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王福元 中国历代人物画随着时代的要求发展，或为政治服务，或为情感抒发，名家经典作品都具备独特的艺术风格。如东晋顾恺之根据曹植《洛神赋》创作的《洛神赋图》，人物形象描绘惟妙惟肖，采用“高古游丝描”的用笔，强调“以形写神”。明代画家徐渭的《骑驴图》，寥寥几笔便勾勒出意境美感。再如敦煌石窟中保存的唐代壁画，其中的佛教造像画题材丰富、造型多样，灿烂至极。张大千曾在敦煌长期临摹壁画，以致画风改变。
中国传统艺术讲究“神采为上”，传统绘画注重用线，在描摹物象的同时强调写意。比如，古代佛教佛像雕塑、道教神像雕塑同样以写意为主，有些形象的结构可能比较符合解剖学，但如果以西方解剖学结构来审视，罗马雕像和中国的菩萨、神像雕塑完全是两码事。若严格以解剖学要求，那么中国雕塑的神韵则全然不存。 由于中国现代艺术教育模式以西方绘画的素描造型为基础，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徐悲鸿写实主义的影响下，开启了西方造型观念介入中国传统绘画的时期，代表作品如蒋兆和的《流民图》，作品以西画的造型理念为基础，人物的“写真”表现非常强。但平心而论，与中国古代绘画的人物造型和笔墨表达的韵味相比，也有其逊色的一面。
唐代大诗人王维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因为中国古代绘画中，山水、花鸟、人物三类题材绘画都讲究意境，并借助诗意来表达画家对自然、景物和人物的情感。如清代画家罗聘的《骆驼画》，画面中人物造型很古朴，骆驼抬头望向天空中的飞雁，让人产生了一种身在旅行中的清幽意境。 清末画家任伯年的人物造型理念取自明代陈老莲的变形人物，其人物造型较为写实，又让人感觉到浓浓的古意。他在苏州为吴昌硕画的《酸寒尉像》，将其鼻下的小痣等细节都刻画得惟妙惟肖，可谓既写“真”，也写“神”。
徐悲鸿、蒋兆和之后，南方的方增先、北方的黄胄、西北的刘文西是三位重要的人物画家。方增先把吴昌硕画花鸟的篆书笔墨运用到现代人物画中，解决了如何用水墨画现代人物的问题。20世纪60年代，方增先写的《怎样画水墨人物画》一书曾影响了卢沉、周思聪等很多人物画家。黄胄晚年曾到无锡，感觉自己的传统笔墨功力不足，于是在无锡博物馆借出很多藏品进行临摹，黄胄的水墨速写影响了很多以线条表现为主的画家，可以说黄胄的绘画开启了现代人物画的历程。 传统人物画强调形神兼备，“以形写神”。现代有些人提出“以神写形”，看他们的作品，神、形均有欠缺，这种说法是掩盖他们技术的不足。不容回避的一个问题是，当代人物绘画在造型上非常准确，而神韵的表现却十分缺乏。
清代书法家傅山言：“书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真率毋安排。”然而，现在有很多书法家利用这句名言来掩盖自己书法功底的不足，以致当下丑书流行。 尽管清石涛曾言“笔墨当随时代”，但我们也要清楚笔墨当随怎样的时代。所以潘天寿讲 “中国画要与西洋画拉开距离，而不是融合”。 中国古代人物画对当代人物画的启发是人物画要具有“诗情画意”，尤其是写意人物画创作。雕塑家吴为山的作品以及他提出的“写意雕塑”理念，就受到了中国传统写意理念的影响。 正在展出的“笔砚写成七尺躯——明清人物画的情与境”（北京画院美术馆）、“借古以开今——馆藏明清绘画专题展之人物花鸟篇”（江苏省美术馆），将古代人物画精品呈现我们面前，对人物画家、对年轻学子来说是非常好的学习机会，也可以引起大家反思和讨论，从传统人物画里汲取有益的营养。当代人物画创作对画家们提出更高的要求：要有好的造型，还要有好的意境，诗书画印不可缺一。 刊于《艺术市场》2017年9月号下半月刊
王福元：为古村造像 为江南写意 文/李百灵 王福元1947年生于江阴的耕读之家，自幼临习《芥子园》这本流传广泛而又内涵丰富的经典之作，初尝了艺术带来的快乐，促使他自觉地走上了绘画艺术之路。他曾师从海上大家唐云、艺术大隐秦古柳等先生学习绘画，并考入了南京艺术学院中国画专业，师从陈大羽教授和朱修立、陈德曦等著名山水人物画家。 对于年过耳顺的王福元而言，他希望自己的作品打破人物、山水和花鸟画的分界，为抒发胸臆而信手拈来，完美融合。“我一直在画自己的真情实感，我的作品是我生活积累、艺术经验和思想上不断变化的反映。”他对记者说。
