断它与秦代音乐或乐器有关，看来也并非如此简单。我们应当从另外的角度，去探索、去理解、去认识，或许他们与长沙马王堆墓出土的帛画一样，与古人某些神仙思想，仙人导引术有关。总之，对于七号坑出土陶俑的性质和用途，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的发掘和综合研究。就是说，从秦陵所展示文化现象来看，不但反映了秦人的“事死如事生”的思想观念，同时也反映了仙人思想在现实和阴间的相通和统一。2005年《文物》12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焦南峰先生发表《左弋外池——秦始皇陵园K0007陪葬坑性质研究蠡测》一文，提出“铜禽坑”“象征的是少府属下的左弋外池”。可备一说。 另外，秦俑博物馆保管部文物修复保护工作者在吴永琪馆长的亲自指导下，对部分青铜禽进行了除锈、修复和保护，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对部分陶俑也进行了修复，复原了当年的神采。
目前，“铜禽坑”的发掘资料正在整理之中，正式发掘报告的出版也为期不远。但对于该坑的研究，肯定会出现更多新的观点和认识，我们也希望研究者对秦陵、秦文化的诸多历史之谜一个个地尽数破解。
由科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和由文物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秦始皇帝陵园考古报告》，是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和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组建的联合考古队在秦始皇帝陵园考古工作的1999年和2000年年度报告，反映这两个年度在秦始皇陵园的重大考古发现，是秦始皇帝陵园考古工作的辉煌时期。2009年开春之际，秦俑博物馆获得了考古团体领队资格，这对于今后在秦陵地区开展有计划的考古工作建立了一个很好的平台。我们期待着秦始皇帝陵、陵园、陵区考古工作的第二个、第三个辉煌时期的出现。
二、秦兵马俑坑的考古工作 （一）一号坑的发现、发掘和研究 对于一号坑的发现，有着一段曲折的故事。2003年还曾经发生关于确认兵马俑发现权的闹剧。对这一问题，也确有弄清楚之必要，以正视听。首先，我们对真正考古意义上的发现概念要搞清楚，就考古知识而言，一般意义上的科学考古发现，应是指对遗址或遗物的时代、性质以及名称的基本认识。所以说，1974年3月农民打井，挖出了兵马俑陶片，严格地讲，还不能称之为“发现”，准确地说，是“偶然挖出”，它只是为考古工作提供了发现的线索。对于“农民打井偶然挖出兵马俑陶片”这一事实，时隔三十五年，期间也曾搞得沸沸扬扬、扑朔迷离，争相充当发现人签名售书者有之，鱼目混珠。在“发现权”之争的闹剧中，就有9位农民在争发现权，据我走访和了解，就是这“偶然挖出”的“发现权”，从人数到具体人都与事实有了出入。在纪念秦俑发现三十五周年之际，澄清事实很有必要。当年，西杨村生产队队长是杨培彦，副队长为杨文学。杨培彦负责队全盘工作，也分管负责抗旱打井，杨文学主管生产。打井前，杨培彦在井址周围观察地势，遥望南山，画了一个打井的范围，他所画的这一圆圈，恰好进入了一号兵马俑坑遗址的范畴，若再向东偏离一些，则兵马俑坑的发现就与我们擦肩而过。所以，杨培彦打井划圈，功不可没。打井井址确定后，西杨村生产队则组织了一个由杨彦信、杨全义、杨宜州、杨文海、杨志发、王普智6人组成的打井队，开始动工打井。这是一眼用于农田灌溉的大口井，井口直径在3m之多，当打井打到距地面约4～5m时，在底部发现了陶俑陶片和俑头、青铜箭镞等文物，农民以为打出了“古庙”，将陶俑称为“瓦爷”。打大口井，非一人之力，属于一个多人合作的工程，所以，要将这“偶然挖出”兵马俑的发现归功于某一个人也不符事实，功绩应归于6人组成的“打井队”，是打井队这个集体的发现，我们应该记住他们的名字。如今，他们中的杨彦信、杨宜州、杨文海、王普智已离开人世，健在的杨志发、杨全义，包括杨培彦也都年过古稀。他们即使是兵马俑陶片的“偶然挖出者”，也值得我们崇敬。若没有他们打井提供这一文物宝藏的线索，秦始皇兵马俑的发现可能还要推迟若干年，也就没有今天的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
