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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时栋年谱》龚烈沸：这位龚先生我同样未曾谋面，然他的这部大作却是我很喜欢者，这缘于我对徐时栋有着特殊的偏好。虽说这位徐时栋只是清中晚期的一位宁波籍藏书家，他的藏书成就也并未高大到哪里去，然而他的精神却给我以极大的鼓舞：徐时栋几乎藏书一生，而他的藏书楼几毁几建，这种屡败屡战、百折不挠的精神，在古代藏书家中少有人能与之相比。 在清初，钱谦益的绛云楼极具名气，此楼的珍藏无论在数量和质量上，在他的那个时代都堪称巨擘，然而绛云楼的意外失火，让钱谦益从此对他炽爱的藏书之事意兴阑珊，他将劫余之书都转赠给了钱遵王，与藏书之事金盆洗手。而徐时栋则不同，他的藏书被大火烧光之后，他又换个地方重新建起一栋藏书楼，同时又从零开始，广泛地搜集书籍，使得他重建的藏书楼同样变得名副其实。要知道，他的这种凤凰涅槃般的行为进行了不止一次，其心理之强大，可谓天下无敌，这也正是我敬重徐时栋的原因之一。 而这原因之二，则是缘于我对徐时栋所藏之书的偏好。他的藏本以我所见，大多都有其所写题跋，不知什么原因，他的题跋之本偶尔能够在拍卖会上得见，因为我对他的偏好，到如今业已收到了数种。细读他的跋语，能够感受到他对这些书有着深切的体悟，由此可证，他的藏书并非只是书本的堆积，而更多者，这些书真是他的阅读之物。 对于徐时栋生平的了解，我大多是从一些藏书家传记中读到者，那类传记资料仅是简明扼要地介绍，而龚先生的这部书却以几十万字的篇幅，以时间为经络，系统地梳理的了徐时栋的生平，这样的年谱读来，一点儿都不枯燥，再加上我对徐时栋的偏好，这使得我读到龚烈沸的这部《徐时栋年谱》时，有着大块朵颐的痛快之感。 《静盦汉籍解题长编》长泽规矩也编著：此书为上海人民出版社朱旗社长所赠。本月的北京图书订货会，朱社长前来带队参加，期间他忙于偷闲地召见了我，并赠给了我这部大书，他觉得我对这部书一定感兴趣。 朱社长真可谓“知我者也”。我对日本汉学家大多有着崇敬之情，这缘于他们对典籍的研究有着庖丁解牛式的笨而有效的办法，而这些日籍汉学家中的长泽规矩也，则是我特别看重者之一，因为他不仅仅是研究中国典籍，并且他还能从历史的角度来系统地研究中国典籍之间的关系，纵与横都能搞得同样深，这一点很不容易做到。 而朱社长赠我的这部影印本，则是长泽规矩也在1944年到1946年之间，所写的一部中国古籍善本整理目录。而该目录的特殊之处，乃是这批书的特殊经历：当时国民政府为了抢救中国的珍本典籍，特意组成了秘密的工作小组，这个小组的成员包括了郑振铎、张元济、张寿镛、何炳松、蒋复璁、叶恭绰等人，这些人在日本人的眼皮底下，秘密地收购珍本古籍，而后分批邮寄到香港，但这批书最终还是落到了日本人的手中。 而长泽规矩也正是奉日本军部之命，对这些古籍进行了整理编目，因此说，这部目录对于中国古籍的流传史，有着特殊的价值在。上海远东出版社则是依据1970年的日本影印本予以再版，使得这部流传不广的重要著作得以让更多的人看到，仅这一点就功莫大焉。 前一度，听朱社长说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下属的五家出版社并入了上海人民社，而上海远东为五家之一，这也正是朱社长赠我此书的缘由。 翻看长泽规矩也的这部目录，我对他的认真精神依然表示钦服，比如他在著录中会将一些珍本每卷的页数一一数出，这种著录方式我在其他目录中少有见到，因此说，虽然这部目录是中国图书史上的痛史之一，然而长泽规矩也的目录著录方式却能给人以启迪，而这也正是该书的价值所在。 《唐代政治史略稿》线装本，1函3册。陈寅恪著：此次的南昌寻访我得到了毛静先生的大力帮助，而当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他就将此书赠予了我。 