绘画抒胸臆 1976年，王福元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回到家乡，用自己的艺术创作回馈乡里。自幼打下了坚实的绘画基础，大学期间对传统绘画、书法及理论的悉心研究，加之多方拜师学艺，笔耕不辍，使得王福元在写意人物、花鸟、山水及书法等领域都颇为擅长，诗书画印俱佳，为画家中少有。 江苏省是国画大省，前辈有傅抱石、钱松喦、宋文治等，他们的艺术给了王福元以滋养。王福元的老师陈大羽是齐白石的弟子，用笔老辣，自成一家。“在绘画的技巧上，我或多或少也受到了他的影响。”王福元说。他的花鸟画以大写意与没骨为主，笔墨洒脱，题材则以梅、兰、竹、菊、松为主，或苍郁妍丽，或清健简古，深得自然生活之妙。 王福元长期从事人物画创作，在他看来，虽然各题材的绘画作品都可以抒发自己的情趣意志，但是用人物画来抒发情感更为直接。他的人物画取材广泛，既有高士，也有近现代的名家，还有领袖人物等。他创作的《风物长宜放眼量》、《周恩来在梅园》、《邓公太湖聘怀图》等作品备受好评。他还刻画过刘半农、刘天华、刘北茂、秦古柳等文化艺术家。 《一代宗师秦古柳》是王福元的得意之作。一直隐居于江南小镇的秦古柳艺术造诣高深，但因为长期隐逸，声明并不显赫。秦古柳的亲自指点，以及其高尚的人格，使得王福元在画艺精进的同时，也深为感佩其人格。“我有感于秦古柳老师的人格和风骨，创作了《一代宗师秦古柳》，希望以后将其捐赠给江苏省博物馆。”王福元说。 然而，他刻画更多的还是江南的市井人物，表现普通人的生活。无锡文人韩可元在“文革”中曾发现并保存瞎子阿炳的墓碑，并在“文革”中饱受红卫兵凌辱、殴打，最终辞世。王福元为之造像，作品中，韩可元一手持烟斗，一手拄杖，昂然挺立，刚毅倔犟，体现的正是中国知识分子“士可杀而不可辱”的堂堂正气。作品既是对韩可元的礼赞，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颂歌。 王福元还钟情于重大历史题材的美术创作，他坦言，他的创作完全是有感而发，并非为了参加展览或者评奖。“我这个年纪的画家，对于国家的重大历史题材有着自己的思考。用自己的艺术创作来展现重要的历史文化事件，是为了表达我的爱国之心和美好祝愿。”
难舍古村情 近十几年来，王福元又醉心于山水画的创作，而这源于他对江南水乡发自内心的热爱。他的故乡青山不改，绿水环绕，有着几百年历史的古村落曾比比皆是，充满着历史感与传统人文气息，是他魂牵梦绕的地方，促使着他几十年来不断地以江南水乡古村落为题材进行艺术创作。近年来的山水画创作，则源于他的急迫感：江南老村在快速消亡。“为了发展经济，以及进行城镇化建设，很多江南老的村落被拆了，山被挖掉，水被污染，老屋被毁，老的习俗消失了。我感到很震撼。在那些村子里传承了演绎了几百年的人的悲欢离合、生活和文化都荡然无存，太可惜了！作为一名画家，作为一位受江南水乡滋养的艺术家，我有责任把老村落的美用画笔留存下来。”王福元说。 为此，他不停地在江南的老村落之间奔波，既痛心于老村落被毁，又深感祖国山水之大美。“中国画画法讲究平淡率真，比如浅绛山水或者青绿山水等，但是稍不注意就很容易媚俗。过去我基本单一用水和墨来表现山水，很少用色彩，现在我觉得用传统水墨表达的同时融入一些丰富的青山绿水的感受会更好。这是我内心最真实感情的流露。”王福元带着历史责任感，用笔墨留存远去的村落，保存江南错落的历史文化记忆。 透过王福元的作品，能够明显感受到江南老村落恬然、淳朴的民风。乡村那错落有致的老宅、繁密的树木、幽静而弯曲的乡间小道、泛着涟漪的湖泊、高高的芦苇、钓鱼的渔夫、玩耍的小孩、畅怀聊天的女人等等，都在他的画中有了别样的诗意情致。 “王福元笔下的江南老村落，艺术脉络清晰，风格独特，画面中的一桥一树都是他用情感和心在抚摸。他善用墨、色、水、点来画黛瓦、白墙。笔墨自然，酣畅淋漓，直抒胸臆，更多的是他悲天怜悯的文人情怀跃然纸上，激起一缕永远抹不掉的乡愁。”中国美术学院教授毛建波认为，王福元对中国画笔墨的运用早已超越笔墨技法，风格很成熟。“他创作的江南山水画，不仅载着江南历史，承着千古文化的延续，更是当今中国画村落文化的代表。” 王福元在师古人、师先贤的基础上，行万里路，充分挖掘山水自然的真与美，有感而发，倾注于笔墨。在长期的创作和探索中，不断完善自己的作品，最终有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面貌。在《太华山归来》中，他以散锋写太华秋色，灵动中见沉着；在《一路高歌上太行》等作中，他将金碧山水与大写意巧妙地相糅合，厚重中显生动；在《细听红英落清秋》、《听瀑》等作品中，他以没骨法结合泼彩，凸显江南山水云雾迷离之朦胧感。 深厚的学养，扎实的技法，炽热的情感，潜心的探索，使得王福元的艺术散发出了独特的艺术芬芳。“我的画强调中国画的传统，因为中国画的用笔是精神、骨骼；墨是韵律，高低起伏都是味道。我的风格不是特意为之，而是在长期的艺术实践的过程中自然积累的结果。”王福元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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