真正考古意义上的发现，应该是临潼县博物馆原馆长赵康民先生，当他得知西杨村农村打井发现文物后，首次赶到现场，对破碎的陶片进行了科学地修复和研究，指出农民打井发现的是“秦代武士俑”。对它的时代、性质、名称做出了科学的结论，有了基本的认识。另外，对秦兵马俑的发现、发掘和研究做出重大贡献的还应归功于秦俑考古队这个专业队伍，是他们通过自己的辛勤发掘和科学研究，把兵马俑推向了世界，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
1974年7月，考古队进驻俑坑工地，同年8月~1975年3月，进行了局部试掘。1978年5月份正式发掘。当年发掘和修复场面宏大，由于工作粗疏，专家提出批评，1980年业务工作基本全部停止，一直到1985年。两年多紧张的发掘修复工作，完成了一号坑东部5个探方（T1、T2、T10、T19、T20）的考古工作，共清理陶俑1,087件，木质战车遗迹8处，驾车陶马32匹。1988年10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了《秦始皇陵兵马俑·一号坑发掘报告》。 考古队经过整顿后，于1985年7月又对一号坑进行了第二次科学发掘，发掘区域位于一号坑中北部的前五方之西（T11、T12、T13、T21、T22）简称后五方。1987年2月，因出现突发性事件，考古工作也随之停工至今。 2009年开春之际，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考古团体领队资格的获取，为停止发掘二十多年的一号坑的考古发掘工作的重新开始提供了契机。今年，考古队已向国家文物局提出对一号坑的发掘申请，使这一沉默几十年的考古工地有望重新展开一个良好的工作场面。 6月13日，经国家文物局审批，一号坑第三次考古发掘工作正式开工，发掘面积200㎡，发掘区域位于一号坑T23第9、第10过洞。 以上就是秦俑一号坑三十五年来发现、发掘、修复、研究、考古工作中的经历。在这里，还需要特别一提的是为一号坑的钻探、发掘、修复付出辛勤劳动的一大批技工，他们也是不应该被人们所遗忘的。当年他们是小伙子、大姑娘，而今，有的已为人父母，有的已成爷爷、奶奶，还有的已撒手人寰。历史的岁月就是这样无情。在我能记起的人名中有：杨天发、丁保乾、杨绪德、田松亭、杨四娃、焦文轩、史昌华、牛学章、王考、李志孝、吴学公、吴红艳、刘放、唐志强、齐金凤、黄惠茹、宋云、韦会荣、屈玲霞、杨秀旦、唐晓丽、牛芳、徐桂莉、杨丽丽、杨丽英、晏小丽、王丽华、党亚芳、董虎利、杨定仁、杨荣荣、孙秀霞、薛锁进、李双厚、白洋县、杨云鸿、崔进安、王武山、焦望军、王书逊、曹宽宁、姚争过、吴志斌、程耀魁、邢天堂、刘军发、刘亚利、杨省民、罗芳贤、王兴荣、王建设、王建利、毛忠浪、李新民、祝宝印等等、等等，在秦俑发现三十五周年、秦俑博物馆开馆三十周年的日子里，罗列出他们的名字，说明他们没有被历史所遗忘，没有被秦俑所遗忘。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发展到今天，也有他们的辛劳。
（二）二号坑的发现、发掘与研究 继一号兵马俑坑发现之后，1976年4~5月间，考古队在一号坑的东端北侧有目的的钻探工作中，于4月23日又发现了一个兵马俑坑，因为它发现于一号坑之后，所以编号为二号坑。
1976年6月~1977 年8月，考古队对二号坑进行了局部试掘，共开挖试掘方19个，搞清了二号坑是一个总面积约6,000㎡的曲尺形地下建筑式的大型兵马俑陪葬坑。1994年网架框架结构的二号坑保护大厅主体工程建成。
