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书未老——俞晓群与海豚社的这八年

传奇

在出版界，数精品、谈传奇，海豚出版社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同样绕不开的，当然还有海豚社的大当家俞晓群。这位相继带领两家出版社，并且均创造过出版辉煌的著名出版人， 认真、勤奋、随和，和文坛大家、和普通书友都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俞晓群已年过六十，但是他一手忙于出版，一手却在奋力笔耕，热情之旺盛、思路之清晰让人敬佩。理科出身，带领过辽宁教育出版社，做过辽宁出版集团的副总，却选择在50多岁进京闯事业。回首八年，他带领的海豚出版社从纯少儿出版社转型为综合性的人文出版社，其间，经历了什么，又希望着什么，他还想做什么？电话那头，俞晓群为记者娓娓道来。 

俞晓群，男，生于1956年，辽宁丹东人，著名出版人。1982年大学毕业后进入出版社，曾任辽宁教育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2003年担任辽宁出版集团副总经理。2009年担任海豚出版社社长。俞晓群执掌辽宁教育出版社、海豚出版社期间，创造了出版业的诸多传奇，成为书界难以绕开的话题。俞晓群还热衷写作，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学者型、作家型出版家。

理科生的人文步伐

俞晓群1982年涉足出版界，职业让他从一个理科生走向人文领域，而其本身已有的人文积淀促成了他在出版界的成就。俞晓群告诉记者，他的人文情怀、学者情结更多源于家庭，源于父亲。

 

藏书报：您给自己的定位是什么？

俞晓群：在选择职业的时候，可能还是有点被动，到出版社来比较偶然。但是这种被动和偶然，最终决定了自己一生都在那个行业里做了。所以如果要问我的主要身份是什么，那当然就是出版人了，这个没有办法改变。我各方面的爱好和我的一些志向都在这里得到了一些发挥。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最想做的是学者，后来没做成，做了一个编辑、一个出版人。但做学者的这种情结一直埋在心底，没有放弃，所以说我才会在更多领域做一些事情。

我早年比较崇拜金庸、董桥，因为他们都是专栏作家，一边做编辑，一边管理报社或者出版社，一边做专栏写作。我后来比较喜欢写东西，多半也是受他们影响，因为我觉得那种活法比较充实。我业余爱好比较少，所以这样也可以把自己的业余时间都调动起来。我早年做了一段时间的理科编辑，可能为了编辑只读理科书，但我爱好广泛，喜欢有一定的学养，有一定的学者身份，就会去读一些文史哲类的书和学术书，而且也可能收藏一些学术书。还有，要保持专栏创作，就要进行广泛阅读。要读很多书，你才能丰富自己。你光靠出版这点事肯定达不到我的人生追求，我觉得就是这种边工作边写作，是一种相互作用。

 

藏书报：作为一个出版社的掌门人，各种事情都很多，在这种情况下还坚持写作，与自己的学者情结有关，还是说自己逼迫自己，要长期保持这样一种写作状态？

俞晓群：对一个作家来说，写作是一个职业，更是一种爱好，是一种表达。每个人的表达可能有好多种方式，通过职业，通过语言，或者通过文字来表达。文字表达具有这种独特性，而且和我的性格、追求完全吻合。你编过的书，那书再好它也是别人写的，最终引起的那种快感和你自己创作的快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对写作本来就是一种热爱，再通过不断地训练自己，提升了自己的表达能力，坚定了自己坚持写作的决心，也没有了压迫感。

当然写作很辛苦，每一位作家都希望不断提升自己的写作水平，希望写的东西能够引起人家的注意，能够表达出自己内心的情感。因为写文章不是写流水账，用董桥先生的话说，写作是很神圣的，你这人的情操和你这人的水平在文字里肯定藏不住。所以说通过这种训练之后，你的写作快感会越来越强烈。因为读者对你的评价，专家对你的评价，可能都是一种非常强烈的刺激，不管他是批评还是赞扬你，关注你还是冷落你，都会激起你心灵的波动，所以写作会成为我一生的喜爱与追求。当然在你的写作过程之中，又可以和你的职业互动，因为这是两种角色，这种角色又不能错位，不是说我写作我就可以代替作者。通过写作再去结交作者，结交学者，再去品评一部书稿，可能你这种判断能力会有很大的提升与不同，对你的职业本身也有非常好的作用。

