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北京大学的缔造者，近代教育之父——李端棻

节目音频在文章末尾

一位著名大学校长曾说：“如果没有北大，中国的现代史就有可能重写。”而在强调北大在中国现代史上作用的同时，我们不能忘记那些曾经为了创办北大而呕心沥血的前贤们。在这些前贤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他就是第一次正式提出在京师设立大学堂的李端棻。

绵延千年以上的中国封建教育体制至晚清时，已是积弊丛生，百孔千疮，到了非改革不可的时候了。19世纪晚期，终于有一个人率先破冰发难，他就是从贵州大山中走出去的李端棻。是他最早提出改革中国传统封建教育的方案，是他在戊戌变法中主持全国的教育改革，并身体力行。对在神州大地建立近代学制，从理论到实践，他都作出了卓越贡献。他的半身塑像端放在我国最高学府之一——北京大学的校史陈列室内，因为他是北大的前身京师大学堂的缔造者。

那么，李端棻因何会在全国首创教育改革？他是如何成为梁启超的伯乐，并将堂妹许配给他的？为何说，他是北大的前身，京师大学堂的缔造者？他在家乡传播西学，遭到了怎样的侮辱和谩骂？本期档案揭秘，李涵为您讲述：北京大学的缔造者，近代教育之父——李端棻

 

李端棻科举出身，自幼饱读经史子集，有着十分深厚的旧学功底，属于典型的学而优则仕的封建士子。但他却不墨守成规，在晚清重臣中，属于思想开明，胸襟开放，能够抬眼看世界的极少数之一。

1863年李端棻与同乡张之洞一同考中进士。进入翰林院，授编修后，他曾历任云南学政，山西、山东、四川、广东等省乡试主考官、全国会试副总裁，刑部、工部侍郎，礼部尚书等职。其中礼部尚书是朝廷二品大员，相当于今天的教育部部长。

李端棻在任监察御史期间，曾就加强海防，整顿武备，简化“大礼”仪制等诸多问题，向清廷提出过“言人所不敢言”的意见，可见其无私无畏的胸襟。在云南任学政时，他奔波于各府州县，所到之处“躬先节俭，严杜需求”。在省会昆明，有一个官员向他行贿，想为自家孩子开后门，被他当面呵斥，令其反省，从而遏制了不正之风。他还根据云、贵两省生员入京会试路途遥远，且“士多寒酸”的情况，与当时的云贵总督等联名奏请，对这两省的举人入京会试，“例给火牌驰驿至京”，也就是凭“火牌”沿途可以免费食宿。在李端棻培育关照下，云南、贵州的大山中走出了不少俊彦之才。

从他的人生履历来看，除短时间任刑部和工部侍郎外，他的主要经历都与教育有关。他获罪被贬回乡后，更是把全部余热奉献给教育事业，直至逝世。终其一生，可谓对国家和民族的教育事业鞠躬尽瘁，不遗余力，贡献卓著。

李端棻思想开明，一向认为人才对国家前途至关重要。在他四次出任乡试主考、一次会试副总裁和担任云南学政期间，为国家选拔了一批批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其中有曾任民国初年内阁总理兼财政总长的熊希龄，曾任驻英、日参赞等职的清末著名诗人黄遵宪，曾任贵州学政和南开大学创始人之一的严修等。特别要提到的是，梁启超就是李端棻发现的。

 

　　梁启超

 

学贯中西、与康有为共同发起戊戌变法的梁启超，是李端棻于光绪十五年(1889年)出任广东乡试主考官阅卷时，最先发现的“千里马”。当时，李端棻在众多的考卷中，发现一名考生的文章引经据典、极富见地、思路敏捷、富有才情，引起了主考官李端棻和副主考官王仁堪的注意，两个人都很赏识梁启超的学识与才华，都以为肯定是一名有些年纪的饱学之士，特地取他为前八名。

李端棻想到自己多年担任乡试的主考官，却没有遇到过像梁启超这样才华超群的学子，感到应该和他见见面，没想到见面后发现，梁启超竟然是一名只有17岁的翩翩书生。学生谒见老师时，时已56岁的李端棻进一步发现少年梁启超不仅有着深厚的旧学根底，对西方学术也颇为精通，相见恨晚，老少二人谈得很是投机。

李端棻想到自己有个年轻的堂妹，是曾任京兆尹(相当于今天北京市市长)的叔父李朝仪之女，名叫李蕙仙，正待字闺中，不如乘此机会，缀合这门婚事，并打定主意请副主考官王仁堪从中作媒。而巧的是，副主考官王仁堪也因为很欣赏梁启超的才华，想把自己尚未出阁的女儿许配给这位年轻的学子。因此，当李端棻提出请他做媒人的时候，弄得王仁堪目瞪口呆。无奈，由于是李端棻先提出的，王仁堪有再多的不舍和惋惜也只好忍痛割爱。听到王仁堪也有这样的想法后，李王二人对视了一眼，相顾而笑。后来梁启超几次进京会试及完婚都住在李端棻家。而李端棻惜才爱才，破除辈分和门第之见，将堂妹许配给寒门出身的梁启超为妻，一时传为佳话。