1994年3月，二号坑正式的科学考古发掘工作开始了。共划分探方27个。作为正式发掘的第一阶段，主要任务是对二号坑形制的探究和建筑棚木层以上遗迹遗物的清理及试掘方的发掘和清理。经过近三年的辛勤工作，到1998年，二号坑第一阶段的发掘任务基本完成。由于二号坑第一阶段发掘工作严格遵照考古发掘规程进行，严谨、扎实、科学，受到了学界有关专家的一致好评，1999年11月1日，荣获国家文物局1996~1998年田野考古一等奖。这是中国田野考古工作的最高荣誉，遗憾的是由于获奖名额有限，好多一线工作的年轻同志，奖上无名，这里边凝结着他们的辛勤劳动和汗水。
为了使二号坑第一阶段暴露出的棚木遗迹，不致因以后的考古发掘工作而丧失它的历史信息，考古队成立二号坑棚木模型课题组，利用雕塑手法，把棚木遗迹按1∶15的比例形象地记录下来，有效地、直观地保存了考古发掘过程中的信息资料，实现了考古模型写实和雕塑艺术的结合，达到了资料性、可视性的统一。另外，考古队于1997年还成立了由考古、摄影两方面人员组成的拍摄攻关课题组，把拍摄的上千张照片拼合成一张完整的二号坑棚木遗迹全景照片。 需特别提出的是，1998年在二号坑局部考古清理工作中，于俑坑G18过洞首次发现了保存比较完好的彩绘陶俑。经过清理，共发现8件。直到2003年3月，8件彩绘俑才全部清理提取。2004~2007年，又在G18清理出土跪射俑7件，立姿军吏俑、立姿俑各1件。立姿陶俑出土于以前认为全是跪射俑的过洞中，出现这种跪射俑群中也夹杂有立姿俑的现象，其原因尚需进一步思考。2008年，考古队又在G9清理出土两件跪射俑。 二号坑第一阶段的发掘成果，由参加发掘清理的业务干部整理编出了二号坑发掘报告（第一分册），内容包括俑坑形制与建筑结构。报告提纲共分前言、结语、地层关系与俑坑形制、二号坑建筑结构、出土遗物五大部分，报告递交科学出版社，因故至今尚未正式出版，可望2009年内将会印刷发行。二号坑分为4个区域，发掘报告第一分册编写内容为坑的型制和建筑遗迹，第二分册应为弩兵区域的报告，第三分册可为战车区域的报告，第四分册为混合编队区域报告，第五分册为骑兵区域报告，若有可能，再总体汇编一部第六本报告。当然，每一区域的发掘报告的编写，尽量是完成发掘工作所有的陶俑，经过修复后再进行编写为妥。
先后参加二号坑正式发掘工作的考古人员和文保人员有：袁仲一、吴永琪、张仲立、刘占成、张颖岚、魏京武、陈国英、申茂盛、许卫红、郭宝发、李秀珍、朱君孝、朱思红、王志友、陈春会、张志军、周铁等。专业照相人员有张天柱、夏居宪、赵震。另外，在二号坑第一阶段考古工作中付出辛勤劳动和做出贡献的技工们有杨四娃、杨定仁、杨荣荣、王文轩、孙秀霞、和西娥、李新民、张小妮、齐金凤、张晓爱、韦惠荣、刘占立、李双厚、李寿寿、黄惠茹、吴学公、秦进成、牛学章、曹宽宁、王书逊、王晓朋、吕增福、杨丽丽、郭宗录、毛忠浪、孙正民、朱正社、房根锁、杨三六、孙明辉等。
（三）三号坑的发现、发掘和研究 继一、二号兵马俑坑之后，1976年5月11日，考古队又在一号坑西端北侧25m处，钻探发现了一个陪葬坑，根据发现的先后，编号为三号坑。 由于三号坑面积较小，1977年3~12月，考古队对该坑直接进行了发掘和全面清理。为了建盖保护大厅，发掘完后又作了回填处理。
1988年，三号坑保护大厅建成竣工。 1988年12月9日，秦俑博物馆考古队对已回填的三号兵马俑坑进行第二次考古发掘清理。由于是第二次揭露，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三号坑发掘清理工作全部结束，1989年9月27日，三号坑在隆重的仪式中宣告正式对外展览开放。
对于发掘报告工作，已有人专门对1989年的清理资料，包括文字、图片、拓片、图纸等等，进行了整理，可望近年出版正式的考古发掘报告。 参加1988~1989年三号坑考古发掘清理工作的业务干部有：袁仲一、吴永琪、张仲立、刘占成、陈春会、郭宝发、李秀珍、申茂盛、许卫红等。协助工作的技工有：杨天发、杨少勇、杨定仁、王林、秦柏林、王天平、黄丽霞、李新民、毛忠浪、杨荣荣、杨省民、党亚芳、齐金凤、牛芳等。
三、其他考古工作 三十多年来，除参加秦陵、秦俑相关的考古工作外，近十年来，考古队还参与了一些馆内外其他的一些考古工作，在纪念秦俑发现三十五周年、秦俑博物馆开馆三十周年的日子里，我们将秦俑考古队从1999年以来参加的其他一些考古工作也罗列出来，作以回顾，以做纪念。 1999年9~10月份，考古队王志友、许卫红赴凤翔与省考古所雍城考古队联合进行“99凤翔黄家庄秦墓”的发掘工作，共发掘清理墓葬23座，拍摄照片约160余张，录像资料1盘，并出色地完成了发掘简报的编写、绘图等资料整理工作。
