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部丛刊》（四编）出版手记

2015年4月20日，我与出版人邓占平到著名学者周心慧先生府上拜访，周先生在书房接待了我们，他是古籍研究方面的资深专家，曾任首都图书馆副馆长，性格颇为爽朗，谈及古籍版本，时有妙语，有如沐春风之感。书房里谈了半晌，到了饭点，就近到小区外小饭馆吃饭，席间我们谈及《四部丛刊》的影印出版，周先生说《四部丛刊》（初、续、三编）并非张元济先生的全部出版计划，他还有一个未能实现的出版计划。当时谈了这个话题，邓占平先生对此事十分感兴趣。事有凑巧，不久周先生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这便是上海学者柳和城先生写的《四部丛刊未刊书考略》，这成为后来出版《四部丛刊》四编的论据。

张元济先生辑印《四部丛刊》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古籍影印出版的一件大事，他感于国学衰微，忧虑先贤著作失传，因而向全国五十余家公私藏书机构借书，甚至赴日本访求流失境外的珍贵古籍，以便影印，使存世量稀少的古籍化身千万。这项出版事业始于1919年，至1923年完成出版，总共收录书籍323种，2112册，8548卷（另外四种不分卷），这些书籍既有珍贵的宋元版本，也有以孤本传世的稿本和抄校本。这套书一出版就在学术界掀起了热烈反响，出现了洛阳纸贵，一书难求的现象。由于销量好，其后进行了重印，重印过程中发现部分书籍有更为珍贵的版本，因而进行了替换，替换版本的工作十分繁杂，从1926年至1929年，花了四年时间，重印本才陆续完成出版，这就是《四部丛刊》（初编）。1934年，《四部丛刊》(续编)编成，总共收录书籍75种，共计500册；1935年至1936年又完成《三编》的出版，收录书籍70种，同样为500册。以上，就是我们现在所了解的《四部丛刊》的出版过程。那么，这是否就是张元济先生的全部出版计划呢？周先生告诉我们，《四部丛刊》(三编)出版后，张元济先生曾计划出版《四编》，但因1937年日军侵华，造成商务印书馆的再度损毁（1932年一二八事变时，商务印书馆就曾遭轰炸损毁过一次），编辑人员转移香港，出版计划就此搁浅。时隔八十年，张元济先生早已魂归道山，他的计划至今未实现。

据先生讲，张元济先生当年计划出版《四编》，曾留下一个《草目》，那么至今草目何在呢？柳和城先生在《四部丛刊未刊书考略》一文中为我们揭开了答案。1935年10月，《四部丛刊》(三编)第一期书出版，商务印书馆编印了一册 《四部丛刊》(三编)“预约样本”。从后来实际出版的书籍来对照，会发现实际出版的书籍与“预约样本”所列书目并不相符，其中相当一部分书籍并未出版，张元济先生未能实现的“计划”，就包含在这个书目中。

为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四部丛刊》未曾出版的“四编”，笔者通读了《张元济全集》前三卷的“书信”部分和第九卷的“古籍研究”部分。不难发现，张元济先生已着手辑印《四编》，他在1937年7月22日写给学者吴其昌的一封信中说：

 现正编定《四编》目录, 前在日本照存宋刻《册府元龟》四百数十卷，嗣又在国内公私藏家影得百余卷，其阙者思以明抄本配入。然借到五六部每部抽校数卷, 无一可用者。颇疑明代所抄三大书皆市贾射利之作。如以明末刊本配补, 既有续貂之诮, 且字大行疏,卷帙过繁, 反占他书地位。鄙意拟专印宋刻残本。是否可行？并祈明教。

在1934年5月28日写给商务印书馆主事丁英桂的一封信中说：

兹送去《郑师山集》两本。上册较损破，有二三页中缝边字字已磨损, 乞属修书人细心修补。应计工资开示照缴。此书为弟所有，极不易得，将俟修补后看能否照相, 拟印入《丛刊》也。

因《四部丛刊》（初、续、三编）中均不见有《郑师山文集》，则这里所说的拟印入之《丛刊》，当指计划中的《四编》了。学者柳和城先生在其《四部丛刊未刊书考略》中详细考证了书籍来源，并整理出了一个书目。我们拿着这个《书目》拜访了国内著名的版本研究大家李致忠先生，李先生尽管已八十余高龄，但思维十分敏捷，他认真阅读了书目后，得出一个结论：书目选本极为精湛，出版此书对当代古籍研究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至此，我们邀请李先生担任这部大书的主编，同时向远在美国的张人凤（张元济之孙）先生发出邀请，请他担任副主编，张先生收到函件后欣然同意，并请我们把相应的资料通过电邮发给他。

确定了主编和副主编之后，我们又邀请周心慧、陈红彦、翁连溪、柳和城等学者出任丛书编委，同时向国家图书馆、上海市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浙江省图书馆等十余家藏书机构发出函件，商议底本的使用，其间的沟通细节自不必赘述，幸而各馆对此项工作都十分支持，虽有周折但还算顺利。经过一年时间的紧张工作，全部版本整理齐备。

张元济先生所拟之目中的部分书籍在版本上并不明确，如部分书籍仅注“明刊本”，具体是明代那一年的刊本，则无所指。因此，需要一个版本甄别的过程，编委们经商讨最终定下了一个甄别原则：

其一、所有图籍，皆据原刊本直接扫描影印。翻印本，影印本概不采用。

其二、凡张元济先生《拟目》指向明确的本子，则以拟目为准。

其三、张元济先生《拟目》中部分书籍版本著录过于简单，仅注明“明刊本”“明抄本”之类，则采用最古之本。同一时段有多个版本，则选择刊校最佳之本；若同一版本存世多个本子，则选名家递藏本，题跋本。

其四、有些图籍规模较大，且已有单行本出版，使用底本与张元济先生所列同，如《国榷》、《明文海》等，为避免重复出版，造成不必要的浪费，不予收录。

其五、因年代久远，有些初刻原刊的本子不免漫漶，为了保存其真容，不予描润。

经过筛选，最后选定123种书籍编为《四编》，其中宋刊本29种，元刊本10种，明刻本43种，明代钞本11种，清代精钞本28种，清代精刻本2种。此外，还耗用大量时间和精力编成一个收录五万余条目的《总目录》，有了这个目录，无论是在这套大书中查找一首诗词，或者一篇文章，乃至一条诏令，都可按页索引，使研究者使用起来十分方便。

将近一年时间的工作，前期工作基本就绪，邓占平先生拟邀请古籍研究界的大腕儿们召开一个“出版研讨会”，但在时间安排上却无法照顾周全，有些学者有学术会议，有些学者在海外，时间上一推再推，最后定在了2016年4月20日。日期定下来后，我才恍然意识到，这不就是我和邓占平、周心慧两位先生一年前在小饭馆讨论选题的日期嘛。此前，我与邓占平先生曾专门赴浙江海盐凭吊张元济故居，同时拜访了海盐县的张元济图书馆，深深领略了旧时文化人的气度与胸襟。现在这套书已全部付梓，再回头来想整个出版过程，我们完成的不止是一个民国老人未竟的计划，而是对历史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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