对于陈寅恪，于我而言，有着一如既往的崇拜，虽说近两年有一些人质疑他的学问究竟是否如社会上流传的那样伟大，但我觉得无论从哪个角度而言，陈寅恪都对中国的文史之学有着开拓性的贡献。虽然他在晚年没能写出更多的历史巨著，但那是特殊环境所致。不止是陈寅恪，在那个特殊年代里，又有谁能够写出划时代的宏著呢？ 而后的寻访过程中，我跟毛静聊到了陈寅恪，他的许多看法跟我有不少的相同之处，这样的聊天岂止是“愉快”二字所能形容者？翻看这部影印手稿，里面有大量陈寅恪的校改之处，其作学问之认真，由此可窥一斑。 《邓子龙传》毛静著：几年之前，我到江西去寻访元代文学家揭奚斯的遗迹，在一个小镇上看到了一尊雕像，我本能地以为就是揭奚斯，但当走到近前才知道这位戎装武士乃是邓子龙，这个结果于我而言不免有些失望：虽然邓子龙在历史上也有贡献，然以我的功利心来看待，我今天寻找的并不是他。 这次在南昌见到毛静先生后，他无意间用肯定的口吻跟我说：“你肯定还没找到揭奚斯的遗迹。”显然，他低估了我的能力，我骄傲地告诉他：“三年前就找到了揭奚斯故居遗址。”果真，我的回答让毛静有些意外，而后他给我讲述了揭氏故居门前的那个木牌坊，同时告诉我木牌坊上的字迹乃是后人重新添加者，在添加的过程中还有着不为人知的趣闻。而我则感慨于当地人未曾看重揭奚斯，因为他们镇上的雕像不是揭奚斯，而是武士邓子龙。毛静闻言，立即跟我说：“那尊邓子龙雕像是我策划建造起来的！” 这真可谓冤有头债有主，竟然有这等巧事。而后毛静讲到了他在那里挂职锻炼当领导时，所做的一些文化政绩，而其政绩之一就是那尊邓子龙雕像，他说：那尊雕像建造之时，那个十字路口还颇为空旷，所以这尊雕像看上去高大威猛，而后正是因为有了这尊雕像，使得这个路口的附近陆续聚集起了一些商家，到如今那个路口已经成为了一片繁华的商业区域，这个结果是毛静当年未曾想到者，虽然当地的经济为此而得以繁荣，但因为路口附近建起的越来越高的商业店铺，使得这尊雕像变得矮小了起来。 很多事情的初衷与结果都不是始作俑者能够预先猜得到者，这个真理在毛静建雕像这件事上又予以了印证。而我们谈到邓子龙后的第二天，毛静又赠给了我一部书，封面上显然写着“《邓子龙传》”，难怪他对邓子龙如此之了解，原来他对这位英雄人物做过系统的研究。
《苍蝇——杨政诗选》杨政著：前几天，海豚出版社社长俞晓群先生召我前往其社谈事，而后聊到了书的封面，他向我出示此书，问我对这本书的封面设计有何看法。当时在座者，其中三位为海豚出版社著名的设计师，我不确定《苍蝇》一书是出自这其中哪位之手，而此时我有几本书稿已经交给了该社，其中有两位设计师都为我的拙作费心地拿出了几种设计方案，万一我在评价《苍蝇》一书时误伤了一位，这岂不表明我是何等的狼心狗肺？ 对于俞社的问话，我总不能不回答，而在这关键时刻，我突然想到了鲁迅在《立论》中讲的那个小故事：某家人生了男孩，众人来贺喜，所有人都会说讨喜的话，唯有一位说了句实话——“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于是他为自己的这句实话遭到了一顿暴打，但有人觉得自己既不想说谎也不想遭打，于是便有了这样的问答： “我愿意既不谎人，也不遭打。那么，老师，我得怎么说呢？” “那么，你得说：‘啊呀！这孩子呵！您瞧！多么……。阿唷！哈哈！” 不知这算不算是“打哈哈”一词的来由，我决定在俞社及众设计师面前，表演一下鲁迅所写下的这个场景。可能是我的表演太过拙劣，一番不着边际的词语之后，俞社仍然追问我：“你觉得这个封面设计得到底怎么样？”我觉得在这种场合下，说好是唯一的办法，于是我夸赞该书一眼望上去就让人印象深刻，其实这样的深刻我指的是书名，因为我还真没看到过谁将自己的书名起为“四害”之一。 本以为我的所言不会有大错，然结果却证明很多事并非我所能料到者，因为俞社接着告诉我：此书稿交到社里时，原本请了一位设计师做出了几稿，然而作者却均不满意，最终是作者本人设计出了本书的这种装帧。到这时打哈哈已经没有用了，我也只好不再言语，默默地把这本赠书装入了包中。 回来后翻看该书，里面有不少的插图颇为养眼，而此书的封底上则印着其他诗人对于作者的评价，其中张枣说：“他是黑夜的密语者，也是诗人中的诗人。”这种夸赞不知算不算是一种极致。