2001年7月，考古队派许卫红、王志友前往参与考古所主持的华县东阳墓地的发掘工作，工作主要有考古钻探、发掘、资料整理三项。通过钻探，在东阳乡核桃园地区共探出各类古墓葬138座，截至2002年1月，考古工作者对其中的116座进行了科学发掘。从发掘情况看，墓葬形制有洞室墓、竖穴墓，特别是无墓道的凸字型竖穴墓更具特色，古墓中发掘出土了较多的青铜器、陶器等文物。从墓葬形制和文物特征分析，这一批墓葬的时代，较明显带有商周文化色彩，也有带有秦文化风格的秦人墓葬。通过这次发掘，考古工作者最大限度地获取了这批古墓葬的实物资料，有效地降低了因当地盗掘之风所造成的文化损失。另外，墓地发掘的以凸字型墓葬为代表的商末周初文化，与该县南沙遗址遥相呼应，从考古文化方面填补了该地区商、周、秦不同阶段的文化空白。这批古墓葬的发掘，还为我们探索史书中关于“秦之郑县”的记载提供了重要线索。该地区的墓葬还为我们提供了秦文化东进过程中与当地文化融合的实物资料。2006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华县东阳》田野考古报告1部，报告分概述、周墓、周墓区其他遗迹及遗物、秦墓、与秦墓群相关的遗迹及遗物、汉墓、东阳墓地发掘的意义共七章，字数723,000，为研究关中东部地区周、秦文化提供了第一手考古资料。 2002年，考古队派许卫红、王志友两人参加宝鸡地区凤翔雍城遗址的考古工作。工作以钻探为主，主要收获是在凤翔县上郭店礼卜务村钻探出了一处秦人墓地，墓地共钻出墓葬约50座，根据工作需要，考古队对其中的19座墓葬进行了试掘清理，发现墓葬口小底大，墓壁规整光滑，墓主头向东西不一，填土均经夯打。另外，南区墓葬内葬具之上多见有树枝类覆盖物，北区则是直接填土夯打。这批墓葬排列整齐，间距2m，分布极具规律，对综合研究秦人“族墓地”等学术问题或许可提供较直接的重要资料。另外，考古队在雍城西南的邓家崖遗址约50亩地的范围内，钻探出了灰坑墓葬等考古遗存，在遗址的东南部，多见红烧土遗迹，中西部则以灰坑为主，考古队在钻探区布方17个，发掘面积425m，清理墓葬10余座，灰坑10多个，出土了一批陶器、建筑材料、铜器等文物，为研究秦雍城遗址及制陶作坊等课题提供了考古线索。 2002年，考古队派朱思红前往西安北郊工地与省考古所联合工作，此项工作属随工清理的考古抢救性发掘，具体位置在西安北郊明珠新家园和长岭集团建筑工地。该地区以秦汉墓葬为主，另有战国、魏晋墓葬等，全年共发掘秦汉墓130座，战国墓20余座，魏晋墓近10座，出土文物300多件，资料进行了系统的整理。 2003年考古队派张颖岚、蒋文孝等参加了馆前区两座陶窑遗址和一个乱葬坑的田野发掘工作，出土了大量的陶片、瓦片、铁质刑具以及121具人骨。经过对人骨的初步鉴定，死者全部为15~50岁的青壮年男性，平均24岁，他们极可能是当年身份较低且失去自由的修陵人。另外，完成了新丰秦井的发掘与清理，出土了大量的石甲片或甲片的半成品。 2004年9月份，我馆与陈仓区博物馆合作，组建联合调查队，陈仓博物馆派副馆长董卫建挂帅参队，我馆派许卫红、武丽娜、技工丁保乾等参加，在该地区开展比较系统的考古调查和钻探工作，以明确该遗址的性质。
秦汉宁王遗址位于宝鸡市陈仓区阳平宁王砖场附近，近年来该地区不断出现较多的秦汉时期的板瓦、纹饰瓦当、素面瓦当等遗物，特别是与汉郁夷县有关的“郁夷”文字瓦当的发现，更引起考古工作者的重视。
关于“郁夷”，《汉书·地理志上》：“右扶风，故秦内史……县二十一：渭城、槐里、…… 郁夷，《诗》'周道郁夷'。有汧水祠。莽曰郁平。”《水经注·渭水》：“渭水又东经郁夷县故城，《地理志》曰：有汧水祠，王莽更之曰郁平也。《东观汉书》曰：隗嚣围来歙于略阳，世祖诏曰：桃花水出船槃，皆至郁夷陈仓，分部而进者也。”《汉书》、《水经注》中郁夷的地望即指今之宝鸡陈仓阳平地区，那么，该地区“郁夷”文字瓦当的出土，是否能够证明汉郁夷县城址是否就在今天的遗址上呢？又据《史记·秦本纪》记载：“宁公二年，公徙居平阳。”“二十年，武公卒，葬雍平阳。”据考证，春秋时期的秦平阳城就在现阳平附近。