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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浩瀚的中国历史长河中，曾经有这样一种典籍，它传承了数千年，既记录了远古历史，又记录了古代区域地理、经济、社会、文化、气候、军事、人物等各方面的情况，至今仍被人们经常查阅，并加以利用，对今天人们的生活仍产生着重要影响，它就是方志。 关于方志，我们可以将“方”与“志”分开来解释。“方”，即地方、方域。“志”，按汉代许慎《说文解字》注为“志者，记也”，《辞海》解释为“记事的书或文章”。“志”，作名词，是一种记述式的写作文体；作动词，则是利用文字记录事物的行为。简单来说，“志”就是客观记录事物的一种文体或书体。“方志”，即“地方志”的简称，古代也叫“地志”“志乘”“书契”。 在古代，方志多作为史书。“方志”一词，最早见于战国时成书的《周礼》第十六卷“司徒教官之属”：“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东汉经学大师郑玄注解为“四方所识久远之事”，意指记载各诸侯国历史情况的典籍。清代方志学家章学诚从“志为史体”的角度出发，认为春秋战国时期那些记载地方史事的书籍，如晋之《乘》、楚之《祷杌》、鲁之《春秋》等，应是最早的方志。梁启超也曾说：“最古之史，实为方志。”由此可见，“最古之史”乃为方志的雏形，亦可称方志之源。 时至东汉，会稽人袁康撰写了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经典著作——《越绝书》。书中记录了从山川湖泊到城郭郡县、从夫差勾践到范蠡西施等关于吴越两地的种种历史。这部书的内容、体例均已多类似日后的地方志，因此后世许多学者把此书视为中国地方志的鼻祖，堪称在方志编撰史上有开创之功的代表作，所谓“一方之志，始于《越绝》”。也可以说，《越绝书》是国内现存最早的地方志。还有东晋常璩的《华阳国志》，记载了公元4世纪中叶以前，今四川、云南、贵州三省以及甘肃、陕西、湖北部分地区的历史、地理、人物，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比较完整的以志命名的地方志。此时的地方志，多是记载一方风土人物的“地记”，内容较简略，体例也没有形成固定模式，多因人而异，因此这一阶段被学界称为地方志发展史上的地记阶段。 隋唐时期，天下一统，地方志也迎来了一个黄金发展期，统治者曾以国家行政命令的手段颁布诏令，编写地方志，此时多为中央编纂的全国性总志，如：隋代的《诸郡物产土俗记》《区宇图志》《诸州图经集》，唐代的《括地志》《元和郡县图志》（后因图佚，改名为《元和郡县志》）等。唐建中元年（780），朝廷又明文规定：各州郡每三年编选一次图经报中央，后又改为五年一次，这种制度遂被之后的朝代所仿效。 这一阶段的志书，主要是舆图和说明文字相结合的图经或图记，一般采用一个行政区的疆域图配上文字，以图为主，以经为辅。宋代王应麟在《玉海》中称：“图则作绘之名，经则载言之训。”从唐代《沙州图经》《西川图经》残卷来看，唐代图经的体例、类目划分较为细致，有区划、官署、河流、驿道、学校、寺庙、古迹、歌谣等项，已形成一个较为完善的地方志体例，因此学界常称此阶段为地方志发展史上的图经阶段。 现存最早的全国性地方志，即最有代表性的图经，是唐元和八年（813）李吉甫编的《元和郡县图志》，全书共四十卷，后有部分散失。它以唐代的四十七镇为纲，每镇一图一志，详细记载了全国各州县的沿革、地理、户口、贡赋等。 淮安府志（光绪） 府署图 到了宋代，方志体例日趋完备，此时也是地记、图经向方志过渡的重要时期，方志记述的重点也开始从地理情况扩展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其内容也逐渐扩展为对一个地方全方面情况的记载，学界称此阶段为方志阶段。如《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吴郡图经续记》，以及被称为“临安三志”的《乾道临安志》《淳祐临安志》《咸淳临安志》，都是当时具有代表性的地方志。 北宋元丰七年（1084），学者朱长文将沧浪亭及苏州其他地理风俗编成《吴郡图经续记》，书中写道：“苏子美沧浪亭，在郡学东……子美买地作亭，号曰沧浪。前竹后水，水之阳又竹无穷，诸公多为之赋诗。”三卷本《吴郡图经续记》，就像一部今天的城市指南，向世人描述了当年苏州的景象。可惜的是，《吴郡图经续记》中描写的景象，在今天的苏州已难觅踪影。  吴郡图经续记 (宋)朱长文编 135 南宋建炎三年（1129），金兵南下追击赵构未果，北撤之前，一把大火烧毁了苏州的满城园林。直到几十年后，苏州才渐渐恢复其水城园林的风貌。南宋绍熙三年（1192），南宋著名诗人范成大编修出版了苏州新志书《吴郡志》。此时，苏州有了新的景象。比起三卷本《吴郡图经续记》，范成大的《吴郡志》更为丰富，全书分五十卷，列目三十九门。直至今日，人们仍能通过其中的文字，找寻无数的遗存。从小巷到民居，从河流到名胜，厚重呈现在城市的每一处角落。