《奉新故事新编》樊明芳著：因为汽车限号的原因，毛静原本第二天要带我去看新风楼，然此楼处在闹市区中，于是临时改变行程，他带我前往奉新县去看藏书楼。在奉新县城内，毛静首先去找当地的文史专家樊明芳先生。樊先生确实对当地的人文地理了如指掌，开车所经之处，他都能滔滔不绝地向我讲述每处遗迹的来由以及相关的故事，这让我在寻访过程中也学到了不少知识。 午饭之后，樊明芳又带我登山去寻找华林书院遗址。参观完遗址之后，他又告诉我该书院创始人的墓就在遗址的后山之上，于是我等三人继续努力攀登。在山腰上，我们路过远古道教人物李八百的隐居之处，对我而言，这是个重要收获。而后樊明芳向我讲述了李八百的一些传闻，均为我未曾听闻过者，于是我问他有没有关于李八百的历史资料，他说自己的一部书中曾经提到过。 寻访完毕返回奉新县城时，樊明芳特意回家取来此书赠送给我。面对这份真挚与无私，我却只能廉价地说几句“谢谢”，可能也正因如此，过了这么多天再想起时，朋友的这份情意依然让我觉得心暖。
《李之藻研究》方豪著：此书乃是海豚出版社朱力利先生所赠。此书近方开本，小巧精致，而我更为喜欢者则是该书的内容。我对李之藻有着特别的好奇心，他身为地方官员，却能全家加入基督教，而为了符合基督教义，他竟然解决了自己的那些妾，是怎样的感召力能让他做出这样决绝之事？也正是因为他的反叛精神，所以后世流传他的著作很少，我至今都未曾得到过，而刘扬先生藏书的专题之一就是与此有关者，不知他是否收藏有李之藻著作的初版本。 此书乃是吴兴文先生从台湾为海豚社引进的版权，而吴先生乃是两岸出版界的名人，他以自己独特的眼光敏锐地把握了哪些书是读者最想看到的，至少他引进的这本书很能满足我的好奇之心。
受中信出版集团王斌总经理之召，我到其约定的地点与之见面，王总赠给了我一大包书，当时因为包裹严密，未曾拆视，回来后立即拆包，竟然是这样一部大书。 近些年，因为我出书较多，为设计师提供封面设计素材成为了我的一件头疼事，毕竟每家出版社都会有众多的作者，每位作者都会写出不同的作品，设计师不可能对每个门类的内容都很熟悉，故而让其设计出跟内容相符的封面，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所以，设计师请作者提供相应的参考图乃是理所当然之事，可惜我以往没有做过这类的储备，临时抱佛脚也没那么容易。 然而王总赠我的这套大书却给我带来了许多的便利，因为这套画册几乎全部是历史上的名品，用这些人的作品当然不会著作权纠纷，而我的这些拙著都是跟古代有关者，能够从这些古画中选择元素是颇为贴题的一种捷径。 这些画册中有一册为钱榖的《梅花水仙图》，该图前附有钱榖小像及其一幅书法作品，见此颇让我有惊喜之感：两年前，我拍得了钱榖的书法作品，而那个册页后面则有罗振玉和罗振常的题跋，巧合的是，这册《梅花水仙图》中也有罗振玉的跋语，看来我的所得及中信社影印的此图，同样是出自罗家。而今看到这段跋语，又看到了钱榖的画像，顿时让我有了如逢故人之感。
《逛书店》、《清牌记》：这两册其实并不是书，而均为笔记本。前者乃是杨小洲先生所设计，后者则是由我提供的书影，并由姝合文化公司制作而成。杨先生制作的这册笔记本可谓高大上，其封面保持了他一贯偏爱的西洋风味，在制作方面也称得上是精益求精，而我的这个笔记本则是专为布衣书局的书友所制，里面有我所提供的清代牌记24幅，该笔记本总计制作了2000册。 因为制作匆忙，故在文字上有些错误之处，为此受到了一些喜爱之人的诟病，这让我感到颇为惭愧：不管是什么原因，错误在自己，虽然这不是书而只是个笔记本，尽管如此，也应当精益求精，可惜我整日忙于写书，确实无暇仔细校对，在此向众位书友表示歉意！ 原本这个系列的笔记本打算制作四种，每季度一种，然而从第一本就让我感到无论大事小事，自己都要认真对待，我既然拿不出那么多的精力来制作这册笔记本，就不应当匆匆上马，故而我已告知胡同先生，原本的这个笔记本系列至此暂停，后面三本不再制作，同时也请厚爱我的师友们能够理解我的这个决定。 然而杨小洲先生制作的笔记本却完全没有这个毛病，这册笔记本的特色不仅制作精良，更为奇特的是这册笔记本里全是空白纸，真应了那句古话——不着一字，尽得风流。我想，这册笔记本可以斩钉截铁地说：里面不会有一个错字。杨先生的这个做法让我大受启发，看来古人强调的删繁就简确实有其道理所在，而我的这种喋喋不休肯定令人生烦。一念及此，这个月的赠书录写得如此之长，是否也同样令读者生烦呢？看来此事值得再做考量。
