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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1日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罗伯特·贝拉（RobertN.Bellah）在加州奥克兰逝世，享年86岁。贝拉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宗教社会学。他1927年生于美国俄克拉荷马州阿尔图斯，1950年在哈佛大学获得社会人类学学士学位，后师从著名社会学家帕森斯，1955年获得博士学位。贝拉从1967年到1997年退休，一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他在1967年被选为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2000年克林顿授予贝拉国家人文奖章。颁奖词称，贝拉是“杰出的社会学家和教育家。他让我们注意到了那些处于我们民主体制核心的价值，也让我们认识到了未经社会责任检验的个人主义的危险”。2007年他又获得了美国宗教学院的马丁·马蒂公共理解宗教奖。 本文所谓阅读贝拉的“三重尺度”，也可以被称为“三种境界”。每一重尺度都对应贝拉思考问题的一个视角及若干代表著作。相应地这些问题的背景时段从短到长分别对应人类历史（以及史前史）中的十年、百年和千年三个尺度，而其关涉对象从小到大分别是民族、文化和人类。这里的尺度和境界，没有高下之分，但它们相互支撑，构成了阅读贝拉的话语框架。笔者试图将贝拉置于一以贯之的脉络中来加以理解，更为重要的是想突出学者个人的研究旨趣如何与社会乃至人类命运之整体融贯起来。 公民宗教 阅读贝拉的第一重尺度是十年，其核心概念是“公民宗教”（civilreligion），关涉的对象是美利坚民族。“公民宗教”概念来源于卢梭，经过涂尔干的中介，而被贝拉所接受。但贝拉加上了一个限定，成为“美国的公民宗教”（CivilReligion in America,1967）——即指从美国立国至今，在公共生活中，将美利坚民族的经验和精神加以神圣化和体制化的信仰、符号和仪式。贝拉认为，美国的公民宗教经历了三个阶段，即独立战争、南北战争和越南战争。这三个阶段分别对应“三次考验”：第一次考验是独立；第二次考验是奴隶制的存废问题；而他写这篇的文章年代，美国恰好面临“第三次考验”，即在革命的世界中如何采取负责任的行为。当时的美国被越战和种族问题所撕裂，缺失统一的目标，无法就未来发展的方向达成共识。在此意义上，贝拉公民宗教论体现了美利坚民族在20世纪60年代末的文化困惑和愿景危机。贝拉属于典型的先知型知识分子，具有深刻的文化危机感。他试图以公民宗教的历史叙事来重构美国精神，团结国民意识，并指出一个宏远目标。同样，《心灵的习性》一书在这个尺度上，对80年代美国社会中盲目的个人主义进行了反思。两者都具有相近的实际关切，即在短期困境中，防止价值分裂，达成民族内部的共识。 不过贝拉在撰写《美国的公民宗教》一文的时候，就已经预见到“公民宗教”遭遇误读的可能。他自己就说：“公民宗教被扭曲的危险很大，而其自我捍卫的能力则较弱”。虽然公民宗教通过对国家的神圣化，在功能上起到了团结国民的作用，但它首先是指某种特定的体制化宗教（例如基督教），其次也绝不等同于国家崇拜或者宗教民族主义。公民宗教并不以维护国家为终极目标，且受制于国家之上的更高标准，因此其目标也是超越单一国族的。贝拉一再强调，“如果不能意识到我们的国家应接受更高的裁判的话，那么公民宗教的传统就将是危险的”。他用梭罗的话提醒他的同胞，“他们首先是人，然后在某一偶然的时刻才是美国人”。而在重印该文的前言中，贝拉写道：“我并非把美国公民宗教的中心传统看作国家自我崇拜的一种形式，而是试图将国家置于道德原则的制约和批判之下。”贝拉认为，美国公民宗教将成为世界公民宗教的一部分。这一设想虽然非常理想主义，但可以说直接继承了启蒙运动以来的“世界公民”理念。 日本文化 理解贝拉的第二重尺度是百年，所关涉的对象是（日本）文化，代表著作是其博士论文《德川宗教》（Tokugawa Religion:TheValues of Pre-Industrial Japan,1957）。该书可能是中国读者最为熟悉的贝拉著作。《德川宗教》从表面的分析框架上来看是帕森斯式的，但在根本问题意识上却是韦伯式的——即试图理解宗教信仰如何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以及反过来生活方式如何影响宗教。韦伯在其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以加尔文宗为典型代表，讨论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选择亲缘性”，并随后在其宏大的研究计划《诸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中，将此问题扩展到了新教之外的其他文化。贝拉延续这一思路，试图在日本文化中寻找新教的“功能等价物”。现代化是韦伯给后世学者开启的一个巨大问题——现代化是否仅仅意味着经济和军事的现代化，是否在深层次上需要有文化和国民心智的保障？贝拉选择日本作为案例进行研究，基于一个很简单的考虑，即日本在50年代是唯一一个将自己改造成为现代工业国家的非西方国家。贝拉系统考察了德川时代日本社会的价值系统。除了经济价值和政治价值之外，他着重分析了作为终极价值的宗教对经济和政治理性化的影响。在该书的结论部分，他甚至预言，中国将成为第三个实现工业化的非西欧社会。不过若干年后，贝拉自己坦诚所使用的现代化理论存在不足：“财富和权力的无止境积累不仅不会导致一个完善社会的诞生，而且会从根本上逐渐破坏每一个现实社会所需的条件。”在贝拉心目中，日本文化的研究不仅仅是一个案例，而是现代化理论研究的一个起点。此后，贝拉走出了一条韦伯式的研究路径。他从《德川宗教》出发，随后在《超越信仰》一书中对中国和伊斯兰文化的现代化进程进行了思考，并试图对韦伯的现代化论题进行反思和扩充。在此，他更多地突出了传统文化和现代化之间的张力——如果这一张力无法在意义层面得以化解，那么极有可能出现浪漫民族主义和激进社会主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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