 

藏书报：理科出身的您一直迈着人文的步伐，这种人文步伐是怎样的？

俞晓群：学习理科是当时那种环境促成的。当时“文革”结束，大家都回避人文，不愿意学文史哲，就愿意学自然科学，觉得这样在社会上生存起来比较安定。那个时候理工很热。实际上我因为从小受家里的影响，本身的人文情怀没有变。一个人决定他未来的爱好不完全在大学教育，可能他的家庭教育的影响更重要，在我家里，父亲对我的影响就非常大。所以说从理科生到人文领域职业的选择这种转变，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太突兀的感觉。

而理科的教育对我影响也很大。做事比较注重条理，注重规律性，比较注重整理一些信息，包括写作的时候，到现在为止我可能也是比较愿意积累，积累以后把它分门别类，这个肯定是受理科的影响，遇到什么事都要给它进行归类，进行逻辑化、条理化，去粗取精。

这样的大学教育对我而言又有些遗憾，在很重要的基础教育的时候，又没有很好的文科的基础教育，损失了很多，这就需要以后一边工作一边去学习，弥补这方面的缺憾。我喜欢交往一些像沈昌文、陆灏、陈子善、傅杰这样的朋友，有一些学者跟我的交往也非常深，都做了一些彼此的补充。

 

藏书报：家庭教育对您的影响是怎样的？起到一种什么样的作用？

俞晓群：我父亲是江苏人。因为家境不好，又赶上战争年代，他上学时间很少，他读书完全是家传，完全是自学。因为我祖辈是读书人，所以说家里面还有读书的传统和基因。有这样的背景，我小时候父亲就不断给灌输读书的重要。后来赶上“文革”，打砸抢，砸烂封资修什么的，但是实际上父亲对我们的这种灌输没有断。这个东西应该就是传承，比如说我写过家谱，也写过家风，祖辈的传承是很重要的。

我读的许多书，为什么要读？因为从小就受到了家庭的影响。你后天也可以改变，但是你如果有童子功的训练和习惯的培养，当然就更好了。所以这方面传承的力量非常重要，我一直强调这一点，也是鼓励天下父母不要忽视对孩子的影响。生活在这么一个有血有肉的社会里，你的思想构成不是只有正直就能够满足的，你一定需要有文化，一定需要有一些好的传承。

 

藏书报：文化应该传承，是不是这个对于您后来，特别是到了海豚社之后出的一系列书，抓的一些大的项目，比如丰子恺系列，一些民国的图书、童书再次出版，都和您注重文化的传承有关？

俞晓群：肯定有关。你为什么编那个书，而别人不想编，一定因为你看重。对于丰子恺，从他的艺术到他的生活，到他的生活经历，到他的文章表达，到他的漫画表达，我可能都喜欢。甚至认为，一个人就应该学习丰子恺那样的生活方式，那当然也愿意为他出书了。当时我们没有那个能力，因为海豚社这么小，而且又没有资金，报国家项目审批也很费劲。最终我们还是咬牙做出来了，而且我们要做肯定比别人做得好，这得靠你的一种精神力量来支撑。所以有些人就说，俞晓群他不是一个纯商人，这句话实际上是说对了。如果是真商人，就不会做这种“傻事”。  

和海豚并肩的

“八年抗战”

2009年6月，俞晓群到北京接手海豚出版社，到2017年6月正好八年。这八年对俞晓群来说，一生难忘，是刻骨铭心的体验。来北京那年，俞晓群已经53岁，因为不想只做管理人员，希望能够通过出版和文化亲密接触，下决心来到北京，一切从零开始。亲自跑选题，论证市场，他认为自己对出版的认识、对市场的认识，这八年来提升最大。