 

梁启超与妻子李蕙仙及孩子在一起

 

李端棻不仅是一位饱学的名儒，在政治上也很有抱负，他倡导新政、新法，主张变法图强以救中国。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戊戌变法前两年，已经63岁时任刑部左侍郎的李端棻在给清廷的《请推广学校折》中，第一次全面系统地提出改革中国封建教育，以西方为榜样，建立新教育制度的设想。其核心是改变中国传统教育和八股取士的弊端。

奏折首先指出培养人才的重要性和中国传统教育的弊病。其中说道，“人才之多寡，系围势之强弱也”，“巨厦非一木所能支，横流非独柱所能砥。天下之大，事变之亟，必求多士，始济艰难”。人才是通过教育培养出来的，而传统的封建教育，科举八股取士，所培养的大都是头脑僵化的迂夫子，只知子曰诗云，全然不懂现代科学文明，远远落后于世界潮流。如此秀才，如何能担当富国强兵的历史重任?

为此，李端棻建议，在北京设立京师大学堂，各省会设中学堂，各府、州、县遍设各级学堂；重点教习外文、算学、天文、地理、理化和外国历史，京官也可以参加听课。“课程一如省学，惟益加专精”。上述学堂学制均为三年。鉴于省学和京师大学堂课程较多，为培养专门人才计，特地设科分斋讲习。这就类似于后来的高校区分学科和专业。他还建议设图书馆、科学馆、翻译局、办报纸和派留学生等。他满有信心地说，如果采纳了这些建议，“自十年以后，贤俊盈廷，不可胜用矣。以修内政，何政不举，以雪旧耻，何耻不除”。据说，这个奏折出于梁启超的手笔，当时流传甚广，影响颇大。

从李端棻的主张，我们可以看出，他摒弃了科举八股皓首穷经博取功名利禄的陈腐教育体制，采取的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西合璧”的一套先进作法。对传统文化既有继承，更有革新，目的是为了培养于国家社会有用之才。

 

 京师大学堂

李端棻的主张涉及教育改革的各个方面，其奏折得到了急欲图强的光绪皇帝的认可。1898年戊戌变法正式开始，6月，光绪皇帝下令筹办京师大学堂，并令各省府州县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学堂。8月，原礼部尚书因阻扰变法被革职，65岁的李端棻被任命接替，主持全国的教育改革。这时光绪帝的老师翁同稣已经被慈禧太后免职，用梁启超的话说，整个朝廷中“二品以上大臣言新政者一人而已”。这个人便是李端棻。

李端棻积极支持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活动，向光绪皇帝密荐康有为、谭嗣同等十余名维新名士，戊戌变法时，他进一步策划新政，与顽固派作了坚决的斗争，成为当时著名的维新派官员。

戊戌变法失败后，“六君子”喋血菜市口，康梁逃亡海外，参与变法的一应官员被处罚。李端菜因曾经秘密保荐变法的领军人物康有为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给光绪帝，被慈禧以“滥保匪人”的罪名革职查办并流放新疆。

1898年10月，正值金秋时节，一位65岁的老人一夜之间从朝廷重臣沦为流放的囚徒。“匹马秋风出帝城。”李端棻这句诗正是他当时遭遇的写照。流放途中他行至甘肃甘州(今张掖市)，因病滞留下来。三年后，慈禧出于八国联军攻陷京城后辛丑和议的政治需要，才将李端棻赦免回原籍贵阳。

 

 

回到家乡的李端棻已是68岁须发皆白的老人了。可贵的是，虽然经受了人生的巨大挫折，但他素志不改，并没有丧失原先的激情与斗志，仍坚持宣传维新思想，传播西学，开通风气，还关心桑梓，开办矿业，兴办学校。

他看到离别了多年的家乡依旧是那样的闭塞落后，百姓生活困顿，读书人拖着长辫子，还在摇头晃脑醉心于子曰诗云，坐井观天，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于是，他决心以传播西学，“奖励后进开风气为己任”。回乡第二年，他便与地方士绅集资创办了贵州第一所师范学校——贵阳师范学堂，以培养教育人才。他自己担任学堂副校长，主持教育工作。学校课程除国学外，开设了算术、代数、几何、化学、博物、日文、万国历史、万国地理、地文天文学、生理学、法制学大要、国家大要、国际公法大要等课程，并聘请了两位日本教员任课。

