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林日波：一位青年古籍编辑的苦与乐、成长与作为

有人说，古籍编辑是孤独的，冷板凳一坐就是一辈子；也有人说，现在古籍编辑的队伍素质良莠不齐，与老一辈编辑差得很远……近日，记者专访首届“宋云彬古籍整理青年奖”编辑奖的获得者——林日波，请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了一位古籍编辑的苦与乐、成长与作为。

林日波，2009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获文学博士学位，师从程章灿教授。同年7月，进入凤凰出版社工作，主要负责古籍整理类、研究类著作的编辑出版。责编图书屡获华东地区及全国古籍优秀图书二等奖、普及读物奖等。策划组稿之古籍整理选题，多个被选为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资助项目、国家出版基金项目、2011—2020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对于责编的重点图书，他积极撰写书评加以推介，在编辑、阅读时也不废所学，积极撰写相关学术论文。2013年被评为江苏省第四期“333高层次人才培养”第三层次培养对象。近日，斩获首届“宋云彬古籍整理奖”青年奖·编辑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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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行：弃工从文，冥冥中自有天意

“我与古籍的相遇完全是一种因缘际会的巧合。”林日波本科学的是工业自动化专业，硕士阶段才“弃工从文”，转到古典文献学专业，他说：“高中的时候，我就对文科比较偏爱，但受农村环境和父母观念的影响，选择了能够拥有一技之长的理工科。后来在大学的学习过程中，成绩一直没有起色，所以在大三下学期时就开始考虑转到文科继续深造。”

即使“弃工从文”，林日波第一志愿选择的也并不是古典文献学，而是南京大学新闻学，“对于当时的我来说，记者是个更容易让父辈接受的职业，而且新闻学应用性更强一些。”可惜因考试结果不理想没有机会进面试，林日波阴差阳错就调剂到了华中师范大学古典文献专业。“虽然经历了转专业的曲折，但我感觉在一路学习的过程中并没有多少坎坷，而是一个自然而然比较顺利的过程”。

硕士阶段，在华中师范大学跟随张三夕教授学习古典文献学，让林日波慢慢入了门。“张三夕老师有一套培养学生的方法，比如一直坚持每月举办一次读书会，读书的内容包括西方经典，以及中国传统经典著作，就这样，接触古典文献的范围越来越广，一开始比较吃力，慢慢也就跟上了。”到了硕士论文阶段，又慢慢掌握了如何搜集材料、文献考证等方法，在导师的刻意引导下，已能熟练运用各种校对符号。“一直觉得自己没有经过系统的训练，知识比较杂，根底不厚实，当时就觉得做编辑可能更合适”，林日波说。毕业后，林日波有意进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工作，但是因为考博目标达成，自然选择继续深造。

博士期间，林日波师从南京大学程章灿教授，“他是当年国内最年轻的博士，名声远播，精力旺盛，治学涉猎的范围非常广，并不局限于某一个专业领域。除了中国古典文学，他指导我们研读欧美汉学名家名作，并让我们择要翻译，学习国外的研究方法，拓展了我们的视野；在碑刻、石刻文献方面，程老师也有学界绕不开的研究成果。”在程章灿老师的带领下，林日波接触的领域更杂了，这期间，读了一些杂七杂八的书，很多都与出版有关联，为进出版社做好了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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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压力与辛苦化为点滴快乐

进出版社以后，为了能尽快进入角色，林日波积极与专家老师联系，策划选题，“很多读书时耳熟能详的古籍领域专家学者，做了编辑以后都慢慢开始接触，既增长了学识，也锻炼了自己的工作能力”。从业以来，林日波编辑出版的王水照、顾农、金良年、罗时进、刘跃进、王兆鹏、武秀成、张伯伟、徐兴无、刘扬忠、佘正松、毛远明等多位学者著作，可谓是转益多师，获益匪浅。

“古籍编辑确实专业性更强一些，需要付出很大的精力，有时候还需要参与到作者的工作过程中，比如标点及校勘记的写作、修改等。”林日波介绍说，在校改方面，古籍编辑需要一个字一个字的过，一边看整理初稿，一边比对底本，虽然看起来很枯燥，但当发现一些作者没有发现的新问题时，也会产生极大的成就感，从而乐在其中。“有人问过我，如果发现自己编辑出版的著作中有错误，会怎么办？说实话，我真的会很羞愧，心里会一直存有一个疙瘩，祈望有重印的机会来修正。”林日波分享说。每一位编辑的学术经历都是有局限的，专业之外的其他领域总会有所欠缺，很多时候，尽管打起十二分的精神也很难保证不出错，但这同时也是一个学习过程，编辑需要时刻保持对古籍整理的敬畏之心，并善于在过程中提升自己。“作为一名年轻的古籍整理出版编辑，从策划选题到组稿、审读、加工整理，这一系列工作需要大量的知识储备，且要不断地更新，是一个需要‘学到老’的过程。”