藏书报：为什么在并不年轻的时候选择到北京？

俞晓群：我不是很想做管理人员，还是希望能够通过在第一线做出版来和文化亲密接触。在这种情况之下，我才下决心到海豚社来。

当然还有深一层思想，就是我当时离开辽宁的时候已经是2009年了。从1982年到2009年，这么多年下来我产生了一个观念，就是中国出版的中心在北京，北京是真正的人才聚集点。中国的出版社一半都在北京，而且民营书商也大部分在北京。所以我觉得，你真正想做好应该在北京，你真正有能力，有竞争能力，你也应该在北京。而且那时候我已经50多岁了，我确实有这么一种念头，最后一把的出版体验还是应该在北京完成。

 

藏书报：从辽宁教育社到海豚社，是不是一个很大的转变，有很大的不同？

俞晓群：我在辽教做出版的时候，当时的优势很明显。辽教是做教材的，所以它不缺钱，它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所以说那个时候，操作的时候可能不像在海豚压力这么大，那时候社里有大量的教材，而其他书所占比重非常小，这样很容易把其他书的成本就摊掉了。但是那时因为我自己很年轻，理科出身，主要经历又是编教材教辅，所以说即使有人文情怀，也没有太多人文这方面的专业训练。所以当时在辽教的时候既有优势，又有劣势，优势就是出版社资金充裕，还有地方政府的一些政策支持，可以做一些分量重的东西。劣势就是当时缺乏人文方面的经验能力，需要边干边学，需要请专家帮助，光有志向是不够的。

到了海豚社之后，可能经验丰富了，接触面广了，环境好了，但是出版社的规模跟辽宁教育是没法比的，海豚社小到不能再小了，于是一切都从头做起。到现在为止，整整八年，人被“扒了几层皮”，真正做到目前这个影响，那真是太难太难了。我们完全是市场化运作，有一定的国家支持，但是没有教材，没有教辅，没有教育类的书来补充，也没有固定的客户来支持你的固定产品，而且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又实现了资本运作，增资扩股，这都是难上加难的事，甚至有点天方夜谭，但最终做出来了。所以我说这八年对我一生来说是很值得的体验。

当时我亲自去论证市场，去找选题，而且是属于零起步，你要把那点东西一点点建立起来。所以这八年的收获特别大，起码来说对文化的认识，对于出版的认识，对市场的认识，这几年是提升最大。

上海人民社社长王为松曾说，俞晓群不是在做书，他是在做人。他实际上是话里有话，这种人文的品牌书，可能有些出版社就非常慎重，“你怎么就敢干呢？”所以，这几年我们做的大书，比如一套《丰子恺全集》就做了五十卷，对我们来说这是巨大的出版工程。

趟出一条中小型

出版企业的路子

在做书过程中，俞晓群凭着自己多年来练就的“书感”和对文化的痴迷，平衡着人文情怀与市场追求的关系，在很多人并不看好，甚至完全不支持的状态中完成着自己的出版理想，也创造了经济效益。2016年，海豚社建社以来最大的出版项目《丰子恺全集》五十卷出版，此项目耗时六年，终成硕果，也是俞晓群编辑生涯中最费力的工作之一。这其中的艰难历程可能让俞晓群终身难忘。他坦言：“关键是有些人不完全理解你，不单是说朋友、市场、读者，而且你的管理者也未必理解。”一边是品牌，一边是市场价值，在俞晓群的带领下，海豚社走出了个性化发展的路子，突破了中小企业发展的瓶颈，带领海豚社从年收入不足三千万做到了一亿五千万，并实现了融资，创造了品牌。

 

藏书报：在出版中，怎么平衡情怀与市场追求二者之间的关系？    

俞晓群：这个问题其实对我而言是这样的，我写作没费什么劲，讲课也没费什么劲，但是我最吃力的就是做出版，几乎可以说是要命，就是这个状态，累得几乎每天都是疲惫不堪。在当前的大环境下，出版工作需要摆平这两方面的关系，既要追求文化，又要追求市场。

我的立足点肯定是比较看重文化的。我在选书的时候，可能和一般的出版人不太一样。这本书，如果是非常优秀的书，我不必考虑它的市场效应，也尽量出版。所谓的平衡就是它既有文化价值，又有一定的市场价值，我这样就可以出版。