那么，我们是否能够在此遗址上找到秦平阳城？能否找到秦武公大墓呢？带着这些问题，调查队在宁王秦汉遗址东西1,500m，南北500m的范围内，进行了普探和调查。经过两个多月的工作，在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灰炕、陶窑等考古遗存，但始终没有找到夯土、城墙等标志城址的重要建筑遗迹。因此，我们推测，不管是秦平阳城，还是汉郁夷城，都不在现宁王砖瓦场附近，此处遗址性质应为为宫殿建筑提供建筑材料的陶窑作坊。在该遗址进行调查和钻探的同时，工作队还抢救性清理陶窑1座，根据形制和窑内遗物，应为汉窑。 根据考古调查和钻探的收获，要寻找汉郁夷城和秦平阳城的线索，我们认为应该在现渭河以北、宁王以南的原渭河滩上去工作，因为我们在遗址的东、北、西三面也都做了一些工作，基本上排除了秦汉城址存在的可能性。另外，宁王西太公庙村土塬上曾发现秦公鎛窖藏，土塬范围较大，在此出土重器，推测探寻秦公陵园（平阳陵区）或其他建筑遗址的工作还可在这里再做一点工作。还有，历年来，在宁王以东的杨家沟、南阳村、窑底村等地发现有分布较密集的春秋战国时期的墓葬，特别是宝鸡考古队曾在南阳村发掘了5座出土青铜器的墓葬，提示我们通过墓葬研究秦早期的历史，在这里还可以继续做一些调查、钻探、发掘等考古工作。 2005年上半年，王志友去甘肃礼县参加相关先秦遗址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4~6月份刘群去广西参加田野考古和绘图工作；前半年许卫红参加了省内田野工地的考古调查；年底蒋文孝又去三峡参加配合西北大学的抢救性考古发掘工作。通过外面的考古工作实践，不但使业务干部开拓了视野，而且提高了田野操作水平。
2006年5~6月份，我队专业干部邵文斌前往陕北宜川壶口镇，参加龙王辿古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在该遗址发掘的40余平方米范围出土了2万余件距今2~1.5万年前后的石制品及一些动物骨骼，还发现20余处用火遗迹。另外，还发现了罕见的蚌饰和磨制石铲。这些发现，对探究黄土高原东南部边缘地带旧石器时代文化面貌，探寻黄河中游地区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时期的文化演进与环境变化等重大学术问题，提供了科学的依据。参加完成了对该遗址遗迹遗物的资料整理工作。此项工作荣获2006~2007年度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三等奖，我队邵文斌同志也获得奖励证书。 2006年6月份，许卫红参加由省考古所主持国家南水北调工程河南“马林庄墓地”的田野考古发掘工作，墓地南北长1,800m，东西宽500m，截至10月底，已发掘墓葬40余座，包括汉、宋、清3个时代。11月初，又去湖北郧县淹没区参加瞿家湾遗址的发掘工作，遗址面积约10,000㎡。年代涵盖东周、汉代及明清。 2006年11月份，王志友参加由西北大学主持国家南水北调工程湖北十堰市考古工地的田野发掘工作。
2006年4月份，刘群去安徽寿县参加安徽考古所的寿春城遗址的发掘工作，期间在室内为出土的300多件器物进行画图、过图，除陶器外，还有一些青铜器和玉器。7~11月份，刘群又去广西参加广西考古所的百色田州土司衙署的发掘资料整理工作。大约为1,200多件器物进行了画图和描图，其中有陶器、瓷器、青铜器、编钟、铜鼓等。 2007年，我队张卫星同志参加了由省文物局组织的陕西长城项目调查工作。自5月份以来，长途跋涉1,000多公里,先后完成了榆林地区36个明长城营堡的田野调查工作,拍摄照片20,000余张,整理文字资料10多万字,现在已开始着手调查报告的编写工作。工作期间,有关领导和兄弟单位多次到现场检查和指导工作。陕西的这次长城资源调查工作得到了省局、国家局长城项目组的高度肯定，我队张卫星同志负责的工作也得到了有关领导和专家的表扬。