这是扬之水老师赠给我的贺年之卡，其隽秀的蝇头小楷一如既往地愉悦了我的眼睛。水师收到我的贺卡后给我发来了微信，她说我的贺卡制作得越来越繁复，让她觉得无法回赠。我跟水师说：我的这种作为可不是炫富，因为系列制作使得朋友们对我每年的贺卡有了更多的期待值，这也让我挖空心思想再琢磨出一些新方式来，然毕竟自己的美学修养有限，所以只好把不同的一些观念添加到贺卡之上。 而今收到了水师的贺卡，其刻意为之的简洁，跟我那透着土豪气的贺卡，形成了很大的反差，看来真如智者所言的“美是一种和谐”，而水师的这种书写工夫我也无法效仿，看来，我也只能按照自己的办法，继续土下去了。
《张爱玲的画》：这也是一册笔记本，而制作者乃是模范书局的姜寻先生。姜先生的审美情趣我完全无法与之比拟，因为他本就是美院的高材生，后来的工作又同样是搞美编设计，再加上他有藏书之好，这几者加在一起，使得他对书的设计，无论是书还是笔记本都有着与众不同的风味。 近两年，张爱玲大火，与之有关的著述出版了许多，而姜寻却能独具慧眼地以张爱玲所作的速写为图案，制作出了这样的一册笔记本，这也正是艺术家眼光之所在吧。
《藏书家日历》：此为徐俊霞老师的作品。两个月前，徐老师给我发来微信，她让我提供一些古代藏书家的生卒年，最好能查到具体的月份。我问她所要这些的用途，她却跟我说暂时保密，于是我查找了一些资料，并给她提供了相关资料，而后也就忘记了。 前天收到她的快递，打开一看，竟然是这样的东东，这才让我想起她当时索要藏书家生卒年的目的，其设计之用心、构思之巧妙，确实令我叹服，而其同时寄赠者还有一本笺谱日历。能将古老的笺谱跟日历合为一体，这也同样需要奇思妙想。
《琼琚集》：以此书作为本篇的结语，可称最为贴题，因为这本拙著就是我以往所写《师友赠书录》的结集。蒙海豚出版社社长俞晓群先生之不弃，同意将这样的记录予以出版，他认为我的这些赠书录虽然表面上看只是我对书友的感谢，但文中谈到了许多交往的故事，而这些故事也可以说是书界史料。得到他这样的肯定，当然令我大为高兴，于是我对之前两年的《师友赠书录》进行了一定的补充和修润，而后交给了海豚社。 而书名的来由则是本自《诗经》中的： 投我以木瓜， 报之以琼琚。 匪报也， 永以为好也！ 投我以木桃， 报之以琼瑶。 匪报也， 永以为好也！ 我原本想把本书名起为“琼瑶集”，因为这样的称呼更为通俗易懂，然而“琼瑶”之名已经成为了某位台湾女作家的专用名词，我若以“琼瑶”为名，则有掠美之嫌，所以我选择了与之涵义相同的一个词，不知诸者是否喜欢，但需要郑重声明的是：师友们的所赠可决非是“木瓜”或者“木桃”，因为这些精神食粮让我享受到的，则远超“琼琚”与“琼瑶”，我用此词作书名，仅是个比喻而已。 该书的封面设计同样是出自杨小洲先生之手，他把这本书设计成了西洋风味，因为他觉得无论是平装书还是精装书，原本均为西方传来者，所以他将书内的版式也设计成了上窄下宽的模样，而这种设计方式恰与中国人所讲究的“上宽下窄”相反。我觉得既然封面设计成了西洋味道，而书内的排版也遵奉了这种规矩，这才称得上是真正的原汁原味儿，故而我在此郑重感谢杨小洲先生，因为正是他才让我知道西方的排版方式竟然如此讲究，尽管我并不清楚这种排版方式的道理所在，但我相信“存在就是合理”，更何况，这是经典。 微信号：zhilanzhaiweili 藏书家韦力的古书之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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