 在别人看来枯燥而有压力的工作，林日波却能甘之如饴。他说：“自从入了古籍整理这个行业，我就慢慢积累起来了一种兴趣，并且在过程中找到了发挥能力、实现价值的快乐。”就像他在首届“宋云彬古籍整理奖”颁奖典礼上所说的：“坐觉无何消白日，更缘随例弄丹铅”“此生应寂寞，随分弄丹铅”，事易时移，没有王国维的落寞，也没有朱自清的寂寥，作为责编的我，有的是看校样时“弄丹铅”的欢喜，朱墨灿然，映照着与整理者切磋琢磨、慎思明辨的点滴快乐，亦是千百年之下后生小子与古圣先贤思想偶一交汇的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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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遇：古籍整理与保护受到重视

当前，国家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极为重视。从“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到《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再到《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广泛开展优秀传统文化普及活动并纳入国民教育”，再到《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在制度层面强化建设并付诸实施。宋云彬先生家属及中华书局顺势成立出版基金，进一步增强了古籍整理出版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林日波认为，在这种大形势下，从事传统文化教学与研究的学者及古籍编辑将大有用武之地，古籍整理出版事业亦将随之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当然也免不了挑战。

凤凰出版社这些年积极配合国家政策形势，也非常重视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中长期规划，给予编辑充分的成长空间和锻炼机会，最近几年，凤凰出版社策划的古籍整理出版项目每年都入选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与古籍出版资助项目，“在整个出版集团，虽然我们的出版比较小众，却有很好的社会效益，品牌实力也在一点点集聚”。近年来，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依照目前的情况，强调古籍整理出版的重点工作，除了基本优秀典籍的深入整理外，要加强社会档案、出土文献，以及流失域外汉籍的出版，出版社在做相关规划时都会参照这几个方向。这些都促使行业有了一个比较好的发展态势，同时每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几乎可称为开放式的选题策划，吸引出版社注意，带来了积极的业内竞争，出版社的专业性和编辑能力也就凸显出来了。

“于我而言，成名成家近乎奢望，毕竟缺乏自小浸淫在传统文化氛围中的老一辈学者型编辑的国学根底。”林日波说，虽然对很多年轻编辑来说，接受的教育是一样的，知识水平也不相上下，但与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等老牌古籍出版社的编辑相比，与优秀学者的接触机会、个人的知识积累速度等方面还是有一定的差距。且在专业分工上，中华书局更加明确，不仅区分了哲学、文学、历史等不同领域的编辑室，尤其是中华书局地处京城，在学者资源及科研信息获取上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但近几年，由于领导的重视和合理规划，凤凰出版社也慢慢积累了在古籍整理、学术出版领域的影响力，形成了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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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议：重复出版也要分具体情况

谈到现在古籍整理出版同质化及重复出版的问题，林日波表示凤凰出版社一直在想办法规避，比如目前正在进行的一个大型古籍影印项目，明确所选书的版本，全国馆藏单位不能有超过三家保存，独家最好。

“重复出版的问题往往在影印出版方面比较常见，有些民营书商为了抢占市场，‘抓到篮子里就是菜’，给出版社相类的选题策划出版造成了很大冲击。毕竟出版社要谨慎论证，选择底本，邀请专家撰写学术性强序言、提要，揭示古籍的价值等，在出版时效上没办法与一些民营书商相比。”

林日波介绍说，图书馆在采购过程中也会剔重，如果一套丛书与其他丛书所选书目重复超过三分之一，也许就不会采购，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出版社都会尽量避免。

“当然重复不能简单从书名上判断，很多古籍的不同版本都有影印出版的价值。此外，重复出版也并不都是坏事。很多时候，古籍整理出版项目都是大部头的成果，对于很多个人读者来说，既买不起也没必要，所以把丛书里边的某些书拿出来单独影印出版，在我看来就是嘉惠学林的好事。”林日波认为，重复出版有好有坏，关键看编辑策划出版的出发点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