我在2003年出版自己的第一本出版文集《人书情未了》，请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刘杲作序，当初刘杲先生就提出这一个观点，他说出版说到底还是“文化为目的，经济为手段”。我当时觉得那个定义好像有点矛盾。但你细细思考，它真是这么个道理，我不可能出一堆垃圾书，即使挣再多的钱，你也就是一个匆匆过客，或者说你根本就不配做一个出版人。因为你没有承担起出版人传播文化的责任。即使你是一个商人，你仍然是有责任的，你不可能完全商业化。

另一方面，你说我有责任心，有良心，但不能把产品变成商品，把文化追求变成一种可以销售的东西，对于一个职业出版人来说，根本就不称职。这也就是二者之间的关系。

藏书报：“海豚”已经成为一个品牌，成为一个符号。作为一个当家者，您感觉达到了您满意的状态吗？

俞晓群：还不能说满意，因为作为一个商业机构，它关键的问题就是经过一些实验，在很多方面实现了一些被社会接受的成果。大家为什么接受你？他得知你这方面做得不错，那方面不错，最后在他心目中形成了一个品牌，觉得你是一个符号。对于这一点，海豚社现在做到了。比如说现在想买精装书，我一定要找海豚，小精装它做得比较有特点。

但我最终的追求是“在夹缝里求生存”，它既没有教材，又不是像中华、商务那样的老品牌。所以你怎么去闯出一条路，最终创造一个品牌，能够让读者接受，让专家接受，让一些非常优秀的人来接受，这个确实很费脑筋。因为我不可能把摊子铺得很大。海豚社在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你怎么办？这种中小型出版社，它最终的品牌建设和它最终有没有价值，这个是最重要的。这种价值我认为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个是企业的产品市场价值，一个是企业的金融市场价值。产品市场价值就是所谓的实物市场，你卖书，在你的流通市场下实现的价值。还有一个就是评价资本市场，比如说我给你出版社评估，有人去收购你，就是说你的企业本身已经产生了资本价值，这两点我们都实现了，但是还没有达到顶峰。

藏书报：刚才谈到海豚社闯出了一条路，那您觉得这条路如果用文字来给它定义的话，它是一条什么样的路呢？

俞晓群：实际上就是一个中小企业发展的一条路。现在在中国企业中，最难的就是中小企业。中小企业要走什么样的道路？就是要个性化发展，你要创新，而且要有可持续发展，同时要有不可替代性。比如说最近我和我的朋友王强在论证企业发展时，他说海豚出版社与俞晓群结合，塑造了一个商业品牌，你是一个什么品牌呢？你是以模仿著称还是以创新著称？这是很重要的，人们的评价一定会在这里做文章。比如把你的产品——图书哗啦一打开，全是模仿西方的书，他就会说你这个品牌不值钱；但如果打开以后，一看全都是自己创造的，既有传承又有创新，而且所有的书，你的创造都是属于独具一格的，无论是你采购来的设计还是说你自己组织的设计，都有你的独创性，说明你这个团队非常善于创造，你的品牌价值不一样。

所以说我认为海豚社最大的标志性的表现，除了文化方面的贡献以外，它作为一个中小型企业，它的价值就在这儿，一种创新精神，一种独到的、个性的原动力。

 

藏书报：海豚社是否已经达到了您现在所说的综合力量？

俞晓群：在海豚社一段时间，是我人生的一种体验。但是对于一个商业机构来说，它只是一个商业行为。我刚到海豚社时，大家都说不行，当时在北京像海豚社这种小出版社很多，他们大部分都在跟民营书商合作，自我品牌逐渐淡化了，这种情况下我来做的时候很多人吹冷风，认为根本不可能取得成功。因为很多小型出版社做到三千万至五千万就会遇到瓶颈，草草收兵了事，你就不可能再往大里做了。现在我突破了这个瓶颈，做到一亿五千万，而且实现了融资，创造了品牌，出了许多好书，在经济上基本能够达到良性运转，如果说这是一场实验的话，这场实验已经结束了，而且我丰富了自己，自己无论在各方面都有所收获。这几年的工夫没有白费，我还是把一个商业机构做出了一点模样，就这么一种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