也就在这一年，时任贵州巡抚的邓华熙聘请李端棻为贵州经世学堂校长。这所学堂原是贵州学政严修创办的，而严修又是李端棻在变法中向光绪帝举荐的新派人物之一。严修当初对贵阳原有的书院进行了改造，开设了经史、时务、算学、英语、格致、地理等课程。其中，“中学”只占十分之一，而“西学”却占十分之九。办学宗旨是培养“经世致用”的人才，因此将这所学堂定名为“经世学堂”，每月考试一次，名曰“考课”，头天出题，第二天交卷。严修去职后，学堂停办。

 

贵阳公立师范学堂教职员合影：前排右起：李端棻、木滕武彦、金子新太郎、高山公通、清宫宗亲、 赵惟熙，二排左4为于德楷，三排右5为乐嘉藻

 

李端棻到职时，八股已废除，改用论说文。第一次月考，他出题为“卢梭论”。学生们根本不知道卢梭是哪个朝代的人，翻遍人名辞书，都无从查考。李端棻将梁启超主编的一期《新民丛报》拿了出来，上面有卢梭的传记。大家纷纷抄阅后，回家作文，原本第二天交卷，改为三天后交卷。发榜后，考中头名的一篇文章是拿卢梭与孔孟相对比，由此，一些顽固派人士认为这是亵渎圣人；另一方面还认为卢梭的天赋人权说，传播自由平等思想有悖于纲常伦理，大逆不道。

后来，李端棻又召集学生们在他家的客厅中讲学，介绍西方学术思想，如孟德斯鸠的三权鼎立论、达尔文的进化论、赫胥黎的天演论等。第二次月考李端棻出的题目是“培根论”，又将《新民丛报》中有关培根的传记交大家抄写。之后，街头上出现攻击诽谤他的诗歌。其中两首说：“康梁遗党至今多，请尔常将颈子摸，死到临头终不悔，敢将孔孟比卢梭。”“居心只想做奸臣，故把康梁分外亲，此君曾被康梁误，复把康梁再误人。”由此可见，李端棻是顶着多么巨大的压力传播西学的。

李端棻这段时期还会同唐尔镛、华之鸿、任可澄等名流提请，经时任贵州巡抚任绍年准许，创建贵阳中学堂，后改为贵州通省公立中学，即今贵阳一中的前身。

已是古稀之年的李端棻，矢志改革教育培育新人的初衷一直不减。他曾撰写了一副对联，请人木刻后悬挂在经世学堂内。上联是：我犹未免为乡人，甫邀恩命释回，莫补前愆，敢谓藐躬堪表示?下联是：师不必贤于弟子，所愿英才崛起，突超先辈，庶几垂老睹文明。他还在一首诗中道：“糟粕陈编奚补救，萌芽新政要推行。暮年乍比皋比位，起点如何定课程。”其字里行间，流露出他对人才的渴望，对教育事业的记挂。他一生钟爱陶渊明的诗歌，却没有像陶渊明那样归隐田园，垂暮之年依旧在为国家的前途命运忧心，为教育事业而效力。

 

《李端棻与戊戌变法》崔晓冬

 

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了，新政虽然废除了，但已经建立的京师大学堂有幸得以保留，这就是后来的北京大学。可以说，如果没有李端棻当年的真知灼见和坚决主张，北京大学以及以后的诸多的大学即使终有诞生之日，但也不可能有现今这样悠久的历史，其他有百年历史的中学、小学亦然。追本溯源，都不应该忘记李端棻。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慈禧垂帘听政的清政府自知所谓“天朝”美梦早已破灭，在强大的世界潮流的冲击下，被迫采用新政的若干办法，下令兴办学堂，具体办法虽然有些改变，但主要内容与李端棻的主张是一致的。清廷颁布的《钦定学堂章程》即壬寅学制，就是在《京师大学堂章程》的基础上制定的，从京都到各地逐一推行，终于废除了科举、废除了八股，中国的近代学制也终于得以建立。

1907年李端棻病逝，终年75岁。临终前数日他还致信梁启超道：“昔人称有三岁而翁，有百岁而童。吾年逾七十，志气尚如少年。天未死我者，犹将从诸君子之后，有所尽于国家矣。”可谓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他留下遗嘱，将平时省吃俭用的1000两白银捐给贵州通省公立中学作办学经费。终其一生，李端棻为了中国的教育改革，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从漫长的封建体制到近代先进体制，是一个伟大的革命性的突破。李端棻首倡和推行一整套开启民智、适应世界进步潮流的新教育体系，为整个中国教育事业和近代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实在是功不可没。因此，我们认为称他为“中国近代教育之父”，是不为过的。