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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在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出版物中占据重要位置。1912年~194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古籍据统计仅丛书就有53种，包含子目8992种，另有《说郛》100卷及《续藏经》7140册。古籍占商务印书馆出版物总数的一半强。
古籍为商务印书馆在文化界、读书界赢得了良好的声誉和可观的营业收入的同时，也为中西文化碰撞交流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更重要的是对今天转型中的出版机构有很多启示。
其一，注重选题策划和自编丛书。选题策划是出版机构的灵魂，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的成就首先得益于此。先后成为商务印书馆领军人物的张元济、王云五两位先生都是选题策划的高手，尤其是他们带领商务印书馆的编辑们在古籍影印方面拿出了很多一流的选题。在各社竞相影印古籍的情况下，商务印书馆走出了不断创新和编辑人员自己动手选编古籍丛书之路。
张元济先生旧学功底深厚，选书注重实用，母本讲究善本，开创了古籍丛书新编、翻刻、影印的新阶段。王云五先生对商务印书馆的古籍影印尤其是自编古籍丛书作了很好的理论概括，称之为“贯珠成串”。商务印书馆的选题核心是编译所，张元济、王云五先生先后亲任所长几十年，掌管商务印书馆的两大编辑业务中心，一是策划编辑影印古籍的选题，二是策划翻译出版西文学术选题。其与印刷所和发行所共受董事会直接领导。但直接归张、王领导的编译所是商务印书馆的龙头，决定着新书的印制和发行。
其二，精心编制索引。张元济先生、王云五先生主政商务印书馆时，从保存国粹，研究国学出发，以服务传统文化研究为宗旨，在古籍影印方面也走出了有别于其他出版机构的独特之路。尤其是在古籍影印图书出版新索引的添加上至今受益。
1935年～1937年，商务印书馆重新编制了索引的影印本《十通》与《佩文韵府》。增加了新编制的《十通索引》，仿佛为《十通》安装了车轮，使用者大呼方便。1937年3月，商务印书馆在出版清张玉书等人编的《佩文韵府》时，编制索引一巨册，将按韵排字的《佩文韵府》改为按首字排列，索引本身变成一部新编的《骈字类编》，惠及几代学人。
其三，企业经营灵活，促销有方。今天来看，当年商务印书馆经营灵活可分为以下几方面：首先，从选题编辑的源头做文章，一是整中抽零，大小随意。在《国学基本丛书》中缩印影印了《宋六十名家词》等单种古籍，采用价廉的报纸本，用以零售。又将《四部丛刊》的四页缩并成一页，改线装为平装、精装，亦采用白报纸印刷，更名为《四部丛刊初编缩本》，售价大大低于原线装《四部丛刊》，深得市场青睐。二是一种古籍底本，多次使用。如《孟子》、《尔雅疏》等书，先在《续古逸丛书》中出大开本，然后再收入《四部丛刊》。编入《万有文库》的《十通》、《佩文韵府》等古籍工具书均可以单独销售。但商务印书馆却与古籍底本提供方签订出版合同，10年内不准底本再转借他人影印。《影印元明善本全书十种》就是在排印本《丛书集成初编》基础上，选取元明佳椠孤本10种，依原貌影印的。其次，在销售方面也是频出高招，促销有方。商务印书馆先后影印出版的几种大部头古籍丛书，基本上采取先在相关报刊登载较为详细的预售消息，广泛告知图书馆和书店，预收部分书款。然后分期出书，分期发货。如《四库全书珍本初集》1934年1月开始发售，预约价2月底前为560元，3月底前为580元，4月底前为600元。全书至1935年3月底前出齐。另如《佩文韵府》旧本线装，商务印书馆影印缩印并改为精装，编入《万有文库》，作为订购全套《文库》的附带赠送礼品书，以吸引一些新设立的小型图书馆和图书室订购全套《文库》，效果确实不错。
其四，有担当精神，才能作出贡献。商务印书馆诞生时期正是中西文化碰撞交流的初期，国内外全盘否定民族文化的大有人在，同时古籍的损坏与外流也令不少有识之士忧心如焚，张元济呼吁：“自咸、同以来，神州几经多故，旧籍日就沦亡，盖求书之难，国学之微，未有甚于此者也。”郑振铎呼吁：“私念古籍流落海外，于今为烈。”并警告若再不采取措施，“必有一日，论述我国文化，须赴海外游学。”
可以说，商务印书馆的古籍影印，于中国文化的保存和传承为功甚巨，主要赖张元济、王云五先生对民族文化的担当精神，也使他们成为一代出版人的杰出代表。
其五，重视人才的培养和使用。商务印书馆培养人才的方法主要是业务实践，提倡在实践中增长员工的才干，也注重自学和业务进修。注重图书资料的购买，涵芬楼及东方图书馆丰富的善本珍藏，为商务印书馆影印古籍做了充分的储备。同时，也滋养着一批学者型编辑人才。如茅盾和郑振铎入馆前已是饱学之士，但后来说在商务印书馆学了很多知识。反过来，他们又为商务印书馆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再如孙毓修先生，笃好版本目录学，参加了商务印书馆的古籍影印出版工作，辑有《涵芬楼秘笈》丛书，开商务印书馆辑印古籍丛书的先河。又协助张元济先生，主持影印出版了《四部丛刊初编》、《四部丛刊续编》、《四部丛刊三编》。
商务印书馆创立初期的10余年间，规模迅速扩大，广设分馆于全国，领导皆是自己培养的。同时，也为民国时期培养了大批出版经营人才，如创办中华的陆费逵，创办世界书局的沈知方，创办大东书局的吕子全，创办开明的章锡琛，也都是从商务印书馆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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