2007年9月份，我队朱思红、陈治国两人参加了省文物局组织的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培训班，经考核合格，均获得了文物普查资格证书。11月份，他们又一起参加了省文物局组织的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蒲城试点的实习，圆满完成了普查任务。 2007年9~10月，考古队刘占成、蒋文孝主持，技工丁保乾等参加，历时一个半月完成了5,400㎡的秦代窝棚遗址的考古钻探工作。遗址上部有1米多厚的现代建筑堆积层，堆积层下还有1m左右的沙石冲积层，对钻探工作造成很大的困难。在想尽办法克服困难的情况下，终于完成了钻探任务。在钻探的区域内共发现灰坑8个，窝棚遗址3处，河床遗迹1条。特别是编号W3的窝棚遗址，保存面积22.7㎡，遗址地面非常平整。通过这次复探工作，证实了秦代窝棚遗址的客观存在，为我们研究当年修建兵马俑坑劳役人员的生活和活动等提供了非常珍贵的考古资料。
2008年，我队先后派业务干部申茂盛、蒋文孝、邵文斌、王煊、武丽娜、任建库、赵震等，由申茂盛担任执行领队参加河南淅川墓地的考古工作。该工地位于河南省淅川县香花镇杜寨前张营村西，南依丹江，三面环水，是省考古研究院和我们合作的一项工作，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张仲立任领队，工作从8月份开始，10月份结束，发掘面积3,100㎡，清理汉、宋、明、清墓葬20余座，主要是一些小型平民墓葬，加之由于盗扰严重，出土器物较少。工作中，派去的业务干部在艰苦的环境里任劳任怨，克服了天气燥热、蚊虫叮咬、饮食不惯、路途遥远、时间短任务重等等困难，很好地完成了所承担的考古发掘任务，得到了一次极好的锻炼。
2009年，考古队干部申茂盛、任建库去湖北丹江口考古工地参加考古钻探和发掘工作，共钻探发现墓藏约50余座，时代为西汉晚期至东汉，预计年底完成任务。
四、秦陵区考古工作的前景 秦始皇帝陵、陵园、陵区，规模宏大，埋藏丰富，截至2009年，秦陵园内外共发现内涵不同的各类陪葬坑近180个，陵区墓葬发现400余座。因为文物是不可再生的宝贵资源，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它承载着文化，记载着历史，所以，对于这些考古遗存的发掘、保护、研究，对文物工作者、对考古工作者来说，义不容辞。 2009年2月初，经省文物局、省编制办审批，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正式成立。 博物院成立后，秦始皇帝陵区的考古发掘、文物保护、科学研究工作将逐步展开，结合对秦代政治、经济、文化、建筑、陵寝制度、丧葬典制等研究工作的需要，将逐项目、分年度、有计划地进行考古发掘。今天，我们把承载着秦代历史，见证着秦朝，体现着两千二百年前中华民族伟大智慧和创造力的秦始皇帝陵遗址，科学保护、规划建设、合理利用，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回顾三十年来的考古工作历程，我们感谢秦陵秦俑考古工作者付出的辛勤努力，袁仲一、杭德州、王玉清、程学华、屈鸿钧、王学理、张占民、杜葆仁、崔汉林、罗中民、柴中言、单炜、张斌元、鱼龙、吕孝周、付清秀等，他们的身影，鞭策着我们，激励着我们。他们既是老一辈的考古工作者，同时也是秦陵、秦俑考古研究工作的功臣。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成立的今天，我们深感任重道远。面对新的机遇和挑战，我们将会在积极配合秦陵遗址公园工程建设的同时，充分利用秦陵得天独厚的文物资源，把秦陵区的考古发掘、专题研究等更上一层楼，开拓新的发展思路，谋划新的发展方向。我们衷心祝愿秦陵、秦俑考古事业兴旺发达，前景辉煌。 （刊于2009年《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三十年纪念集》） 发布日期： 2013-10-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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