《吴郡志》也成为宋代方志体例定型的代表作，对后世影响深远。 元大德七年（1303），耗时近三十年的《大元大一统志》编纂完成，此书凡六百册，一千三百卷，规制宏大，分为建置沿革、坊郭、乡镇、里至、山川、土产、风俗、形胜、古迹、宦迹、人物、仙释等部类。所用资料，多来源于《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舆地纪胜》和宋、金、元旧志等，内容广泛，包罗详备，是中国古代收罗最详的一部舆地书，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规模巨大的全国一统志，为明清两代修纂大一统志提供了范例和模板。可惜，此书后因战乱逐渐散佚，现仅存残本四十四卷，尚不及原书百分之五，其中原卷还有不全或仅存二三页者。 据目前收志较全的“中国数字方志库”统计，明代志书约有一千五百种，现存六百余种。清代修志更盛，乾隆至嘉靖朝三修《大清一统志》，举国上下形成修志高潮，政府还明令各省、府、州、县六十年修志一次，各地专设修志机构，民间文人学者也纷纷加入编纂、辑录方志的工作，出现一大批著名的方志学家和高质量的方志，保存至今的清代方志约七千种。 中国的地方志，经过几千年的发展，体例、内容逐渐完备，积累的数量也极多。因此，中国的地方志，有着世界各国史地资料所不具备的连续性、时代性、资料性、广泛性和地方性。 吴郡志 (宋)范成大纂 一地之方志，往往历朝历代不断续修，传承不绝。从第一次编撰就追根溯源，力尽详细，之后续修之人，又不断增添新内容，补前志之未及，可谓连续不断，按时间顺序记清其起源、发展变化，特别注重转折性的变化和现状，记述不间断。方志往往对当代当时的事件有详细记述，故有“隔代修史，当代修志”之说。因此，方志往往着眼于当代，更有时代特色。 地方志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部资料书、工具书，记录有大量的资料，力求以历史的客观实际来反映社会发展兴衰起伏的因果关系，只提供资料，不加主观评论，更反对宣传、文艺色彩较浓的空话套话。因此，方志多采用记叙文体，如实记述，述而不论。小到一邑，大到古今，有横有纵，既记自然、地理，又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还记社会风土人情、人物，不仅是有关自然科学的“博物之书”，还是关于一地社会科学的“一方之全书”，可谓广泛性与地方性并存的“地方百科全书”。 正因为地方志具有如上特性，所以其具有多方面的功能。正如当代著名学者黄燕生先生在《雄安新区历代方志丛编》序中所说：“唐宋以来，便有地方官赴任之初阅读方志的传统。唐代文学家韩愈过韶州，宋代理学家朱熹知南康军，都将调阅方志作为首要之务。说明在交通和信息还不那么畅达的年代，人们要了解和认识自己不熟悉的地方，方志有类似地区通览、指南的功用。当然，现代社会已是信息发达、交通便利的时代，人们获取认知的途经更加多样，但方志的记载仍难以替代，因为历代方志还具有存史和资鉴的功用，对于……建设者来说，全面认识这一区域的环境变迁和历史沧桑，方志仍具有极其重要的文献价值。” 大元大一统志 (元)孛兰肸,(元)岳铉等撰  由此，笔者想到2011年入夏，暴雨频频造访中国各地，所到之处，汪洋一片。武汉、杭州、南昌、北京、长沙、成都等城市出现内涝，各种调侃随之而生：到武大“游泳”，到西湖“看海”，到南昌街头“垂钓”，到北京地铁“观瀑布”……然而，与之相反，也有很多城市经受住了考验，比如江西赣州，几次暴雨，最大降水量近百毫米，但赣州老城区却没有出现内涝，民众生活大体如常，井然有序。如果问起是什么护佑着这座已有两千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赣州人多半儿会自豪地说：因为我们有福寿沟。至今，福寿沟的地图、修建缘起、建筑构造、历代修缮等情况，均详细记录在《赣州府志》《赣县志》中。正是通过方志，人们了解了福寿沟的详细情况，才使得这一千年工程得到了良好的维护，也因此护佑了赣州这座千年名城。 再如，淮安府衙是目前全国仅存的两座府衙之一，其历史文物价值颇高。然而历经数百年的风雨，原有建筑早已残破不堪。为了保护古代建筑，当地政府决定对其进行修缮。当地方志办遍查文献，最终决定参照光绪年间所修《淮安府志》的记载，利用其中的《淮安府署图》，使这座残垣断壁的建筑，得以恢复其原有风貌。可以说，正是由于有了方志，才为今人留下了宝贵的历史遗存。 赣县志[同治] 福寿沟图 时至今日，古老的方志仍旧以它如地方百科全书般独有的丰富内容，为现代社会的方方面面提供着巨大的借鉴作用，也同时将当今社会的每一个重要事件如实地记录下来。笔者相信，经过岁月的磨砺，地方志必将如它不朽的过往一样，伴随着中华民族的灿烂文明和优秀文化永久传承下去，并将依旧散发出夺目的光辉。 （供稿单位：北京市文津书店、北京籍古轩图书数字技术有限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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